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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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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托马斯主要是为大商店干活，也被头头遣派去为一些私人客户服务。此时的人们，还在以群情振奋的一致团结，来反抗对捷克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托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发现他正在靠洗窗子为生，往往就打电话点名把他请去，然后用香槟或一种叫斯利沃维兹的酒款待他，给他签一张十三个橱窗的工单，与他叙谈两小时，不时为他的健康干杯。托马斯于是就能以极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户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占领军军官的家属一批批在这片土地上四处定居，警务人员代替了被撤职的播音员从收音机里播出不祥的报道，而托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晕晕乎乎地前行，从一个酒杯走向另一个酒杯，如同参加一个又一个酒会。这是他伟大的节日。
他又回到了单身汉的日子。特丽莎在他的生活中突然不存在了，唯一能与她见面的时间就是半夜她从酒吧回来之后，当时他迷迷糊蝴半睡半醒，或者是早晨，轮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却要急着去上班。每个工作日，他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六个小时，一块没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从他少年时开始，这种自由天地就意昧着女人。
9
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他尽量回避这个问题，被进一步追逼，就说：“好啦，两百个左右吧。”朋友中的羡慕者说他吹牛，他用自卫的口气说：“这不算怎么多。现在我已经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两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个新的女人，不算多，对不对？”
与特丽莎成家以后，他这种生活方式有所束缚。安排上有些麻烦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性活动压缩到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从手术室到家里之间）。他精密地充分利用了那段时间（如一位山民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与现在突然赐予他的十六个小时相比，那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照我说，十六小时中他用来擦洗橱窗的八个小时里，周围都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妇，以及女职员，她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次潜在的性活动约定。）
他在她们中间寻找什么呢？她们的什么东西吸引着他？难道莋爱不仅仅就是永远重复同一过程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有一些细微末节是想象不到的。当他看到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时，能自然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样子（他作医生的经验更丰富了他作情人的经验），但这种近似的意念与准确的现实之间，有一道无法想象的鸿沟，正是这点空白使他不得安宁。
而且，他追求不可猜想的部分并不满足于裸体的展露，它将大大深入下去：她脱衣时是什么姿态？与她莋爱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将怎样叹气？她在高潮的那一刻脸会怎样变形？
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我”，确实隐藏在人不可猜想的部分。我们所能想象的只是什么使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什么是人的共同之处。这各自的“我”正是与这种一般估计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可猜测亦不可计算，它必须被揭示，被暴露，被征服。
托马斯在最近十年来的医务实践中，专门与人的大脑打交道，知道最困难的就莫过于攻克人类的这个“我”了。希特勒与爱因斯坦之间，普列汉诺夫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要多得多。用数字来表示的话，我们可以说有百万分之一是不同的，而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相同类似。
托马斯着迷于对这百万分之一的发现与占有，把这看成自己迷恋的核心。他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个使每个女人莋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
（这里，也许还可以说，他对外科的激情和他对女人的激情是同为一体的。即使对情妇，他也从末放下过想象中的解剖刀。他既然渴望占有她们体内深藏的东西，就需要把她们剖开来。）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问，为什么他从性面不从其它方面来探寻这个百万分之一呢？为什么不——比方说，从女人的步态、烹饪特点或艺术趣味上去找这种区别呢？
可以肯定，这百万分之一的区别体现于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但除了性之外，其它领域都是开放的，无须人去发现，无须解剖刀。一位女人吃饭时最后想吃奶酪，另一个厌恶花菜，虽然每一个人都会表现自己的特异，然而这些特异都显得有点鸡毛蒜皮，它提醒我们不必留意，不可指望从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只有性问题上的百万分之一的区别是珍贵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只能用攻克来对付它。就在离现在的五十年前，这种形式的攻克还得花费相当的时间（数星期，甚至数月！），攻克对象的价值也随攻克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增长。即使今天，攻克时间已大大减少，xing爱看起来仍然是一个保险箱，隐藏着女人那个神秘的“我”。
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的欲望（那种欢乐如同一份额外收入或一笔奖金），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托马斯谴寻着女人。
10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前者的迷恋是抒情性的：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理想，又因为理想是注定永远寻求不到的，于是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失望。这种推动他们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的失望，又给他们曲感情多变找到了一种罗漫蒂克的借口，以至于不少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们的放纵追逐所感动。
后者的迷恋是叙事性的，女人们在这儿找不到一点能打动她们的地方：这种男人对女人不带任何主观的理想。对一切都感兴趣，也就没有什么失望。这种从不失望使他们的行为带上了可耻的成分，使叙事式的女色追求给人们一种欠帐不还的印象（这种帐得用失望来偿还）。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总是追逐同一类型的女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什么时候又换了一个情人。他的朋友们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用一个名字来叫她们，从而引起了误会。
叙事性的风流老手（托马斯当然属于这一类），则在知识探求中对常规的女性美不感兴趣，他们很快对此厌倦，也必然象珍奇收集家那样了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为了避免朋友们的难为情，他们从不与情妇在公众场合露面。
