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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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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事，”马里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她与洛丽·彼得森可能有一样相关之处。布兰达·史代普大约在六个星期前去过弗吉尼亚医院的急诊室。”
“为什么？”我惊奇地问。
“有个小交通事故。一天晚上她倒车出车道时被撞到了，没什么大不了。她自己报的警，说她撞得有点头昏。不久后来了辆救护车送她到急诊室。她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接受观察、照X光，结果没事。”
“她接受检查时，洛丽·彼得森在值班吗？”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线索。我问过医院，洛丽·彼得森那天在值班。我查过所有那天可能在的人，医护人员，大夫，你想得到的都查了。但没查出什么鸟，只是感到怪说模橇礁雠丝赡芘龉妫蔷换嵯氲酱丝棠阄一嵩谡饫锾致鬯堑哪鄙卑浮！�
这个想法像低伏特的电击般穿过我。“马特·彼得森呢？他那晚有没有去医院看他太太？”
“他说他在夏洛茨维尔。那天是星期三，大约在晚上九点半至十点。”
我想医院当然有可能就是那个交集点。任何在那里工作的人，或有机会看到记录的人，都有可能认识洛丽·彼得森，或者看到布兰达·史代普，她的地址会列在急诊卡上。
我建议马里诺彻查所有那晚在弗吉尼亚医院工作的人。
“这只需要去查五千个人，”他回答，“何况，杀她的那厮可能那晚也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所以我也往那方向查。目前看来并不乐观。那个时段一半的病人是女人，另一半不是心脏病发作的老家伙，就是撞了车的两个小伙子，不是没活过来，就是还昏睡不醒。很多人进进出出，老实说，那地方的记录差劲透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在那里，也不会知道有哪些人从街上逛了进来。可能有些人像秃鹫似的进出医院，寻找被害人——护士、医生、有小问题的年轻女人。”他耸耸肩，“他可能是送花的，常常进出医院。”
“你提过两次了，”我说，“关于送花那一点。”
他又一次耸肩。“嘿，我做警察前曾经送过一阵花。大部分的花都送给女人。如果我四处闲逛想找女人干，就会去送花。”
我真不该问。
“事实上，我就是在送花时遇上我太太的。替一个跟她约会的家伙送她一把甜心花束，红白两色的康乃馨和两枝甜心玫瑰。结果我比花更让她印象深刻，她男朋友的心意完全白费了。那是在新泽西州，两年后我搬到纽约当了警察。”
我郑重考虑以后再也不接受送来的花束。
“这是题外话，只是突然想到而已。不论凶手是谁，他一定在做些什么，他所做的事让他有机会遇见这些女人。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我们开车经过东区购物中心，然后右转。
不久，车辆逐渐稀少，我们开过布鲁克区高地，此处一般就称为高地。那个小区所在之处的高地几乎像个山坡。它是城中较老的小区，但过去十年间陆续有年轻的专业人士搬入。街的两侧是一排排同样的房子，有些还荒废着，有些用木板钉起来，但大多数已经修复翻新，阳台有繁复花样的铁栏杆，墙上是彩色玻璃窗，相当美丽。高地往北只几条街光景就差了很多，路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过几条街是联邦补助兴建的住宅。
“有些房子卖到十万以上，”马里诺将车减速，像在爬行，“但就算你送我，我也不要。我曾进去看过几家，好极了，可是我决不会住到这种地方。好多单身女人住在这里。简直是疯狂。”
我在看里程表。佩蒂·刘易斯的房子离布兰达·史代普的正好六点七英里。这两个小区差异之大、距离之远，令我无法想象地点会是一个相关因素。这里也有人在盖房子，就像布兰达家附近一样，但建筑公司与工人不太可能相同。
佩蒂·刘易斯的家夹在两户人家之间，是一栋优美的石材房子。红色的前门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石板屋顶，前面的门廓围着刚漆过的锻铁栏杆，后面是围墙和种满了大玉兰花的庭院。
