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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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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待竞争也有其它的角度。大多数局外人在思考中国时，想到的是奢华时髦的北京和上海，而不是那些落后得多的中西部省份。在发达国家中，基础设施要好得多；法律系统执法能力要强得多；监管结构更具预测防范能力而更少腐败；教育方面，不管学校在怎样不发达的地区，也仍然有所需的基本教育条件。
进行对比也许是有效的。在一项国际体育赛事中，一个参赛者被发现服用了兴奋剂。他由此由于违规而不能出赛。但是更为仔细的调查发现，当赛跑开始后，有一部分参赛者使用的是最新的特别根据空气力学制造的装备，这些装备是被赛事规则制定者们所允许的。这些赛事规则制定者又大部分来自使用这些装备参赛者的国家。另一方面，那个服用兴奋剂的参赛者使用的却是普通的便宜的装备。这里，到底谁在不公平竞争？在游戏规则之内，仍然是兴奋剂服用者违反了竞争规则。但是规则本身却造成了巩固了特定的优势造成了特定的劣势。
“不公平”这个词应该谨慎地使用，在使用时必须要考虑评估的框架；这个词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是不起作用的。比方说，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瑞克曾争论到货币低估也许是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以平衡其制度劣势的弥补性手段。显然，一旦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币值低估是不公平的（今天的中国运动员确实拥有先进的装备）。对于更穷的国家而言，它们不但不具备中国现在所具备的一些优势，它们还要与中国在出口方面进行竞争，这也是不公平的。不管怎么说，判断是否公平是非常难的。
反对持续的币值低估的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币值低估是补贴一国出口部门的方式之一，这种补贴实际是以进口者和汇率干预机制资金提供者的纳税为代价的。反对中国继续进行干预的论点认为这样的补贴并不能真正帮助得到补贴的人，同时让那些为补贴买单的人越来越不堪重负。
中国的很多产业发展已经超越了需要“朝阳产业保护”阶段。而且因为中国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他们所获得的任何补贴都在竞争中以低价的形式转让给了工业国家的购买者。因为其它亚洲经济体为了与中国竞争也在干预其汇率市场并对出口进行补贴，亚洲国家贫穷的普通家庭实际上是被征税来支持出口商的利益，最终是补贴了工业国家富裕家庭的消费。这种情况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
而且，从币值低估中建立起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没有效率的企业，造成二者均依赖币值低估才能维持竞争优势。这些企业最终会与支持币值低估的政治说客汇合起来。像许多没有效率的扭曲一样，币值低估在中国创造了大量利益既得的支持者，他们会极力维持现状。持续的币值低估将会继续增加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并进一步缩小其政策调控空间。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维持币值低估的努力造成了经济极大的扭曲，压制消费，在一个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国家进行极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投资，金融部门没有得到发展。
币值低估的代价
如果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从中国出口商手中购买美元以防止人民币升值，那么它必须以印钞为代价。如果人民银行过多干预，流通中大量的人民币将会推动通货膨胀。要避免通胀，人民银行需要在购买美元的同时发行债券，以此抵消超发人民币的影响。换句话说，出口商实际上是以美元兑换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这一过程现在被称为“冲销干预”（“消毒干预”）。人民银行使用出口商的美元购买能够赚取息差的美国资产，包括第一章中讨论的机构债券，从而在赚取美元资产息差的同时偿付人民币债券的利息。
如果美元资产的利息很低，而人民币资产利息很高的话，哪么中央银行实际上就是持有低收益的资产而发行高收益的债券——这意味着会有损失发生。如果这一负的收益差乘以中国价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不全是美元），这将导致中国财政预算巨大的漏洞。而且，人民币的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为了在进行冲销政策的同时又不承巨额损失，人民银行将整个经济系统的利息维持在比美元利率更低的水平，采取的手段则是强制银行维持家庭储蓄低利率以及对其发行债券维持低利率。
这种政策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中国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镜子。如果美国利率非常低，哪么中国就不得不保持低利率。这样做导致了中国信贷、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就像美国所发生的一样。由于没有使用利率政策来对冲这种趋势的自由，中国政府当局必须使用强制性的政策工具：比方说，如果信贷强劲的话，中国银行监管者就会放话紧缩信贷供给。一般而言，与政府没有牢固关系的私人企业将会不得不遭受这种信贷短缺的正面冲击。中国产业将经历从信贷盛宴到信贷饥荒的转变，而这打乱了企业的长期计划。
低利率还有另外的副作用：它减少了家庭收入，而且甚至会导致家庭为了充裕的退休计划略为顽强地反向增加储蓄。这压制了消费，进而让中国更依赖于外国的需求。更有问题的是，企业最大限度地进行借贷投资于机器替代劳力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同时在信贷供给停止时，存有这些资金）。这样一来，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却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其需求。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以极低的真实利率对企业进行贷款，给储蓄更低的利率让银行仍然有巨大的利息差收益。这一资本靠垫以普通家庭的支出为代价进行积累，允许中国的银行犯下巨额的信贷错误而不会破产。这同时也允许银行排除其他来源的金融竞争，比如说企业债市场。所有的银行需要做的只是让借贷差缩小一点点从而让企业不去发债而来借款，进而让企业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和吸引力。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相关的扭曲。