托马斯当了差不多两年的窗户擦洗工。这天他被派去见一位新主顾，对方奇特的面容从他一看见她起，就震动了他。尽管奇特，也还算周全，将就将就，没有超出一般允许的范围（托马斯对奇特事物的兴致与费利尼对鬼怪的兴致不一样）：她非常高，比他还高出一截，不同寻常的脸上有修长细窄的鼻子。恐怕不能说那张脸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会抗议！），也不能（至少在托马斯眼中）说它毫无吸引力。她穿着便裤和白色罩衫，象一个长颈鹿、锻，以及机敏男孩的奇怪化合体。
她久久地、仔细地、探寻地盯着他，眼中不乏嘲意的智慧闪光。“请进，大夫，”她说。
他意识到她知道自己是谁，但不想有所表示，问：“水在哪里？”
她打开了浴室的门。他看见了一个洗脸盆、一个浴盆以及肥皂盒；在脸盆、浴盆与盒子前面，放着粉红色的小地毯。
又象鹿又象鹊的女人微微一笑，挤了一下眼，话里象是充满了反语或暗示。
“浴室都归你所有，你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做一切事。”她说。
“可以洗个澡吗？”托马斯问。
“你喜欢洗澡？”她问。
他往自己的桶里灌满热水，走进起居室。“你想叫我先从哪里动手？”
“随你的便。”她耸了耸肩。
“可以看看其它房子的窗户吗？”
“你想到处都瞧瞧罗？”她的笑似乎在暗示，洗玻玻仅仅是她毫无兴趣的一个古怪念头而已。
他走进隔壁的房子，这间卧室里有一个大窗子，两张挨在一起的床，墙上有一幅画，是落日与白样树的秋景。
他转回来，发现桌上放着一瓶开了盖子的酒以及两只酒杯：“在你开始大干以前，来点小东西提提神怎么样？”
“说实在的，我对小东西不介意。”托马斯在桌子旁坐下。
“能看看人们怎么过日子，你一定觉得有趣吧？”她说。
“我不能抱怨。”托马斯说。
“所有的妻子都一个人在家里等你。”
“你是说那些老奶奶，老岳母。”
“你不想你原来的工作吗？”
“告诉我，你怎么了解到我原来的工作？”
“你的老板喜欢吹捧你哩。”鹤女人说。
“这一次罢了！”托马斯显得惊讶。
“我给她打电话说要洗窗户，她问我要不要你，说你是被医院赶出来的著名外科医生。
这样，很自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有一种敏感的好奇心。”他说。
“这样明显吗？”
“看你眼睛的用法。”
“我眼睛怎么啦？”
“你眯眼，随后，就有问题要问。”
“你的意思是不想应答？”
多亏她，谈话一开始就是心旷神怡的调情。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与外部世界无关，都是内趋的，有关他们自己。谈及他和她可以触知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触摸性的补充更简单明白了。于是，托马斯提到她眯眼时，在她眼上摸了一下，她也在他的跟上摸了摸。不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看来她是有意设置了一种“照我做”的游戏。他们面对面地坐下，两个人的手都顺着对方的身体摸下去。
直到托马斯的手触到了她的下体，她才开始拒绝，他还猜不透她到底有几分认真。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大截了，十分钟以后他得去另一位主顾家。他站起来，说他不得不走了。
她的脸红红的：“我还得填那
六、伟大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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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我们才从《星期天时报》上读到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与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并共用一个厕所。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厕所并得又臭又乱的恶习，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尽管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者的儿子的大便。他们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让他把厕所弄干净。他发怒，吵架，动武，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希望长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用最吓人的俄国脏话破口大骂，飞身扑向环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电网。他扑中了，身体被钉在电网上，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
2
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所有的证据表明，他父亲杀害了给他生这个孩子的女人。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弃儿。人们从两重意义上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为震怒（毕竟，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也可以是出于喜爱（父亲会惩罚弃儿的朋友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
遗弃和特权，幸福与痛苦——没有谁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这对立的两面是如何交替，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其间距离是如何短促。
战争一开始，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总是出自内心地排斥他，指责他的肮脏。他，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能忍受这种不是为了崇高的东西（上帝与天使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为了大便的评判么？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
令人晕眩之近？太近会引起晕眩？
会的。当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地球便消失了，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一回事，毫无二致，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当斯大林的儿子朝电网跑去，将自己的身体投向电网时，这架电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盘，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3
我小的时候，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旧约全书》，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我总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就得有肠子。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褒渎神明。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诺斯替教与我五岁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纪，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声称：“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
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倒不如它是—个麻烦的神学问题。自从上帝给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念：他无须对人的罪过负责，然而作为人的创造者，他对人的粪便应负完全的责任。
4
到第四世纪，圣哲罗姆完全否定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莋爱的说法。另一方面，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埃里金纳则接受这一观点，并且还相信，亚当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样举起。我们不能将这一设想，当作男人害怕阳萎的寻常旧梦而随意打发。