我看过警方的照片。当你看着这栋建于世纪初的优雅古屋时，很难相信有恐怖的事会在里面发生，她家世代富有，住在谢南多厄山谷区。我猜这是她能住进这里的缘故。她从事自由写作，经过多年埋头创作，如今终于受到肯定，退稿信早已成为历史。上个春天《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一篇她的短篇小说，今年秋天—部小说即将出版。现在只能算遗作了。
马里诺提醒我，凶手还是从窗子爬进去的。这扇窗对着后院，通到她的卧室。
“在二楼那边的尽头。”他说。
“你的推论是他爬上最靠近屋子的玉兰树，攀爬上阳台屋顶，然后穿越窗户？”
“这不只是推论，”他反驳道，“我确信如此。除非有梯子，不然他不可能用其他办法进去。爬上树，跳进阳台去开窗并不很困难。我知道，我试过，看有没有可能做到，结果一点问题也没有。只要那家伙的上肢有点力气，就可以从那根很低的粗树枝抓住屋顶边缘，”他指了指位置，“然后撑起来爬进去。”
房子的天花板上装了风扇，但没装空调。根据佩蒂的一个不住在这里、但每年来访几次的朋友说，她常常开窗睡觉。简单地说，这是个舒适与安全间的选择，她选了前者。
马里诺慢吞吞地做U形转弯，我们继续往东北方前进。
塞西尔·泰勒住在津特园，这是里士满最古老的住宅区。那里有宽广的维多利亚式三层楼房，房外四周的阳台宽大到可以在上面溜冰，还有角楼，屋檐上有齿状花纹。院子里种满了玉兰、橡树和大杜鹃，阳台柱子和后院花架上爬着葡萄藤。我仿佛能看到窗后昏暗的客厅、褪色的东方地毯、雕琢的家具与壁饰，还有满坑满谷的各式小摆设。我不会选择住在这里。这个地方让我联想起挂在别的树上的藤蔓植物，使我感到遭禁闭的恐惧。
她的房子是两层砖楼，与她邻居的比起来并不起眼。这里离佩蒂·刘易斯的家有五点八英里。在黯淡的阳光下，石板屋顶像铅板一样闪着光。木窗和门都是光裸的，还等着塞西尔来漆上新漆，如果她能活得够久。
凶手从屋子北边树丛后的地下室窗口进入。那里的锁坏了，就和其他东西一样等待修理。
她是个美丽的黑人女子，刚与一个住在泰德沃特的牙医离婚不久。她在一家投资公司当接待小姐，晚上去大学上课，修商科学位。她最后被看见还活着是一个星期前的星期五，大约在晚上十点钟，我估计是她死前三个小时。她同一个女友在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然后径直回家。
次日即星期六下午她的尸体被人发现。原来塞西尔约好要和朋友去购物，她的朋友看见她的车停在车道上，却等不到她回电话或开门，于是开始担心，便从卧室窗帘微微分开的缝隙往里看。塞西尔被绑的赤裸身体横在混乱的床上，那景象一定使她的朋友难以忘怀。
“芭比，”马里诺说，“她是白人，你知道。”
“塞西尔的朋友？”我忘了她的名字。
“嗯，芭比，就是那个发现塞西尔尸体的有钱朋友。她们两个总是在一起。芭比开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是个艳丽的金发模特儿。她老是待在塞西尔的家，有时候到清晨才回去。如果你问我，我看她们是对小情人。我想不通。为什么？两个都美得让人眼珠子掉下来。你会以为一堆男人无时无刻不追着她们跑——”
“说不定这就是你的答案。”他实在惹人厌烦。“如果你对她们的疑心有道理。”
马里诺狡狯地一笑。他又在嘲弄人了。
“嗯，”他继续道，“说不定凶手在附近开车兜风，一天晚上看到芭比钻进她红色的保时捷跑车，就以为她住在这里。也可能有天他跟踪她，结果跟到了塞西尔的家。”
“然后他误杀了塞西尔？因为他以为芭比住在这里？”
“我只是猜想。像我所说，芭比是白人，其他被害人也是白人。”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片刻，瞪着那房子。
被害人不同的族裔也让我不解。三个白种女人，一个黑种女人。为什么？
“我还有个想法，”马里诺道，“我在想：对于每个案子，凶手是不是都有好几个候选人？像从菜单上选菜一样，结果他要了可以负担的那一道。说来奇怪，每次他去杀人，被杀的女人就刚好有扇窗不是没上锁，就是已经打开或坏了。我觉得，他要不是随便兜风寻找看上去独居，房子又不安全的女人，就是他心里有很多女人，也有她们的地址，然后他一处处查看，一个晚上去很多地方，看哪个比较容易下手。”
我不喜欢他的想法。“我想他跟踪每个女人，”我说，“她们是特别选出的目标。我想他可能在案发之前就去过她们的家，但结果不是她们不在家，就是锁上了窗。凶手可能习惯性地会去那些被害人住的地方，时机一到就下手。”
