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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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说的意思，我的密码失效，要取用任何图表，必须要重新设定才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她越来越沮丧，“说不定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重新设定，变更密码。”
“先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眼下只要不输入洛丽·彼得森的档案，那么不论入侵者是谁，至少他找不到想要的数据。”
“这一次是没有。”
我僵住了，瞪着她。
她的脸阵青阵白。“我不确定。万一以前发生过，我也不会知道。因为以前没有用回显。你看这些指令，”她一指那张纸，“是在别的电脑上打的指令，但出现在这部电脑上。我通常不用回显，所以当你从家里打入时，你的指令不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星期五我走得很匆忙，可能不小心没关掉回显，或把它开了。我不记得了，但它是开的。”她满面愁苦地加了一句，“我想这未尝不是好事。”
我们同时转过头。
罗丝站在门口。
她脸上的表情……噢，别又来了！
她等我走出门口才说：“科罗尼高地的法医在一号线，一个阿什兰的警探在二号线。局长的秘书刚才打来——”
“什么？”我插嘴道，我只听到最后一句话，“埃伯格的秘书？”
她交给我几张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答道：“局长想见你。”
“真是的，他到底想干吗？”如果她再告诉我，我得自己去了解详情，我一定会发脾气。
“我不知道，”罗丝说，“他的秘书没说。”　

第六章
我无法忍受只能呆坐在办公桌前。我必须找点事情来让自己分心，不然就会完全失去冷静。
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而埃伯格又要求在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之内见到我。他不可能只是邀请我去喝茶。
我到处查看证据收集的进展。通常我会去楼上各个检验室拿证据，有时只是去看看我的案子的进展——就像个尽责的医生巡视病人一样。但此时此刻，这次例行公事却像是一趟暗藏危机又绝望的旅程。
司法科学局像个蜂窝，一间间小房间里塞满了各种检验设备，和身穿白袍，戴着塑料护目镜的人。
当我经过他们敞开的门口时，有几个检验专家对我点头微笑，但大多数人都没抬头，他们太专注于手上的工作，对路过的人毫无所悉。而我在想艾比·特恩布尔和其他我不喜欢的记者。
是不是某个野心勃勃的记者侵入了我们的电脑盗取数据？
这等事情发生多久了？
黑色桌面上凌乱散布的量杯、试管和酒精灯将我拉回现实，我赫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转进了血清实验室。挤在玻璃橱里的是一袋袋证据与一瓶瓶化学药品。房间中央则是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从洛丽·彼得森床上剥下来的被套与床单。
“你来得正好。”贝蒂跟我打招呼，“如果你想得胃溃疡，现在正是时候。”
“不，谢了。”
“嗯，我早得了。”她加上一句，“你怎么可能免疫呢？”
贝蒂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快退休了，她五官轮廓鲜明，淡褐色的眼里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或许有些羞涩敏感，看你愿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她而定。我第一次遇见她就喜欢她。这位首席血清专家做事非常精细，洞察力敏锐得犹如手术刀。她私下里热衷赏鸟，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一直没结婚，也从没因此后悔过。她让我想起我在天主教会学校读书时最喜欢的玛莎修女。
她长袍的袖口高高卷到肘弯，双手戴了手套。她工作的桌面上有排装了棉花棒的试管、一个采证袋、里面装了显微镜玻片的硬纸档案夹，和收了洛丽彼得森头发样本的信封。档案夹、信封与试管上面贴了由电脑打印的标签。这个程序是我最先想到用的，也是玛格丽特另一项程序设计的成果。
