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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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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及60年代，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国家或者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中东国家富余的石油美元越来越多地流入西方各大银行，使得这些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随之攀升。20世纪90年代，向来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距离的外国基金，如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纷纷增持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债及企业债券，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因此，民间性质的贷款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融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不幸的是，即便在背负高额贸易赤字的时候，也很少有国家会自觉以认真的态度来规划本国的贷款与开支。大量的外国融资的确能够刺激人们作出浪费性的开支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训，无论增加的支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投资，依靠大举外债来快速增加支出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破产现象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支出太多而陷入了金融困境，不得不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剥离冗繁的政府福利性支出，以此实现更加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破产现象导致以借债来进行投资的出口大国（如东亚各国）削减投资，以弱化对外国融资的依赖程度。他们开始干预汇率，增加外汇储备，并在此过程中将其大量的储蓄投放到全球经济之中，准备贷给任何需要扩大开支的国家。由于东亚各国的进口能力弱化，国际上的剩余产品开始在其他地区寻求销售市场，结果导致全球经济更加失衡。前一章中所描述的经济断层线因此而更加严重。
储蓄与投资
在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理想世界中，一个国家的投资不应该取决于其储蓄水平。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面临良好的投资机遇，他们应该能够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而且不应该与他们的国内储蓄挂钩。因此，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其储蓄之间的联系程度应该很低。在1980年一份具有创意的文件中，来自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与来自大阪大学的查尔斯？堀冈证明这个假设是不准确的。他们指出，如果资本能够在国家间流动顺畅，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
这些发现可作如此解读。一个国家，尤其是布隆迪和厄瓜多尔这样的贫穷国家，不能得到足够的外国融资来满足其需要，因此他们不得不削足适履。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未必与第一种解读相斥。国家也有可能主动限制本国的外国融资，借此使其投资行为更加符合其储蓄水平。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克服前一章中所提到的组织缺陷，而且其投资机遇十分良好，为什么还会限制外国融资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与埃尔温德？萨布雷曼尼安（ 现供职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埃斯华？普拉萨德（现供职于康奈尔大学）二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我们考察了最近几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常项目盈余与其经济增长的联系。经常项目盈余就是一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盈余表示该国将储蓄投放到了全球金融市场，而赤字则表示该国借助外国融资来进行投资。经常项目盈余常常也意味着贸易盈余，即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大于其进口总额。我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正相关，即一个国家越是借助其国内储蓄来进行投资，其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利用的外国融资越多，其经济增长越慢。当然，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外国融资，可能是因为其储蓄相对不足，或者是因为投资过度而超出了其储蓄水平。但无论依靠什么来投资，我们发现一个国家投资越多，其增长速度越快，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通过投资，建设了更多的道路，生产了更多的机器，所有这些能够大大地提高其工人的生产效率。然而，外国融资在其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增长速度越慢。有趣的是，发达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至少是那些能够持续增长的国家，似乎总是竭力避免大规模的外国融资。
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环境，但这却阻碍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使得他们很难利用外国融资来有效地扩大国内民众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确实，除了外国直接投资（比如丰田汽车在中国设立分厂），外国融资的发展策程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扩大内需的决心，而非私营部门的意志。因为外国贷方注重的是国家及其政府的信誉如何，而不是该国政府所投资项目的具体特点。而且由于外国贷方比国内贷方的资格更老，外国贷方往往在考虑到投资项目的好处之际表现出非凡的宽容。此外，政治上的因素往往迫使一个国家加紧步伐进行外国融资，他们往往会过度使用这些资金，直到外国融资的渠道被封死方休。于是，接踵而至的破产倒闭风潮往往极大地遏制了经济增长。
