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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线-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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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到好的劳动者，企业应该提供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一些公司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更多的公司却没有。也许问题在于年轻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不害怕他们的未来，而企业不想要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吸引不安全的劳动者。也许劳动者自身一旦踏入了公司门槛，也会延迟利于其流动性的技能发展——返回学校并不容易——直到对他们而言已经太难去进行发展。
不管是什么原因，随着工作生命的延长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在知识密集产业，越来越容易发现他们自己拥有过时的和过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学术界，一般每七年就会有一年公休假用于知识更新。（芝加哥大学的教员除外：那里的人认为除了没有别的地方能够比芝加哥大学学习到更多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公休。）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像学界一样，也许雇员公休应该变得更为普遍一些。因为政府能够从劳动者人力资本更新中获得好处，所以可以考虑为已经工作了一定年限并决定休假进修或者再培训的劳动者提供税收优惠。这样的动作能够给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也允许这样的公休。
大学也应该采取行动。在美国，寿命预期自1900年以来已经延长了30年，这几乎是整个的工作生命长度。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高级学位，但大多数人仍然在其生命的较早时期就停止了正式教育，正如100年以前一样。教育仍然指向第一份工作，即使技术革新、竞争、更大的工作流动性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一份工作或者是第一个职业生涯并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个正式教育结束于21岁的系统很可能提供了太多第一份职业生涯头几年的信息，但是却提供太少关于之后半世纪的知识。那么，减少对早期专业化的强调而更多地在日后提供正式教育，是不是更合理呢？这样的话，个人就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和偏好的改变。
通过对那些觉得自身MBA教育培训的技能需要升级的高级执行官提供开放注册更新课程，商学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仍然有可能需要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进行再思考，因为这一系统结构是被设计为当学生离开校园时一般而言会在一生中受雇于同一家企业并从事于同一个职业。我们需要更多的模块式学位和在一生任何阶段都能够进入的高等教育系统（至少是各种教育项目），因此学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选择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
远程教育的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帮助个体在进行全职工作的同时也能及时更新知识，并帮助减少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学校已经提供只需要几周集中上课的MBA学位，其大部分必要的交流和讲授则是通过网络讨论组、电子邮件和网络讲课完成。这种项目会扩张。因此，帮助普通公民应对其生命中更大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会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革命。
储蓄
最后，劳动者在有足够的储蓄时面对不幸遭遇时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对太多的美国劳动者来说，其财富增长的幻觉都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房价。在这一次的危机之前，也就已经存在着财富幻觉——毕竟，如果你必须住在某处，那么如果你所住的房子价值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你真正拥有了额外的可支配的财富——这种幻觉最终随着房价的崩溃和留给借债者巨额贷款而破灭。
美国人需要更多的储蓄，而政府不应该鼓励人们更多的消费。随着普通家庭从这次危机中挣扎出来，储蓄率会增加。很多鼓励储蓄的方案被提出，这值得进一步去探索。比方说，我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建议用普通家庭采取创新的方法进行更多的储蓄。在他与斯罗莫。伯纳兹一起倡导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中，劳动者和他们的老板以及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起签约，承诺他们会将未来工资增长的一部分存入储蓄计划之中。该建议的关键在于，当劳动者承诺这样做时，额外增加的储蓄并没有让预算缩水而且不要求牺牲现有消费。因此，劳动者被“引诱”进行更多的储蓄，这一决定会被劳动者长时间自愿遵守——不然的话，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毁约。
也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未来安全的最重要来源是社会保障。不幸的是，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现购现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现在的付款者为现在的收款者买单，这在长期内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而未来的退休金获得者则不得不领取更少。这些真实的改变不得不发生，对社会保障我们不应该假装会存在没有痛苦的改革方式（比方说，通过在公司资产里进行投资）。这一系统需要被改革，主要方式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放慢福利增长的速率；越快地完成改革，那么成本就越能被公平地分散到各代人之间。
政府能力
