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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脸-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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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深沉均匀地呼吸，驱走如潮水般袭来的恐惧感，回到那排书桌边，凝神于眼前这份档案。
这个文件夹里也有多种各类文件，要想在今夜看完，势比登天。全部拿回去慢慢看？万一被发现，只怕学校要给严重处分。她忙掏出照相机，但想起相机里也不过剩下二十几张胶卷，虽然自己又带了一卷备用，也不过是多出三十六张，而这文件夹里的档案有数百张，到底那些更重要呢？更何况在此时此地摄影，闪光灯必不可少，而闪光灯的电池只怕也撑不到拍光所有的胶卷。
还是先筛一下，择重要的文件拍摄，回去再好好研究。
想到此，她俯身仔细研究被摊开的文件，只见摆放在最上面的是几张写满了钢笔字的信纸，信纸的上方印着“江京第二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字样，下面第一行格子里写着“关于‘月光社’近期活动的内部汇报”诸字，还较为端正，而再往下的正文内容却是以潦草的行书匆匆写就，字迹极难辨认。
从这个标题上可以初步判断这份文件是个总结性的汇报，一定会大有帮助，叶馨便将五张信纸都照了相，准备回去认真研究。
在那汇报的最后，有个“星火”的落款，应该是报告者。
翻过这五张信纸后，面前现出一本装饰考究的簿子，仔细看，是一本日记本，绸裹的硬皮封面，拿在手里，很有质感。她打开那日记簿，一颗心忽悠一下，又高高提了起来。
只见封皮和扉页间夹了一张小字条，正是两天前自己留给沈卫青的传呼电话号码。
她感觉阵阵发冷：莫非是那个杀害沈卫青的凶手，无论是人是鬼，已经跟上了自己？
她喃喃自语：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为什么没有胆量露出你的面目？
转念一想，会不会是沈卫青的魂灵？就像上回父亲那样，为自己传递讯息。
她越想越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可是，这分明是个更荒唐的假设。
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本日记簿里应该藏有很重要的信息。但叶馨粗粗一翻那本子，又倒吸一口冷气：这日记簿似乎有上百页，里面的字迹虽飘逸多姿，但行云流水似的潦草，看起来只怕也颇费功夫。她想了想，便开始从后往前照相，准备今夜读一部分，剩下的放大后再读。她转眼就将一卷胶卷照完，在黑暗中顺利地从相机中倒了出来，放在了牛仔裤的口袋里。装上另一卷胶卷后，快门揿了一半，闪光灯亮起了电池不足的警告灯，她索性不再拍摄，将日记簿翻到，飞快地读了起来。
碎脸 第十章
第十章 知音稀
1967年1月23日，阴转小雪
最近突然又有了写日记的念头。我是那种生性疏懒的人，不到百无聊赖，绝不会动笔自说自话，日后看了，白白地多出一个取笑自己的机会。提起笔来，大概证明了自己的落落寡欢：依依转到前卫线医院去实习，我们俩硬是被拆散了，她又不敢抗旨不遵，一赌气，找借口请假回了老家，估计春节前是不会回来了。这据说是“铁托”在后面捣的鬼，将依依拉到了他身边，但决定是系里做的，我没有证据和他分辩，想找他打场架也没借口，更何况他爪牙众多，即便劲松和我并肩齐上，也是光荣牺牲路一条。是啊，劲松也离开了我，他革命热情高涨，跑到西南去串联，差点儿把我也拽上。
于是偌大一个世界，就只剩下了我一人。
医院里倒是人多。近来市里红卫兵各大派系的武斗频频，十八般兵刃齐上，更听说早已有些派系用上了半自动步枪，于是各医院难免成了“战地医院”。偏偏医院里有经验的大夫们大多被打倒了，或者在交代问题，或者已被流放，也有被斗死的，于是从病房到门诊，被那些革命但业务不见得精钻的二流医生们主宰，因为人手不够，实习生更是成了工蚁。我们这个实习组所有没参加造反的学生已经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了三天，今天终于轮到我有个整天的休息。