危险之一在于，一个没有效率的、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会导致与银行关系好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与银行没有关系的企业则得不到贷款。在中国，主导的国有银行系统一般的借贷对象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贷款专员会因为贷款给国有企业而被控腐败——私有企业融资却极其困难。能够在国内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国有企业和能够从国外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外资企业的夹缝中，中国私有企业艰难地求生存。难怪在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有很多较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存在。如果中国想要更好地进行资本和资源配置，中国必须要对经济运作更有头脑，而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中国金融部门正在成为国家政策没有效率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没有好处。
被强有力的出口部门说客所推动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很可能危害到中国的发展。出口导向路径会像它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一样，带来中国的衰败。正如我们所见的，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说服中国
不管何时我在中国提到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一话题时，接待我的主任就会提醒我日本在1987年在美国压力下进行急速升值后所造成的错误。根据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从那个时期开始的灾难是由于它放慢了其最为成功的出口部门的增长而没有换得任何其他的利益。中国会选择更为缓慢和仔细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
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从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转向更为平衡的增长，这一转型日本开始得太晚了，所以现在才不得不在面对这一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国能够在其人口结构还相对年龄的时候开始朝更为平衡的增长路径转型（尽管老龄化将是独生子女政策不可避免的记过）。
中国所必须的改革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多边机构向中国民众解释什么是应该完成的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它们就可能找到感兴趣的听众。更强健的人民币将允许中国的中产阶级进口更为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渡假。更高的市场决定的利率也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将国有企业股份分配到社会保障系统中，将现有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打造得更为强健和覆盖面更广，这又能给中产阶级带来消费的信心。
当金融机构不得不为自己的借款支付更高的利息时，利润率会随之降低，因此他们将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贷款。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将会通过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进行融资，这将会推动企业提高透明度、改进公司治理、增加红利分配。企业债券市场能够成为银行的一个可行替代方案，这在所谓“关系”系统之外创造出一条融资渠道。如果银行丧失了最好的客户，他们就会不得不跳出“舒适区域”。他们也许会开始给中小私有企业进行贷款，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成长的空间。他们也许会扩大零售贷款，从而减少家庭在真正需要用钱之前的储蓄需要。中国能够变成一个不那麽生产者导向、资本密集的经济体，而变成一个更私人企业导向、不那麽依赖外国需求的经济体。
这样的转型并不容易，但现在时机已到。因为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外国农产品进口，将不会给在中国占到大多数的农民带来很大的伤害。国有企业流动性充足，因此这些权势集团能够承受由资本、能源、土地补贴减少而造成的利润损失。最近，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投资的减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改革必须从现在的稳步试验的渐进主义走出，它所需要的是进入多项不可预知的前沿的胆识——比如说，汇率、利率、以及一些受管制的价格的自由化。监管者将不得不极度谨慎确保银行系统不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崩盘：这是日本转型失败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教训。
在这个时点，有两个理由支持中国可以对多边机构和协议更为开放。第一，它非常依赖出口，而在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对这会造成威胁。中国能够通过多边机构的说服一定程度上避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因此中国有动力支持多边机构的发展。第二，中国所持有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暴露于所持有债券国家的不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之中。因此，从规范国家政策的强有力的国际经济协议中，中国能够获得的利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大。这意味着为了让中国认识到改变的价值，工业国家必须也证明自己是能够被说服的。