我模糊地记起最近一次在学术会议里听到的闲话。芝加哥市长突然死亡后的几个星期中，试图入侵法医部门电脑的事件居然多达九十起。很多人都认为侵入者是那些想追出验尸报告与毒物检验结果的记者。
谁？到底是谁侵入了我的电脑？为什么？
“他进展得相当顺利。”贝蒂在说着什么。
“很抱歉……”我不好意思地微笑。
她又说了一遍：“我今早同格拉斯蒙医生谈过。他一直在检验前两个案子的样本，两三天后就会有结果。”
“后面两个的样本你送去了吗？”
“刚送去。”她旋开一个棕色的小瓶瓶盖，“柏·弗兰德亲自送去。”
“柏·弗兰德？”我插口问道。
“又叫友善警官，我们这里都这样叫他。他也是个荣誉童子军。让我看看，开车去纽约大概要六小时，他在傍晚时分应该会送到那里的检验室。我想他们是抽签决定的。”
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她：“抽签？”
埃伯格想做什么？或许他想了解DNA检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每个人都对这个感兴趣。
“那些警察，”贝蒂说，“会去纽约或别的地方。有些人从没去过。”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去一次就足够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等他们试过变换车道或找停车位，就会想回来了。”
但如果他对DNA检验或其他事有问题，他可以发电子邮件送个备忘录过来。通常埃伯格都会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嗯，不只如此，我们的柏从小生长在田纳西，不论去哪里，他都非得带着那玩意儿一起走。”
“希望他这次去纽约没有带。”我嘴上应付着，但其实心不在焉。
“嗯，”她继续道，“他的队长叫他不要带，告诉他北佬那儿有关枪支的法律和这里不一样。柏来拿样本时一睑微笑，一面笑，一面拍着他夹克下的手枪皮套。原来他带了把约翰·韦恩拿过的那种连发左轮手枪，枪管有六英寸长。这些家伙和他们的枪，多么奇怪，真是无聊……”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在新闻中出现的小孩，他们侵入大公司与银行的电脑。
我家书房办公桌的电话后有一台调制解调器，我借此从家里联到这里的电脑。我绝对禁止别人碰它。露西了解如果她尝试取得我办公室的资料，将会有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她什么都可以动。虽然我如此承诺，内心其实仍有些抗拒。由于独住的缘故，我不免对自己的东西有强烈的领地感。
我想起露西发现藏在沙发垫下的晚报，也记起她问我洛丽·彼得森谋杀案时脸上的神情，以及我桌子上的那块软木板钉了我属下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表，其中包括玛格丽特的分机号码。
我发现贝蒂有好一阵子没说话了。她奇怪地看着我。
“你还好吗？凯。”
“很抱歉。”我又说了一次，并叹了一口气。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同情地说：“还没找到嫌疑人，我也觉得很烦。”
“似乎很难不去想它。”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在过去一小时内我几乎没有想到它。我确实是该付出全副精力，我暗暗自责。
“嗯，我不想说这种话，不过除非我们手上有嫌犯，否则DNA检验根本不值一文。”
“除非我们到达更深入的阶段，所有基因数据都像指纹记录一样储存在一个中央数据库内。”我喃喃低语。
“只要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存在，这种数据库就建立不起来。”
今天有人说过一句令人振奋的话吗？我的头开始阵痛。
“奇怪。”她往一张白色滤纸的小圈上滴磷酸萘，“你想，总该有人看过他。他又不是隐形人，更不会一道光似的射入那些女人的屋子。他以前一定在哪里看到她们，认定目标之后又尾随她们回家。照我看，如果他在公园或购物中心之类的地方游荡，总该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有人看到，只是我们不知道，提供消息的人倒是很踊跃，”我加了一句，“听说警方公布的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断，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谈不上有什么进展。”
“只是白忙一场。”
“不错。”贝蒂一边说一边不停手地工作。这个阶段的检验相当简单。她从试管里拿出我送来检验的样本，用水润湿再以滤纸擦过。她一小堆一小堆地处理，先滴磷酸萘，然后再加一点称为快蓝B盐的化学物质，如果有精液存在，几秒钟之内擦拭过样本的滤纸就会变为紫色。