他耸耸肩，考虑着我的说法。“佩蒂·刘易斯在布兰达·史代普死后几个星期被谋杀。她死前一个星期曾出城去看一个朋友。所以他可能去找她，她却不在。当然，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谁会知道？三个星期后他杀了塞西尔·泰勒，但又一个星期后他再次出动，谋杀了洛丽·彼得森——谁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说不定他立刻就中了头奖。洛丽的丈夫忘了锁上窗户。凶手可能在谋杀洛丽·彼得森的几天前才同她接触。如果她的窗子上周末上了锁，他只有在这周末再试试运气。”
“周末，”我说，“好像对他很重要。他总是在星期五深夜或星期六凌晨一点左右动手。”
马里诺点点头。“唔，他算计过了。要是问我，我猜他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工作，所以选在周末动手，干过后有时间冷静下来。但也可能他另有理由，用这个来恐吓我们——星期五到了。他知道整个城市的人，像我和你，就好像误闯到高速公路中央的猫那般紧张。”
我犹豫片刻，但还是提了出来。“你觉得他对暴力的需要越来越高了吗？这些谋杀的间隔越来越短，是因为他受了新闻的撩拨，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他没有立刻回答，但开口的时候很严肃。“他对暴力上了瘾，大夫，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手。”
“你说那些新闻与他作案的形态没有关系？”
“不，”他回答，“我没那样说。他的模式是采取低姿态，闭嘴不引人注意，如果媒体不迭样渲染，他反而会忍不住吹嘘几句。那些耸动的新闻像是给他的礼物，他不需要多说，那些记者自然会奖赏他，而且是免费赠送。如果现在记者都不写他了，他会很受挫，可能更大胆。过一段时间，说不定他会开始送信、打电话想引记者再写他。他可能会出纰漏。”
我们静坐了一会儿。
然后马里诺再次让我大吃一惊。
“听起来你和弗特西斯谈过。”
“什么意思？”
“你说了那套新闻让他受不住，让他更快诉诸暴力之类的话。”
“他这样告诉你的吗？”
他顺手摘下太阳镜，放在仪表盘上。他看我时，眼睛里隐含着愤怒。“没有，但他告诉了两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鲍尔斯，另一个是坦纳。”
“你怎么知道？”
“我在局里的耳目同我在街上的一样多。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及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嗯，可能的结果。”
我们沉默地坐着。夕阳已经降到屋顶下，阴影笼罩了草坪和街道。马里诺刚才的举动像开了一扇门，把我们引入互相信任的坦途。他知道，而且他在告诉我他知道。我不知道我敢不敢把这扇门开得更大。
“鲍尔斯，坦纳，这些权力人士对消息走漏非常恼怒。”我小心地说。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弄得精神崩溃。这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当你同亲爱的艾比住在同一个城市。”
我只能苦笑。多合适。你对亲爱的艾比·特恩布尔说出心中的秘密，然后她把每个字都印在报纸上。
“她是个大问题，”他继续说，“简直就像有内线直接通到局里的中心。就连局长哼一声，她也会知道。”
“谁告诉了她？”
“这样说好了，我有怀疑目标，但没证据，明白吗？”
“你知道，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好像在说一件尽人皆知的事。
他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几天前有入侵入，想找洛丽·彼得森的档案。我们运气好发现了——我的电脑分析师偶然没照惯常的步骤操作，结果我们发现了侵入者留在屏幕上的指令。”
“你是说可能有人侵入几个月了，但你一点也不知道？”
“不错。”
他安静下来，脸色凝重。
我逼问一句。“你改变疑心的对象了吗？”
“嗯。”他只哼了一声。
“就这样？”我被激怒了，“没有别的话好说？”
“没。只有一句，最近你一定火烧屁股。埃伯格知道吗？”
“他知道。”
“我猜坦纳也知道。”
“不错。”
“哼，这可以解释好几件事。”
“比如？”我立刻惊慌起来，马里诺显然也看了出来。“比如什么？”
他没有回答。
“到底什么事？”我追问道。
他缓缓打量了我一会儿。“你真想知道？”
“我最好知道。”我平稳的声音掩饰了焦虑，那种焦虑正升级为恐慌。
“嗯，我这样说吧。如果坦纳知道今天下午你和我像这样一起开车出来谈话，他可能会把我撤职。”