总而言之，现在对多边机构而言可能是个很好的时机，它们可以获得授权推动与中国有思想的中产阶级的直接沟通——通过文章、会议、以及互联网，用容易理解的措辞向中国知识分子解释其研究、分析以及建议。如果多边机构的角色能够被恰当的界定，中国的领导层也可能接受这一授权，特别是在一个别的地方已经做过的类似变革，而如果不进行这一变革的结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步入保护主义的路径的话。确实，二十国集团应该给予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灵活处置的余地，在成员国国家内部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从而能够实现之前提到的全球性调整的宏大目标。如果要获得更广泛的接受，IMF应该在推动政策改革方面，将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对待。在跳出“舒适区域”的过程中，多边机构没有任何损失，相反如果他们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也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宏观经济的最重要问题。
总结和结论
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和创造出现今如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社会”的断层是很深的。而且，因为这些不平衡是由于深层次被实施的国家策略所造成的，改变将会十分痛苦。这不仅仅是在这里调高利率、在那里增加税收的问题，也不是在别的地方调整汇率那么简单。痛苦在于国际机构想要把调整看得简单，而其后却一再为所期待的改变没有到来所惊讶。它同样还会给政治领导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改变对于别人来说更为容易，因此惩罚性的贸易制裁能够说服别人。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改变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很困难，尽管他们在长期都将从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经济以及更为持续的国内增长策略中获益。
降低持续的贸易盈余或赤字的行动需要国内的政治动力，因此，那些国际会议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省去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事能够得以完成。我已经说明像ＩＭＦ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从推动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和支持对穷国的援助这样的运动中得到启示。他们应该不再局限于领导人这个层面，而应该使用所有可能的现代科技手段扩张到更广泛的群众之中来获得各国国内的政治支持。他们应该直接与有影响力和有关系网络的人进行对话，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改变是必要的，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尽管调整需要代价但是最终会获益。多边机构应该帮助缩小国家之间的断层，帮助他们看到应该采取的行动。
这不是一个私人或非盈利部门能够承担的任务。可爱的考拉、热带雨林、赤贫的儿童激发出人们的爱心、思考、与捐助。全球贸易不平衡、汇率、以及粮食短缺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引发同样的公众同情，因此也不能由非政府组织来推动。这正是为什么资金充裕的多边机构必须涉足这些领域。与非政府组织不同，多边机构不用选择兴奋的、感性的话题来吸引资金：他们能够专注于影响全球未来的更为理性的领域。
最后，不管是使用大棒强力推行全球性原则，还是鼓励普通民众自下而上进行推动，多边机构所要引领的变革不会容易。同样，考虑给予多边机构影响国内政策的自由，这对于所有国家而言也非常困难。中国对于国内讨论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容忍度，甚至如我写到的，因为审查制度，中国卷入与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纷争。但是，即使是中国也越来越难以控制网上的讨论。在中国实际上的民主比其选举所反映出来的要多。不断增长的使用互联网的中产阶级正在获得对共产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最近，政府当局想要限制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阿凡达的上映的行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实例很少），这也许是未来事态发展的一个预示。无论如何，严厉限制与外界联系的手段也许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但最终将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共产党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而且，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国际公民的压力，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都在增长。
总而言之，多边机构应该在界定何为国际经济公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该与全球有思想的普通民众进行直接沟通，不再使用模糊不易于阅读的论文而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我的建议并不妨碍那些没有成果的国际会议的举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后记
我们正生活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如果我把作为一名学者在过去三十几年中经历的所有变化都反思一遍，那会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我第一次有机会感受计算机是在读电气工程学的大学二年级。之所以称之为“感受”，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见到或触摸到计算机本身。计算机被放在一个神秘的装着空调的房间内，只有经过特许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普通人通常是先在穿孔卡上写下程序，然后交给计算机业务柜台。当计算机没有紧急任务时，穿孔卡才被输入计算机中。只有当几天后我们满怀期待但却得到非常奇怪的结果时，才懊恼的意识到，当初提交的有些卡片上逗号放错了位置。一个在如今只需几分钟就能调试好的简单程序，那时要耗费我们几周的精力。
个人计算机的出现给学术工作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早先的文字处理机使我们脱离了打字机和修正液，但文字处理机很难用，尤其是需要用它形成数学方程式时。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设法做出了在电脑中看似正确的方程式，但随后的分析却发现这些方程式是错误的。当然，那时候的电脑游戏虽远不及现在这样复杂，但也随处可见。曾经就有位同学因为迷上了俄罗斯方块这种游戏而延期一年才取得了博士学位。我之所以没有上瘾只是因为我一点都不擅长于玩电脑游戏。