我望着那一排滤纸上的圈圈，几乎所有的都变成紫色。
“杂种。”我说。
“而且技术很差。”她开始描述我正在看的东西，“这是从她大腿背而取得的样本，”她用手指着，“立刻就显出紫色。从肛门与阴户取得的就没有这样快。不过这是自然的。她自己的体液会影响到检验。除此之外，在口腔也有同样的紫色反应。”
“这个杂种。”我再次小声咒骂。
“不过你从食道取得的样本并没有显出紫色。很显然，大部分精液都留在身体外面。这种状况与我在布兰达、佩蒂与塞西尔身上发现的几乎一致。”
布兰达是第一个被勒死的，佩蒂是第二个，塞西尔是第三个。当贝蒂提到那些被勒死的女人时，她的口气像在谈熟人，让我为之一惊，但很奇怪，她们确实已变成我们家庭的一分子。在她们生前我们从没有机会碰面，但现在我们对她们又太过熟悉。
贝蒂把滴管转回那个棕色小瓶，我走到桌旁的偏光显微镜前，眼睛对准接目镜，开始调整焦距。我看到一些多包的纤维，平的，像丝带般，每隔一段不规则的距离会有些卷曲。这些纤维既不是动物的毛，也不是人造丝。
“这是我从刀上收集来的吗？”我几乎不想提这问题。
“不错，是棉料。别被你看到的粉红，绿色和白色骗倒。染过的纤维通常由多种颜色组合而成，不是肉眼可以分辨的。”
从洛丽·彼得森身上割下来的睡袍是棉布做的，颜色是淡黄。
我调整焦距。“我想这不至于是从棉纸或类似的东西上来的吧。洛丽似乎用那把刀来拆信。”
“绝不可能，凯。我已经查过她睡袍的样本，它与你从刀锋上采来的纤维一致。”
这是鉴定证人的说话方式——这样是一致的，有充足理由相信那样。洛丽的睡袍被她丈夫的刀割开，就等马里诺看到检验室的报告吧，我暗想。该死的！
贝蒂继续说：“我也可以就在这里告诉你，你现在看到的这种纤维与在她身上发现的，以及在警察认为凶手侵入的那扇窗上所发现的都不同。那些是深色——黑色，深蓝带点红，一种聚酯与棉的混纺。”
案发当晚我看到马特·彼得森穿了件白色衬衫。我想是棉织的，几乎不可能有黑色、红色或深蓝色的纤维。他还穿了件牛仔裤，而几乎所有牛仔布都是棉布。
他不可能留下贝蒂刚才提到的那种纤维，除非在警察到达之前，他换过衣服。
“没错，嘿，彼得森又不笨。”我几乎可以听到马里诸如此说，“自从韦恩·威廉斯的案子发生后，半个世界都知道纤维可以用来定罪。”
我迈出检验室，沿走廊来到尽头，左转进入工具痕迹与枪炮实验室，这里的台面上堆着满满的各式手枪，来复枪、弯刀、霰弹枪与乌兹冲锋枪，全被标为证据，等待上法庭的日子。手枪与霰弹枪的弹匣四处搁置，后面角落里有一个装满水的镀锌钢筒，专门用来试枪，水面上还悠闲地漂浮着一只橡皮鸭子。
从军法机构刑事调查处退伍的弗兰克一头白发，身形精瘦结实，正弯腰在看比测显微镜。我进来时他重新点上烟斗，他的话并没有任何我想听的。
从洛丽·彼得森家窗户割下的纱窗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窗网是合成质料，所以看不出来是哪种工具割的，甚至看不出切割的方向。我们无法确认纱窗是从屋内还是屋外被割开的，因为塑料与金属不一样，塑料不会有弯痕。
内外之分非常重要，这是我很想知道的事。如果纱窗是从屋内被人割开，那就不必再猜了，凶手并没有侵入房子，而是从房子里出来。在此情况下，马里诺对那个丈夫的怀疑很可能是正确的。
“我可以告诉你的，”弗兰克吐出一个个气味浓烈的烟圈，“是刀法干净，刀片之类很锐利的工具。”
“可能与割开她睡袍的工具一样吗？”
他漫不经心地摘下眼镜，拿出条手帕擦拭。“某种利器割开她的睡袍，但我不能说这与割纱窗的是同样的工具。我甚至不能给你特定的类别，凯。可能是锥子，也可能是军刀，或是一把剪刀。”
那条被割断的电线和野外求生刀则是另一回事。
根据显微镜检测的比较结果，弗兰克有充分理由相信是马特·彼得森的刀子割断了电线。刀刃切物后留下的工具痕迹与在电线被割断处的痕迹一致。我很不悦地又想到了马里诺。如果这把野外求生刀不是藏在马特·彼得森的衣柜抽屉里，而是放在外面，就在床边，这点间接证据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我仍坚信自己的假设。那个凶手看到洛丽桌上的这把刀，然后决定要用它。但他事后为什么要藏起来？而且如果这把刀割了洛丽的睡袍，又割了电线，那就同我设想的发生顺序不符。
我假设凶手进入洛丽的卧室时已经携带了凶器，也就是他用来割纱窗的刀或其他利器。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不用同一把刀来割她的睡袍或电线，怎么会用起那把野外求生刀？当他进入她的卧室时，是不是立刻就发现了那把刀？
不可能。桌子并不在床边，而且他刚进去时卧室一片漆黑，他不可能看到那把刀。
直到开灯后他才可能看到，那时洛丽应该已经被制伏了，凶手的刀子就在她的咽喉上。为什么他还会去拿桌上的求生刀？实在很不合理。
除非有事打断了他。