这一天我都用来思念依依，很闷，闷得想抽烟，但前不久看到英国的一个流行病研究，抽烟和肺癌有直接的关联，我已经下决心不再碰烟。为了解闷，我拿出好久不听的电唱机来，放上一张巴赫《Ｄ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一响起来，寂寞和苦念顿时消减了许多。
可是宿舍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同室的有两个在造反，另一个胆小怕事，也和他们一样不让我在宿舍里堂而皇之地听资产阶级的乐曲。吵了一回架后，我知道此时此刻一意孤行的艰险，又不愿就这么屈从，放弃欣赏我心爱的音乐，便想换个地方去听唱机。到哪儿去呢？学校的教室是个选择，教学的不正常化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毕竟还是有好学的人，自己去放一通音乐，不是存心让这些硕果仅存的未来社会栋梁心寒吗？
忽然想到一个好去处，解剖教学楼。
冬季没有解剖课的安排，平时也很少有学生去那里，几次经过那小洋楼，里面都是空荡荡冷清清的，和我现在的心情差不多。
入夜后，我抱着唱机出了宿舍。傍晚时就飘起了小雪，到这时已是满天满地的鹅毛。刚过了大寒，天格外的冷。这样的冬夜，应该和依依相拥在一起，在门口的小饭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水饺。可是现在，路灯投在雪地上的影子只有一条。
解剖楼门口黑黢黢的，我险些又被那高达一尺的门槛绊了一跤。是谁的无聊主意，在一个教学楼前修这么高的门槛？据说几年前解剖楼里有个盛福尔马林药液的大缸破了，福尔马林流出楼，污染了大片校址，这门槛就是为了防止类似的液体再流出来。谁知道呢。
我推开楼门时，心里竟有些发虚，大概还是因为听多了别人说这里常闹鬼的事儿。再想想，又有什么太可怕的？我寂寞得紧，即便是遇见了鬼，做个伴也没什么不好。那些鬼至少不是造反派，不会去批斗老教授。
我在朝西的那间实验室里设好了唱机，放上了一张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唱片，为了保持情调，灯也不开，坐下来，脚翘在用来放人体标本的实验台上，闭上眼，随着音乐，渐入佳境。
这时候，我觉得很知足，别人在造反，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莫名其妙地流血，而我优哉游哉地听着交响乐，实在不该再抱怨什么。当然，如果有依依在身边，生活就更完美了。
想到依依，耳边忽然传来一声轻叹，像极了依依的声音。
我猛然起身，四下巡视，黑暗之中自然什么也看不见。我想，也许是我想依依想得情切，产生了错觉，便不再多想，重新落座，专心赏乐。
乐曲绕在黑暗里，我浑身舒畅。但一阵脚步声忽然响了起来，轻轻的，仿佛是怕打扰了我这个夜游神。会不会是那帮造反革命的斗士？如果他们见我在这里享资产阶级的清福，一定会让我更好地“享受”。本校虽然尚未斗学生，但我听说工学院和建筑学院已经有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倒了。
所以现在应该迅速将唱机停了。
我还没来得及起身，唱机停了。
我的心跳几乎也停了。
“是谁在那儿？”在黑暗中，我并没有看见任何人影。
也没有人回答我。
可是从刚才的脚步声判断，绝不止一个人。
我的手心开始冒冷汗，一步步挪向实验室门口，拉亮了电灯。
教室内外，什么人都没有。
可是我一转身的功夫，唱机又响了起来，却是从乐曲的开头重新放起，仿佛有双无形的手，抬起了唱针，又放了下去。
我盯着那唱机看了许久，大口大口的呼吸，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镇定些。忽然觉得身后似乎有异样，转身看去，不由惊得几乎魂飞天外！
身后已满满地坐了一屋的人！
我瞬了瞬眼，想看清都是些什么人，但眼前竟又还原成早先空荡荡的教室，还有我嘴里因寒冷而吐出的白气。