我难以置信地瞪着他。“你说什么？”
“唔，今早我在总部碰到他，他把我叫到—边，对我说他和另一些高层人士要防堵消息走漏，要我保证绝口不谈这些案子。这种事哪需要他告诉我。他还说了些当时听不出有什么道理的话。重要的是我被禁止再告诉你的办公室——意思是你——任何办案进展。”
“什么——”
“像调查怎么进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等，都不该知会你。坦纳的命令是我们从你那里拿验尸报告，但即便你问现在是几点钟我们都无可奉告。他说有太多消息到处乱传，唯一制止的办法，是除了我们这些没有资料不能办事的人之外，不能将信息告诉任何人。”
“没错，”我抢白道，“也包括我。这些案子在我的工作权限范围之内，是否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一点？”
“嗨，”他平静地说，瞪着我，“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谈吗？”
“对，”我平静了点。“是。”
“我？我不在乎坦纳说什么。说不定他只是被你的电脑纰漏惹火了，不希望警方把敏感的消息给法医的走漏新闻专线。”
“请你……”
“说不定还有其他理由。”他自顾自喃喃低语。
不论是什么，他并没打算告诉我。
他粗鲁地换挡开车，我们驶向河边，往南去柏克莱低地。
接下来的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我没注意时间——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在难堪的沉默中静坐，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逝。我似乎成了残酷笑话的取笑对象，又好像有个除我之外尽人皆知的故事在流传。那种被隔离的感觉令我难以忍受，而深刻的恐惧动摇了我的判断力、敏锐度和理性。我不再有信心。
只不过几天前我还前途光明，现在却一片阴霾。消息走漏的罪名归到我的办公室头上。我企图将办公室现代化的结果是损坏了我一向维持的高度私密性。
就连比尔也不再确定我的可信度，现在警察又奉命不再给我消息，看样子他们不把我坐实成所有凶杀案的代罪羔羊绝不罢休。埃伯格即便不直截了当地炒我鱿鱼，也会慢慢将我踢开。他别无选择。
马里诺在看我。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停了下来。
“离那里有多远？”我问。
“哪里？”
“离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塞西尔的家。”
“七点四英里。”他看都没看里程表就脱口回答。
在目前的光线下，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洛丽·彼得森的房子。
她的家看起来空荡荡的，没人住，也没人照顾。阴影下的白色墙面有些脏，灰蓝色的木板窗一片阴沉。前面窗户下的百合花被践踏在地，可能是警察在那里仔细搜查每寸土地寻找证据的结果。门口还留有一圈围住犯罪现场的黄色警戒线，过长的草地里有一个啤酒罐，可能是有人随手把它丢出了车外。
她的房子是那种整齐、普通的标准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在每一个小城或小区都有。人们买第一栋房子时常会选择这样的，然后搬走，晚年时又回到原点。住在这里的人多为年轻的上班族、年轻夫妇，和那些子女长大离家、退休后搬回来的老人。
她的房子几乎与我在巴尔的摩念医学院时租的那栋白色墙面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当时也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对居住的环境毫不关心。我一早就出门，通常要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我的生活局限在书、实验室、考试与轮值中，并为如何保持体力与精神以熬过这种日子而伤脑筋。我永远不会想到，就像洛丽不会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决定取走我的生命。
“嗨……”
我忽然警醒到马里诺在对我说话。
他好奇地问道：“你还好吧，大夫？”
“很抱歉。我没注意你说了什么。”
“我刚才问你在想什么。你知道，现在你脑子里有一张地图。你觉得怎样？”