发生了什么干扰他的事，因此改变了他杀人的一贯程序，或者有突发事件让他决定改变。
弗兰克与我进行着各种揣测。
“这是假设凶手不是她丈夫。”弗兰克说。
“不错，假设凶手是陌生人，他自有一套杀人程序和杀人动机。但他与洛丽在一起时，有事发生，搅了局。”
“她做了什么……”
“或说了什么。”我回答，然后提出我的想法，“她可能说了让他暂时停手的话。”
“说不定。”他一脸怀疑，“她是有可能使他停了一段时间，而且时间长得足以让他看见桌上的刀，甚至想到使用那把刀。但据我看，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她回家时，他早等在她屋子里，也已经发现了桌上的刀。”
“不，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不？”
“因为在她遇害前，她已经在家好一会儿了。”
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
洛丽从医院开车回家，打开前门进屋后再从里面锁住。她走进厨房，把背包放在桌上，然后吃了一些点心。从肠胃的检验结果来看，她遇害前不久吃过几片奶酪饼干，那些食物几乎还没开始消化。在她遭到攻击时，那种恐惧会全面关闭她的消化系统，这是身体自然的防御机制。消化系统关闭后，血液流向四肢，使人或野兽可以准备战斗或逃走。只是她不可能反击，也无处可逃。
吃完点心，她从厨房走到卧室。警方发现她习惯在睡前吃口服避孕药。星期五的药丸不在药盒里，她吃了药，之后可能刷牙、洗脸，然后换上睡衣，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椅子上。我认为不久后凶手攻击她时，她已经躺在床上了。他可能躲在树下暗处监视她的屋子，等到灯关了、她睡着之后才动手。或者他根据过去偷窥她的经验，知道她什么时间回家，什么时间睡觉。
我想起她的床罩。床罩已经掀开，似乎她曾在床上睡过，而且我们没有在房子里找到任何挣扎的证据。
我还想到另一件事。
马特·彼得森提到的气味，那种带着汗味又有些腥甜的气味。
如果凶手有特别浓重的体味，那么他所到之处必定会留下气味。如果他早早藏在屋子里，洛丽回家时，那股气味应该已经飘散在卧室中。
她是个医生。
气味常表示疾病或毒物。医学训练使我们对气味很敏感，我常从现场血液的气味就可以判定被害人在死前是否喝过酒。如果血或肠胃内食物的气味像杏仁，可能有氰化物存在。若病人呼出的气味像湿叶子，那他可能得了肺炎。
洛丽·彼得森是医生，就像我一样。
如果她一走进卧室就闻到那股异味，她一定不会脱下衣服或去做别的事，而是找出气味的来源。
凯戈尼不会像我这么焦虑。我与我的前任从未谋面，但有时我觉得他阴魂不散。他拥有我从来没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弱点。在一个缺乏骑士精神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没有骑士精神的骑士，他招摇他的地位就像在盔甲上戴了羽饰，人人都看得到他的威风。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暗暗羡慕他。
他的死很突然。当时他走过客厅地毯去开电视看足球决赛，就此倒地身亡。在一个星期一的清晨，他自己成了开刀的对象。除了检查他的病理学家外，验尸间严禁别人进入。足足有三个月，没有人敢动他的办公室，所有摆设就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我猜只有罗丝把雪茄烟的烟蒂倒出了烟灰缸。
我搬到里士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办公室拆得只剩个壳子，清除各种遗迹，包括拿下他那张悬挂在宽阔大桌后方墙上并打着灯光的肖像，画中的他身穿正式长袍，一副铁汉模样。他还有满满一书架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念物，那种一般人以为法庭病理学家一定会收集，但其实不然的东西。我把他的肖像与那些纪念品一股脑儿捐给了弗吉尼亚医学院。
他的办公室现在是我的了，经过一番整顿，如今光线明亮，地上铺着皇家蓝的地毯，墙上挂着英国的风景画与其他文明世界的画像。我只有几样纪念品，唯一一样带点悚栗风格的是一个遇害小男孩的陶脸塑像，他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我在他脖子下绑了件毛衣，高高地放在一个档案柜上。他在上方以那双塑料眼睛监视着门口，在悲哀的沉默中等待有人叫出他的姓名。
我在这里工作时一直保持低姿态，让人感觉舒服，但又公事公办。我善意保持一种无色单调的作风。虽然我带着几分傲意地认为，与其被视为传奇人物，不如坚持专业风范，但内心深处不免对这样的想法感到怀疑。