偏向生产者的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
政府指导的、偏向生产者的增长战略往往会遏制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贷的对象是由上级命令来决定，而且国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有限，因此银行便无心去搜集市场信息，无心掌握信用评级技能。强迫财力薄弱的借款者关门或者迫使高风险借款者还款的法律架构几乎不存在。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政府确实会努力通过压低储蓄利率的方式帮助生产者。然而，因为银行间竞争有限，银行的工作效率往往会变得非常之低，员工傲慢无礼，官僚主义的程序过于繁杂。无论是谁，凡是想在发展中国家的公立银行兑付支票，必须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支票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柜台，被签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最后才出现在出纳员的窗口。效率低下，加上银行间竞争不足，结果导致利率差距非常之大。利率差距是指银行的贷款利率与银行资金成本（即储蓄利率）之间的差距。在巴西，即便是资信状况良好的公司进行短期贷款，其利率差距往往会高达10个百分点，而这在工业化国家却不足一个百分点。因此，很多本该由压低储蓄利率带来的一系列资本优势，却由于银行部门的效率低下而被抵消了。
不仅普通家庭从其储蓄中得到的利息微乎其微，而且他们发现，如果自己想贷款，难度却很大。给家庭放贷，即使在美国这样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也是有风险的，在欠发达的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将会加倍。信用记录追踪机制根本不存在。因为在正式的备案的部门就业的人数很少，而且相当一大部分的收入，比如工人给父母寄的钱，并不是建议在正式的合同关系之上，所以银行用来决定是否放贷的信息是少之又少。此外，因为司法制度并不允许银行处置公民的个人财产，银行不能轻易地以房子或洗衣机等作为抵押来放贷。
家庭的确能从放债者那儿贷到款，但是得付出尊严的代价，因为债主担心其拖欠不还，而且利率奇高，宛如天文数字。正式的银行体系为了防止发生拖欠不还的状况，也会设定很高的贷款利率（依然低于民间放贷者的利率），但是一些政客往往会被阻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称将会压低公立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公民的权益而“战斗”。而压低贷款利率也使得公立银行的贷款行为无利可图，从而迫使需要贷款的家庭转而求助非正式的、不受国家调控的放贷者。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这样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的确反应了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局面。
之前我曾经说过，总体而言，有两个原因使一个发展中国家亟需外国融资：低储蓄，或者投资额超过其储蓄额。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下一个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储蓄会非常少。
低储蓄与1994年墨西哥危机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很难获得零售贷款，因此他们一般不敢超出预算，而是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与美国金融部门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欠发达的金融部门使该国政府很难通过执行放松信贷的政策来落实惠民政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反而履行了本该由银行部门来履行的职责，比如先借款然后给享受优惠的选民进行汇款或补助，以使这些家庭能够扩大支出。因此，发展中国家低储蓄的原因就是本国政府背负了大量的国债，并通过借债来完成资助。通常来讲，这些财政赤字是由于给予了有政治上享受优惠的那一部分人过多的补助，这是基于政治逻辑，而非出于经济考量。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肯尼亚为例。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才得以维系下来，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463美元。但是，其议员每年的基本薪资却高达81；000美元，不仅免税，还有额外的补助和津贴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一番。曾经在一个大旱之年，肯尼亚议员们的公务用车型竟然为梅赛德斯 奔驰E级轿车，每月的基本车补多达4719美元。即便如此，这些议员们还不满意，竟然在议会厚颜无耻地压住缓解旱灾的议案，使其迟迟不能通过，同时以选区路况不佳为由要求提高车补。民众要求议员维护道路的呼吁如石沉大海，但是议员们提高车补的提案却通过了。在肯尼亚，这不足为奇。这些“公务员”的收入远高于大多数企业高管，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的收入还高。
当政府的贷款超过了可用的国内资源、而不能使用政府间贷款援助时，便转而求助外国的私人性质的放贷者。因为政府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而且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获得贷款，所以放贷者会愿意暂时给他们提供资助。然而，某些政府投机心理严重，竟会通过将本国货币升值来冲销债务，或者不停地筑高债台以期赖账。知道了这一点，国际上的放贷者便开始未雨绸缪了。他们便要求债务国使用外国货币来还款付息，因为这种途径不受债务国货币升值或变贬值的影响，并根据债务国负债水平来缩短还款期限，以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将贷款收回。
因此，已经无力向国内民众贷款的民粹主义政府，为了获取足够的资金，便转而求助外国放贷者，而不是选择控制开支。因此，外来贷款的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知道了这一点，外国放贷者便要求保护措施，贷款的政府为了提供这样的保护措施，只得牺牲国内现有债权者的权益，比如，负债过多的政府以外币形式借的债越多，最终其通货膨胀率就越高，这样才能弱化国内债权者要求还款的压力。此外，因为外国放贷者提供的都是短期贷款，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会把他们吓得拒绝给予政府任何资金。问题更大的是，放贷者本国内部环境的改善，比如利率上扬，将导致外国放贷者大量抽回资金。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中，这些因素兼而有之。当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的六年执政期将满。按照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一贯作风，他大肆扩大支出，以取悦于选民。