在我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那个时期，跨地区的联合研究还极为困难。越洋电话费用昂贵，文件也只能通过人工投递的平信来发送，这无疑使得完成整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查找相关文献得在图书馆中投入很多时间，而且通常我们只知道已经公开发行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相关文献。由于论文出版前要经过很长的准备时间，即使最新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往往是几年前写成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即将步入大学就业市场的几周前，突然在《财经期刊》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我毕业论文的核心思想，那时我会多么沮丧。（幸运的是，我们的论点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这能有力的证明我本人做了很多研究，但这样的经历仍让人感到失落。）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实是，我写这本书所用的笔记本电脑的处理能力是不久前我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时接触的那种足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大型计算机的千万倍，而成本却是那种大型计算机的千分之一。对我的孩子们而言，我的整个学生生活是在网络时代之前度过的。他们无法想象竟然有像我这样古老的人！科技戏剧性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三十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变使我充满希望，我想如今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在将来是能够被解决的。
这种棘手的问题有很多。赤贫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尤其是大自然似乎往往喜欢捉弄穷人。近期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强震，但没有这么大的伤亡，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建筑是防震的。贫困的根源以及大自然对于本就脆弱的人群看似缺乏同情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无力为人民建立基本的基础设施，无法保障让人民为自身建造安全和体面的生活的建筑。
工业国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当危机过后政府债务攀升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口也正快速老龄化，而且政府之前承诺的老年安全和医疗保健也可能成为泡影。因为政府也在勒紧裤腰带维持艰难的现状，并为将来做准备；如果再发生什么的话，将来的形势可能更严峻。
似乎还不止这些，我们正因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正报复在自己身上）。气候变化的迹象及其可能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看起来确有其事。尽管我们总有可能反应过度，但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需要设法想出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原料消耗的方法，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思索维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更多途径。
如果我们仍然对人类的足智多谋有信心，并且能够为其留出发挥空间，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能在将来被解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群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中国和印度有成百上千万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正在发挥着他们的智慧来面对挑战。目前，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企业是电动汽车电池研发的领先者），而印度企业正在生产着价格可以被接受的电动汽车。同时，工业国家在原子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以可行的成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几十年中逆转几个世纪的衰退，那么甚至是海地也可能利用近期灾难所造成的动荡来克服其历史中更大的灾难。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用处，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对发达国家采用何种方式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形成启示（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向发达国家说明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的方式）。凭借“医疗旅游”，富裕国家的病人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低得多的成本享受到急需的医治程序；而凭借“退休移民”，老年人可以移民到那些有益于健康但不那么昂贵的国家的退休社区中，这既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收入，同时也使治疗和老年救济成为更易负担的事情。相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工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会作为工业国家的计税基数，从而有助于工业国家供养其老龄化人口，同时也能平衡全球收入水平。移民们给家乡亲属的汇款能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印度、墨西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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