我不经意地回答：“我想她们的死与她们住的地方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不置可否，接着拿起对讲机，告诉警察局调度员他要下班了。我们的观光到此结束。
“十，四，七，十，”那傲慢的声音传回来。“十八，四十，五小时，注意你眼里的阳光，明天同样时间他们将要播放我们的歌……”
我猜他指的是警笛、枪火和人们撞成一团。
马里诺闷哼一声。“我刚出道时，局里顶多给你声招呼，哪有现在这一套。”
我微微闭眼，按摩着太阳穴。
第九章
我开车回家时，一轮明月挂在树梢。
茂密的枝叶在路边投射出移动的黑影，掺杂云母碎石的路面在我的车前灯下反射出点点光芒。空气清新且温暖宜人，是打开车顶或车窗的最好时候。但我的车门却上了锁，车窗紧闭，空调调在微风。
以往这样的夜晚会令我觉得很迷人，但现在只让我不安。
白天看到的景象如月光般还在我的眼前。它们跟定我，不让我走。我看遍那四幢在不同区域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不起眼。他怎么选的？为什么？我确信这绝不是随机发生的，这些案子一定有相关之处。我不断思索那些存在于尸体上的发亮物质。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坚信那些发光的物质联结起了他与被害人。
我的直觉到此为止，再试着往下想，脑子就一片空白。那些发光的物质会引导我们找到他住的地方吗？这会与他的职业或喜欢的休闲娱乐有关，使他得以接触他的猎物？或者会更奇怪，遗留下来的物质其实是从那些女人身上来的？
说不定这是每个被害人家里都有的东西，甚至来自她们身上或工作场所，也可能来自每个女人向他购买的东西。天知道到底来自何方。我们不能检验房子中、办公室里或被害人常去地方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
我将车转进自家车道。
车还没停稳，柏莎便打开了前门。她站在门前刺眼的灯光下，手搭在臀部，手腕上钩着皮包。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急着要走。我不敢想象露西今天的表现。
“嗯？”我进门就问。
柏莎开始摇头。“很槽，凯医生。那小孩。噢！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今天很坏。”
我精疲力竭，无以为继，而露西的情形也是每况愈下。总之，这是我的错，我没处理好，或者说，我根本不该那样对待她。
我对待成人可以粗率直接，无所顾忌，但我不习惯这样对小孩。我没有问她电脑遭入侵的问题，连提都没提。星期一晚上比尔离开我家后，我便把调制解调器收起来，藏到楼上衣橱里。
我的想法是露西会以为我拿去修理了，说不定她根本不会发现。昨天晚上她完全没有提到调制解调器不见了，但我注意到她没看我放的录像带，她在看我，眼睛流露出受伤的神情。
我做的事完全合乎逻辑。如果侵入我办公室电脑的人居然是露西，我把调制解调器拿走后她就不可能再做，而我也不需要当面指出来，弄得很难堪，给这次来访留下不美好的回忆。反过来说，如果侵入的情形再次发生，那就可以证明不是露西干的。
话虽如此，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理性为基础，就像玫瑰不是用辩论来灌溉。我知道，隐藏在知识与理性之下的，是一颗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心。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其实笨到极点。
我记起了童年。母亲坐在我床边回答有关父亲的问题，我多痛恨她和我玩这种游戏：首先因为有只“虫子”进入他的“血液”，所以他常常生病；或他必须忍受“某些有色人种”或“古巴人”带着疾病到他的杂货店；或“他工作太累，所以累垮了”。全部都是谎言。
我父亲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我上小学之前就已确诊。但一直到我十二岁，他的病情到了第三阶段的贫血时，我才知道他快死了。
我们欺骗小孩，虽然我们在他们的年纪时就已经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谎言，但我们还是照骗不误。真不知道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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