1991年到1994年之间，储蓄额降低的幅度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在新增支出中，政府新增支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导致其经常项目赤字在2004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7％。就在大量需要外国融资的时候，墨西哥国内的政治事态趋于恶化。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愤怒的农民开始武装反抗政府，同年晚些时候，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多纳多？克罗西奥被暗杀。此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94年不断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从3％提到到5。5％），导致许多美国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抽回美国。
正当外国投资者在为是否要出资帮助墨西哥缓解经常项目赤字而犹豫不决时，墨西哥政府开始将其以比索偿付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了基于特索债券（Tesobono）的形态。特索债券（Tesobono）是一种短期债券，与美元挂钩，将使投资者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是，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云谲波诡，这样的举措也不足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纷纷开始抛售所持有的债券，将比索兑换成美元，逃离墨西哥。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随之耗尽，及至下届总统欧内斯托？塞迪略就职之时，一场危机已经充分形成，愈演愈烈。最终，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防止墨西哥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给予其一大笔贷款，持有特索债券的投资者得到了偿付，但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却经历了一场痛彻心扉的危机，而那些持有以比索偿付的债券的债权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是一场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危机，其内在的动因是政府开支过多。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与之不同。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某些国家虽然拥有不少储蓄，但投资过热；其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内部的私营部门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为了弄清楚当年的事情，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企业是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是如何进行投资的。
企业投资与管制资本主义
我在前面提出，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尽管某些贷款者享有优惠政策，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定的补助，但是从银行获取贷款的代价依然是巨大的。在这些经济体中，企业追加的投资，往往是来自企业本身的资源，比如，销售额和利润提高所产生的资金。对那些与银行有着良好联系的企业来说，这个做法有利于减少从银行的高息贷款。对于那些刚起步的、在银行部门没有关系的小企业来说，高息贷款则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企业总是只有在实现快速发展之际才会利用自身积累的利润大幅扩大投资。有利于生产者的战略有利于实现这种增长，因为经济体中的剩余资金被直接分配给生产者，提高了他们的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这样就绕开了家庭或者不能有效放贷的金融体系来进行，规避了了曲曲折折的复杂程序。
这样的一种资源配置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利的。盈利状况良好的企业，可能有较好的投资机遇，在现有业务上追加投资的资源就比较多。因而，盈利推动投资，使得国家或银行免于做出政治性投资决策。当然，这样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即企业会继续追加投资，直到生产能力过剩、利润消失。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小国家，世界市场往往足够大，使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生产能力过剩则是一个明朗而切实存在的危险因素。
为了缓解这类问题，企业会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韩国的财阀，即广泛涉足建筑和电子等领域的企业集团，以及印度的家族式企业集团，比如主要从事钢铁和汽车制造的“塔塔”与业务遍及水泥和移动电话等领域“伯拉”，基本上都承担了与银行类似的角色。他们在企业集团内部设立资本市场。尽管发达国家经常存在企业政策的焦点不在企业集团的问题，导致很多公司历史上辉煌一时却如昙花一现，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立顿工业公司，但是，企业集团在发展中国家却被证明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其另一个选择，即依赖金融体系融资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太大。
当然，如果企业想是想真正的快速增长，内部基金是不够的。另外，刚刚进入新兴产业的企业也需要融资。快速增长的新企业便转向国内银行来贷款。如果国内储蓄不足，它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国家是企业所采取的做法。
投资过度与1998年东亚危机
我们已经了解了东亚各经济体所走的外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之后，便开始增加投资了，其资金来源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规模流入的外资。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三国为例，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从1998年29％的高位增长到1996年的42％。