最后，政府财政在这次危机遭受的巨大损失后必须重塑健康。政府支出的能力总是萧条时期银行和公众抗风险能力的来源。也许美国政府最大的资金不足的欠债就是医疗保险和补助。这又使得把健康保险成本控制排在政府议事日程前列多了一条理由。
通过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减除不必要的支出和增加税收来降低赤字，必然是答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两党派共同的努力来找寻所有的可能方案——包括加值税（一种全国的消费税）和碳税，这些方案都已经出台了。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其更高的收入税减免而抵消这些加诸于消费至上的税收。但是，只有富有者需要被征税来修补政府财政健康的概念与这一事实相抵触：这一税收概念对富者工作动力的扼杀效果大得多（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可以通过往税收低的地区搬迁和制定税收计划来实现避税。在所有可能性里，所有人必须扎紧腰带。
概要和总结
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被政策推动的，而这些政策是用于应对公众不断增长的不公平和不安全感，同时这些政策还助长了金融部门的过度扩张。修正美国经济的措施不会很容易而且将要求更多的政府介入。考虑到政府行为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在实施政府介入时应该谨慎而且带着批判精神。但是不作为将会让事情更糟糕。
对于年轻人，答案存在于拓宽各种途径让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成长。对于年纪大一些的，我们则必须帮助他们更新技能保持竞争力。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人，我们则需要在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找出办法让他们始终作为有生产力、有价值的成员参与到社会之中。这些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美国社会不得不在同情和理解之间找到平衡，来避免创造出一个依赖性强令人讨厌的寄生性下层阶级。
一些今天需要的改变可能看似与美国自我形象不符，美国一贯的形象是能够不受政府大手干预能够获得成功的企业家形象。然而，这一自我形象的中心在于任何一个人只要够努力就会成功，美国人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教育和医疗保险的不平等以及不安去昂的增加，特别是长时期的萧条，打击了这一自我形象。
一个不安的美国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担忧，因为这最终意味着一个更为向内审视不知何以自处的世界。世界需要美国进行改革。美国总是能够在逆境中重塑自身，因此现在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能够再次这样做。正是美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美国未来的希望。那么整个世界又会怎样呢？下一章我将进行讨论。
第十章 再现“蜜蜂的寓言”
1714年，伯纳德？曼德维尔，一个生活在英国的荷兰人，写作了《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这部散文诗小册子是对残酷现实、奢侈、以及富裕的统治阶层的控诉。比方说，在他虚构的蜂巢里对律师的刻画，几乎是一则毫无掩饰的对他所处时代英国的寓言，而这对于今天许多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律师，这个行业的诀窍之根本
乃是均分办案所得，聚敛资金，
……
他们总是故意拖延出席听证
却掰着手指计算聘请的费用
为了给一项邪恶的理由辩护
他们便去检索浏览法律全书
如同窃贼商店和客栈之所为
寻找着最能乘虚而入的机会
但是，在曼德维尔对律师进行了批评之后，他笔锋一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意义：富裕有权阶层奢侈的生活以及他们不断改变的时尚品味实际上给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因此，
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
可憎的傲慢又养活着另外一百万穷汉。
嫉妒和虚荣，是产业的奖励者；
其产物正是粮食、家具和衣服的变化无常；
这种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恶德，
竟然成为回转商业的车轮。
确实，当蜂巢中反对的声音变得足够强大，当腐败和过度消费被终结时，蜜蜂社会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了。曼德维尔由此简明地指出，充满了酷爱节约的储蓄者的经济体不能够实现长期的繁荣，因为如果没有人花钱那么就没有人赚钱。我们提倡节俭而压制借贷，但是在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你实际上不能够只取一端。
近些年，世界经济又开始变得像曼德维尔的蜂巢。美国的消费（以及一小部分其它富裕的工业国家，比如西班牙和英国）已经比它们生产或赚取得多，因此它们以借债来补偿之间的差额。而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穷国所做的则恰恰相反。
能源的利用也是实际商品消费的参考指标。2003年美国人均使用7。8吨石油，这一数字是法国、德国、日本人均消费数量的两倍；是中国的7倍；是印度的15倍。当然，美国的人均收入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其消费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还是不成比例地高出很多。而且因为其储蓄也相应的低，美国2006年的消费资金来源是通过借入世界上其他国家70％的储蓄来实现的。
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部分是因为美国政策鼓励借贷消费，不管是在平常时期还是作为走出衰退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也愿意满足美国的需要。像智利、中国、德国、日本、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这样的国家，则是通过一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来供给美国，同时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了购买其出口物资的资金；这跟曼德维尔时代手持挥金如土的贵族借条的商人是一样的。对于很多这类国家而言，为外国需求提供供给比起创造本国需求而言是一条更为稳定的增长道路。