埃里金纳的观点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认为靠简单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荫。经勃举，荫。经的勃举不是由于我们亢奋，而是我们的命令使然，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性亢奋的位置。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并非性交及其随之而来的愉悦，他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奋。记住：天堂里有愉悦，但没有亢奋。
埃里金纳的论点抓住了有关粪便助神学辩解要害。只要人获准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伦廷的耶稣）根本不排粪，或者（看来更有可能）不把粪便看成令人反感的东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对粪便感到厌恶。人才开始遮羞，才开始揭开面罩，被一道强光照花双眼。于是，紧接着厌恶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进了性亢奋。如果没有粪便（从这个词的原义和比喻意义来看），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xing爱，以及伴随而来的心跳加快、两眼昏花。
在我小说的第三章里，我讲到了萨宾娜半裸着身子，头上戴着圆顶礼帽，同穿戴整齐的托马斯站在一起。当时我有些事没来得及提到。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因为她的自我亵渎而亢奋。她忽发奇想，似乎看到托马斯戴着圆顶礼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马桶上并看着自己排粪。她的心突然剧跳起来，几近昏晕的边缘。她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发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5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有些人认为世界乃自然生成，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涉及到一些超越我们理智和经验的现象。更为现实的倒是这条界线，区分着两类人，后者怀疑人的生命是受赐的（不论如何赐予，以及由谁来赐予），前者却毫无保留地接受赐予观点。
在欧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后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创世纪》第一章，它告诉我们，世界的创造是合理的，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我们因此才得以繁衍。让我们把这种基本信念称为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粪（Shit）”这个词才以“s……”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中，这个事实与道德上的考虑毫无关系。你毕竟不能说大粪是不道德的！对大粪的反对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粪的程序，就是创世说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证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粪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你锁在卫生间里！），或者，我们就是被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作态”。
“kiscll”是个德国词，产生于伤感的十九世纪的中期，后来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
经过人们的反复运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义便渐渐淹没了：不论是从大粪的原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
6
萨宾娜对国家当局最初的内心反感，与其说是具有道德性，还不如说带有美学性。她倒不怎么反感当局管辖下的丑陋（把荒废的城堡变成牛栏），却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换句话来说，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五一节”的庆典。
她看见过这种庆典游行，是在人们依然有热情或依然尽力装出热情的年代。女人们穿上红色、白色以及蓝色的衣裙，游行者队伍齐步行进时，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红心、印刷字体。铜管小乐队伴随着一个个游行群体，使大家的步伐一致。当某个群体接近检阅台时，即使是最厌世的面孔上也要现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极力证明他们极其欢欣，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完全认同。不仅仅是认同当局的政治，不，更是对生命存在的认同。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这种庆典汲取了灵感。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共产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这种白痴式的同义反复（“生活万岁！”），使那些漠然处之的人对当局的论点和游行也发生了兴趣。对这一口号的盗用，表现了当局的威力和灵巧。
7
十年后（这时她住在美国），萨宾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国参议员，用他的大轿车带她出去兜风。他的四个孩子在车后座跳上蹦下。参议员把车停在一个带有人造滑冰场的体育馆前面，四个孩子从车上跳出来，开始在四周宽阔的草坪上跑起来。参议员坐在方向盘后，美美地看着那四个活蹦乱跳的小身影，对萨宾娜说：“看看他们吧，”他用手臂划了个圆圈，把运动场、草地以及孩子都划在圈里，“瞧，这就是我所说的幸福。”
他的话里面，不仅有看着孩子奔跑和绿草生长的欢欣，还有对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难民的深深理解。参议员深信，在那个国家里是不会有绿草生长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间，萨宾娜的脑子中闪现过一个幻影：这位参议员正站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检阅台上。他脸上的微笑，就是那些当权者在高高的检阅台上，对下面带着同样笑容的游行公民发出的笑。
8
参议员怎么知道孩子就意昧着幸福？他能看透他们的灵魂？如果此刻他们都不见了，其中三个向第四个扑过去并狠狠揍他，那又意味着什么？
参议员只有一条理由对他有利：他的感情。心灵和大脑经常意见不合抵触龃龉。而在媚俗作态的王国里，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统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冷落了的父亲，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
9
没有比政客更懂得这一点了。无论何时，一个照相机即将开拍，他们会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举到空中，亲吻他的脸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容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的社会里，竞争中的各种影响互相抵销或限制，我们居于其中，还能设法或多或少地逃避这种媚俗作态的统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不见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一旦某个政治运动垄断了权力，我们便发观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
我说到极权统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东西必将从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种个性的展示（在博爱者微笑的眼里，任何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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