我仍旧可以感到凯戈尼的存在。
人们不断说起他的故事，而且时间越久，说得越神。他在验尸时几乎从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过他居然能边工作边吃午饭。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猎，和法官相约去烤肉，上一任局长又如何被他震住，对他如何毕恭毕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们还是会不断比较。我唯一受邀请的打猎与烤肉活动发生在法庭上与会议中，我是炮轰的对象，烧烤的火在我的脚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长第一年的行径可以作准，接下来的三年就会像地狱。他随意侵犯我的领域，监察我的工作。每个星期我都接到他语气傲慢的电子邮件，向我要统计资料，要我回答为什么其他罪案在减少，偏偏凶杀案不断增加，好像弗吉尼亚州杀人案件的发生是我的错。
但他以前从未召开临时会议。
以往他若有事要讨论，不是送个备忘录，就是派助手来。无疑，他绝对不会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的工作成绩。
我漫无目标地膘过桌上一沓沓的东西，想找些东西加强武装，例如带些卷宗、记事本、垫纸板之类的。不知为何，想到空手过去便会让我有种好像没穿衣服的感觉。我掏空了检验袍口袋里一天来收集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放进一包烟，也就是埃伯格所谓的“癌症棒子”，然后走进黄昏的余晖。
他统辖着街对面蒙诺大楼的第二十四层。除了鸽子偶尔飞上屋顶之外，没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楼层工作。我没有见过他的办公室，因为从未获得邀请。
电梯门开启后就是一间宽敞的接待室，一个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麦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后的接待小姐红发齐胸，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当她视线离开电脑，抬起头给我一个训练有素的热烈微笑时，我几乎期待她会问我是不是订了房间，要不要服务生来拿行李。
我告诉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认出我的样子。
“我同局长四点钟有约。”我加了一句。
她查过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说：“请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会接见你。”
我在乳白色的皮沙发椅上坐下，望向摆着杂志与丝花的锃亮咖啡桌。上面没有烟灰缸，一个也没有，不但如此，有两个地方还贴着“请勿吸烟”的标志。
时间一分一分慢慢爬过。
红发接待小姐用吸管啜着矿泉水，专心致志地打字。其间她想到问我要不要喝饮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跃着急速敲击键盘，电脑哔哔作响。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错，她叹了口气，好像她的会计师刚刚报告了坏消息。
我口袋里的香烟像个硬块，我很想找个洗手间去抽烟。
四点半时她的电话铃晌了。挂了电话后，她以那副空洞、愉悦的声调宣布：“你可以进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剥夺职权似的满腹不悦，听到“斯卡佩塔女士”后应声而起。
局长办公室门的铜锁轻轻一转就开启，立刻有三个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只预计会见到一个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还有诺曼·坦纳与比尔·鲍尔斯，当鲍尔斯和我握手时，我直瞪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尴尬地转移视线。
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也会来这里？为什么自从我们在洛丽·彼得森家照面之后，他没有再找我？
埃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