这一互相有利但最终不可持续的平衡已经被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所打断了。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美国也开始认识到通过平民信用扩张支持的消费是不具备生产性的。深陷债务中的美国家庭，被市场价值低于抵押借贷的住宅所拖累，他们已经开始更多地进行储蓄。为了确保消费不会崩溃，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扩大支出，但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进行支出是有限制的。今天共同的预测认为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较为长期的缓慢增长。预测总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持续的高失业率将会将会为已经被停滞增长的工资所打击的中产阶级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从上涨的房价和财富的幻觉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西班牙和英国的家庭也处于类似的处境，而像希腊这样的更小的国家则在危机的边缘。
谨慎的宏观经济操作表明，赤字严重的国家应该压缩开支而增加储蓄。如果世界经济增长没有大大地减缓，那么具有贸易盈余的国家将不得不通过更多的支出来抵消这一转变的影响。理想中的情形是，这些国家中的富国——德国和日本——应该在国内像银行和零售部门提供生产力从而其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消费，同时这些国家中虽然穷但是发展很快的国家——比如中国和越南——应该逐渐减少其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并推动国内消费。
甚至存在这发展中国家开始再次出现大量贸易赤字的希望，从而能够将工业化国家拽出增长滑坡的泥潭，特别是多边借贷机构已经进行改革更加支持借贷。这种希望是不现实而危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安全地通过借用外债来扩大国内需求。问题在于国内需求通常在政府具备政治目的或者金融部门的动机发生扭曲的时候扩张得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础资源配置被扭曲了。可预期的多变机构的金融支持只会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之前增加不必要的铺张浪费。不负责任的外国出借人得到更多的补贴，而纳税人最终需要买单的财政窟窿却越来越大。当然，多边机构还是有一些发挥空间来为那些具有负责任政策的国家提供贷款的，这样的话那些拥有贸易盈余的国家能够不仅仅只是大量堆积外汇储备。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工业国家贸易赤字可持续的减少这一现象，其反应不应该是对应的发展中国家赤字和债务的扩大，而应该是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缩小贸易盈余的差距。
在实践中，这样的转变无论是对贸易赤字国还是贸易英语过，在短期内政治上都是十分痛苦的。就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美联储正在人为地将利率控制在极低的水平（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以此希望普通家庭能够重新启动消费——毕竟，家庭消费是今年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中国积极地介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以此来保护其出口。这些短视行为都使得从现有的不可持续的均衡中跳脱出来变得更为困难。
当然，正如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恩曾经说过的，“如果不可持续，那么它将停止。” 外国投资者已经越来越担忧美国政府为赤字融资而不得不发行的巨额债券。美国纳税人的大部分相信他们在繁荣时期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对于谁应该承担额外税收负担的战争可能会变得很丑陋。不想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的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因为它仍然能够从世界的其它地方很容易地吸引到资本。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害怕美国政府不能够达成为有序解决政府财政困难所需要的政治共识，他们可能会开始担忧美国政府会采用其一贯以来通过高通胀来降低其公债实际价值的作法。如果他们恐慌，他们将出口美国政府债券，进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利率由此可能不得不大幅提高以维护外国投资者利益，从而比预期地更为严重的减缓美国增长。这样的转变能够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消费，但是这种方式使得其经历的痛苦最大化。
即使现状比我们所预期的延续得要久，维持现有不平衡模式会导致长期后果。第一，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可持续问题。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他们的家庭会更多地消费。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对于世界而言，像美国郊区普通家庭那样进行消费和浪费是不可行的：正如印度前财长施旺特？辛哈所言，那时“世界”将不存在，我们将无家可归。技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从而使得消费对环境的破坏逐渐减小。但是，如果牺牲被平均地分配到全世界的话，消费增长从富裕的赤字国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合理的。
改变策略同样符合出口国的长期自身利益。尽管出口导向策略成功地促进了快速增长柄确保了稳定，日本的经验却让我们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是否应该坚持出口导向直到一国变得富裕为止——同时冒着在富裕之后停滞发展的危险——或者在变得富裕之前就转向更为平衡的发展路径。对于很多的出口国而言，比如中国和马来西亚，构筑能力的初始阶段早已结束。现在的挑战是拓宽其增长的动力，逐步撤销对出口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同时还要把竞争原则拓展到国内生产部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迫使自己从对全球需求的依赖断奶以外，没有别的替代性办法，因为如果中国不从别的国家更多的进口，那世界上别的国家吸收中国出口的能力也将是有限的。当然，比经济上丧失购买中国产品能力到来早得多的，可能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的政治容忍度的极限。
