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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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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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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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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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明。
　　　她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她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结婚呢？”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祝一下。”
我想她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她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的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她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我也奇怪，这些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嘁！”
　　　我想她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她去世后我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大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而反尔。这句话，她又是只说了半句。因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她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手术完美无憾”的现实吗？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有人相信吗？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我看着她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痛，略显迟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会一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是手术后一种虽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早从那时起就开始应验了这个预料。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
　　　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
　　　这一反复出现的情况，她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
她也就缄口不言了。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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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报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她是否不忍再用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
　　　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后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闹”；
　　　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判断的这一瞬间，唯恐怕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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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
　　　那我也不能原谅我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儿不舒服？
为什么我总是相信不相干的人比相信自己的妈多？
　　　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的珍贵，我特地留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验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和科学作对，无是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
　　　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你哪儿不舒服”吗？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
　　　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
　　　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
这真是“死无对证”了。
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不还是我自己的错！
　　　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小阿姨在一旁说“她说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清二楚？
　　　我为什么就固执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的病；
　　　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
　　　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后这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做手术。”
这样，什么样呢？
　　　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
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
　　　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可是人都不在了，再说什么也白搭。
　　　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就是为了
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他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蚂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的固执和心理障碍？
　　　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她说我错了，她也听不见了。
她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
　　　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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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眦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
　　　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逝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她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她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她。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余生不断地反省，而母亲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无法替她感同身受。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她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不住地去想。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这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是天意。
　　　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她说。
　　　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了，还有
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
　　　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来开导开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容对妈说，她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后，只好对胡容一诉哀肠。
　　　胡容试着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她，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她不过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
　　　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地一声跌坐下去，便说：“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很危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
　　　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力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来，她就是不扶。”
　　　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多多锻炼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
　　　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她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她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受累，她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了。
　　　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
妈又说不出。
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
妈说不累。
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
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
　　　胡容着急地劝导她：“您怎么能这样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还得活好长时间呢。”
　　　妈说：“是啊，谁不愿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
　　　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女儿，您去看唐棣。”
　　　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
　　　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练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
　　　可是过了一会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
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再练。
　　　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了。”
　　　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