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根本无力进行如此高水平的投资行为。野心勃勃的公司梦想着引进硅片制造设备、设立石油化工公司和钢铁联合企业。1995年12月，泰国成立了一家投资12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是由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制造商得州仪器和泰国阿尔华特集团共同出自筹建的典型的合资企业。这个半导体工厂的制造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计划生产16兆及64兆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其产品由得州仪器负责购买。最终的目标是建立面积为4000英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名为阿尔华特科技城，以同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相竞争。这一愿景是很宏大的，但也许有点过于宏大而脱离实际了。
在最初发挥了信贷分配及建立强大的国营龙头企业之后，东亚各国政府便从信贷分配的业务上撤了出来，因为企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也日益复杂。信贷分配的任务便下放给了国内银行。
国内银行在以往曾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来克服了不利于贷款的因素，比如强制还债的困难。通过与定期拜访和会见客户。这样的做法能够使银行接触到一些不公开的信息，其作用类似于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席位的作用。此外，鉴于外人接触这些信息有一定难度，银行便对贷款者有了一定的控制。借款者担心银行会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贷款，以及其他银行也不肯贷给他们，所以，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还本付息。
这样的关系有很大的代价。银行不能轻易地给现有关系圈之外的人提供贷款。而且他们所支持的企业客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早就该倒闭的企业。外人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个企业内部真正发生的事情。企业的做法是不透明的。企业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和交叉持股公司内部或相互之间的现金流状况也是不透明的。很难评估一个企业与银行或政府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也无法准确估计其能够或明或暗地得到的贷款金额的多少。此外，万一公司发生破产，在清偿债务的时候其他投资者在要求公司财产方面是否具有相对优先权也不确定，而且缺乏一套明确的、有效执行的破产法规，这都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企业投资的增速超出了国内资源可以承受的水平，他们便不得不转而求助外国资本。但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是银行，这些银行对申请贷款国内部的企业知之甚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在法庭上通过强制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国内的银行都与企业都着密切的联系，而国外的银行与国内银行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愿意给予企业长期贷款，不愿承担企业可能会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带来的风险。
外国放贷者通常会同意以外币的形式给予短期贷款，通常不是直接贷给公司，而是先给该公司所在国家的银行，然后通过该银行再转贷给需要贷款的公司。贷给国内银行实际上把政府也拉了进去。因为，除非政府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关门大吉，否则一个健康的政府必然会出手救助陷于困境的银行，从而也救助了给这个银行贷款的外国投资者。其他外国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也加入进来，成为资产组合投资者，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问题萌芽之际抛售并撤出这个国家。
公司从国内有关系的银行获得的贷款也往往是以外币的形式。因为银行想要将货币风险转嫁给企业来承担。企业也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因为以外币的形式取得的贷款的利率相对较低，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起来一直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管制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处理来自外国的大量资金。当资金不足、政府指导借贷的时候，大型项目往往在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之前就经过了认真审查。尽管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享有使用资金的特权，并获得过多的利益，至少还存在一层监督。另外，企业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因为一旦拖欠不还，将失信于长期合作的银行，这意味着可能永远不会再获得这家银行的贷款了。但是现在，由于国外放贷者的资金充裕，而且这些国外的放贷者认为自己的利益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很少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各投资方竞相放贷，国内企业也不用担心被国内银行永远拒之门外了。企业开始变得不谨慎，国内银行掌握着过多必须贷出去的资金，也无奈地放下了高傲的架子，希望企业能够从自己这儿申请贷款，完成放贷指标。
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商品房市场和制造业过度投资引起的。虽然社会关系良好的精英和投资者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很多利益，但最终经济崩溃的风险却要由政府和当前及以后几代国内的纳税人来承担。外国融资其实是私营部门将系统性违约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进而将风险社会化的一种途径。
少数几个政府的行为就是这一问题得最佳明证。比如，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出“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其中包建设括巴贡水坝（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综合办公大楼的双子塔（世界最高的大楼之一）、超现代的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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