因此改变将会帮助全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对每个国家的长期都有利。但是改变确实会让打破舒适的现状以及既得利益。比方说，美国房地产业的政治说客完全不希望看到政府减少对房产市场的支持，尽管美国的住宅存量很可能已经比它能够支付的要多得多。同样的，中国出口产业的政治说客也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大幅升值。因此，我们被夹在金融上和环境上部可持续的全球需求模式与政治上难以改变的国内政策之间，左右为难。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杰佛瑞。弗里德曾著述写过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世界宏观经济不平衡就是表现为拥有持续经常账户赤字的大国和为这种赤字提供融资的新兴国家之间。当时崛起的新兴国家代表为美国，而当时的赤字大国则为德国。那时候德国从国外大笔举债来支持国内的消费繁荣，以此来缓解困扰魏玛共和国的潜在社会矛盾。这不是小事：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能保持其经济活力，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性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
美德之间经济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却是脆弱的，因为这两个国家没有哪个为这样资本流动的潜在含义作好了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得以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也没有提供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经济上的困境。德国方面，则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要的牺牲。
当大萧条来临时，美国国家都关注自己而忽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1930年6月，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进口关税，这一政策使得那些世界上的举债国更难偿还债务。这些国家要么债务违约要么推翻试图采取紧缩政策的当权政府。希特勒正是利用经济危机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在他于1933年1月上台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德国不会偿还其外国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务。他所传达的仇恨和复仇恰恰迎合了感觉自己被全球化经济剥夺了的德国民众。
美国没有像魏玛共和国一样的政治忧患，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进行变革所需的国际经济合作，各国采取投机的民族主义会严重伤害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民族主义，与对政府平衡劳资双方矛盾能力的盲目信仰一起，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它被称为法西斯。要竭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一历史的重演。
已经存在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还按照其过去的模式进行运作，那么它们在培育全球合作机制方面将会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们在运行方式上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能够更多地直接代表民众的利益而不是领导人的利益，更多地关注软实力而非硬权力。我将讨论这一方法是如何能够与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很好地结合。毋庸置疑的是，多边机构的软实力也能够被用于推动之前章节讨论过的美国所必需的种种改革。
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年9月，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们齐聚匹兹堡，建立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基础论坛。与其前身七国集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自称为世界经济保驾护航的组织排除了很多国家——为了实现对话避免过多的摩擦，这可以说是必须的，但同时却也是不民主的。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这一决定也是武断的：阿根廷是成员国之一，而GDP总量5倍于它的西班牙却只是通过欧盟作为间接的成员国。尽管如此，二十国集团的领导能够得到安慰的是他们共同应对危机进行了“协调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并对政策结果使用了一个极不常见的简洁的（在官方声明中）描述：“它起作用了。”它们继续说道：“今天我们发起一个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为落实这一框架，我们承诺制定一个流程，依此制订目标、实施政策并共同评估进展。我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分析各国或地区的政策框架是否协调一致。……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调整政策有助于推动更加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所以，成功携手应对了危机的二十国集团现在面临更大的挑战，即确保各国的增长与全球增长的再平衡相协调。这正是我所说的必须要完成的事。尽管在这场危机中二十国集团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是否有信心呢？
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信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刻，很容易让政治家们实施刺激计划，让中央银行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尽可能的刺激经济发展，因此不需要什么协调：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号召协调的刺激政策时，实际上是在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当各国在政治上需要进行痛苦的改革时，真正的困难出现了。这些改革短期看起来更有利于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而政治永远是本地的：全球经济可没有选区。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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