“什么人，玩儿什么花样呢？”我气咻咻地叫了起来。要说我的胆量不能算小，否则也不会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坐在解剖实验室里听音乐，但此刻觉得自己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包围着。
“嘘……”一个声音不知从哪里发出，似乎在示意让我噤声，而我此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走！
我冲到唱机前，将唱针移开，谁知那唱针像是被钉在了唱片上，怎么也挪不动。我索性一把拉掉了电源，火星一闪后，插头从墙上脱出。
但唱片仍在转动，音乐仍在流淌。
我的血却仿佛凝住了，恐惧感阵阵袭来，我隐隐觉得，今夜怕是要失去我心爱的唱机了。
我缓缓向前伸出双手，忽然猛的抱紧了唱机，就在我触到唱机的一刹那，一股强劲的电流从唱机上发出，毫不留情地击中了我，我的身子立刻横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要不是穿着棉袄棉裤，这一跤定会让我伤筋动骨。
我知道自己斗不过超自然的力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敌进我退，飞跑出了解剖楼。
戏弄我的究竟是谁？我几乎敢肯定不是寻常的人，那么说，传说中的鬼故事都是真的？我想到头都痛了，而此刻夜已深，思路也有些混乱，就将所见所闻记下，今后有空，一定再深入研究一下。
1967年1月24日，中雪
一大早就踏雪去了解剖楼，西首那间实验室里空无一物，我的唱机就这么香销玉殒了。
一整天在急诊室帮忙，稍有空闲，就会发会儿呆，想念我的唱机，又会问自己：这是不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个低谷：和爱人夜夜思君不见君，和好友青鸟不传云外信，甚至连一个娱乐用的工具也保不住。
我咽不下这口气，不愿向命运低头。夜深下来的时候，我再次到了解剖楼，抱了一线希望，奇迹出现，能拾回那唱机，或者，夺回那唱机。莫说我并不信鬼神之说，即便真的是鬼，我也要和它闹一闹，辩个是非曲直。跨过高门槛，走上高台阶，我忽然停住了脚步。紧闭的楼门内，传来了隐隐的音乐声，正是我昨晚放在唱机上的《牧神午后前奏曲》！
我怒气冲冲推开了楼门，直闯入西首那间实验室，正想大声质问，到嘴边的粗话却咽了回去：只见实验室里只有两位老者，而且我都认识。一位是本校药理学的泰斗刘存炽教授，一位是一附院放射科的老主任江宓。刘存炽已年过花甲，据说早年曾在美国留过学，解放后回国报效，几乎以一人之力撑起了整个药学系；江宓是反动学术权威，本来也属于被专政的对象，但因为放射科里另两个中年骨干已经去了干校，剩下的年轻人对读片实在没底，好歹需要个导师把关，这才将江宓保了下来，我今天上午还和他一起读过一个因武斗而骨折的患者的X光片。再一想，记得不久前确是无意中和他议论过古典音乐。
江宓认出了我，似乎对我的到来并不惊讶，笑着打招呼说：“小萧同学，这唱机边上贴了个‘萧’字标签，是不是你的？我们在这里正好有个小小的聚会，而我们的唱机和所有唱片都被抄家抄走了，正愁没有音乐呢。为什么你的唱机会在这里？”
我恨恨地说：“昨晚，我在这里听音乐，结果唱机被别人……谁知道呢，也许是鬼，给抢走了。难得他们又把它放了回来。”
刘存炽和江宓两人一愣，互相对视了一眼，显然对鬼抢唱机的说法也觉得荒唐，在猜测我是不是有精神病。不过，他们两个在解剖实验室聚会，也够稀罕的，当然，他们可能正是和我一样，没有更好的去处。这个动乱的时代，能轻易找到一块净土吗？
一阵谈话声在走廊里响起，只听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说：“我将这《牧神午后》听了多少遍，还是觉得前人所谓德彪西对该曲采用的是‘印象派’构思之说太过武断。我偏偏能感觉出他在意象构造上仍保持着‘古典派’或者说‘浪漫派’的精确和严谨。”
另一个女声冷笑了一下：“我看是您偏爱发些奇谈怪论而已。这曲子是‘破传统’的，可谓证据确凿。随便举几个例子，曲式上，德彪西打破了常规定式，没有整段的重复和对主题的反复涌现；曲调上，没有大、小调之分，大量运用全音阶，这些都是完全背离‘古典派’的。”
洪亮的声音立刻打断道：“这只是形式，完全是换汤不换药。不可否认，当时的德彪西试图走出‘古典派’，但这曲子充其量只是个向‘印象派’走的过度产品，从鉴赏的角度而言，欣赏‘古典派’交响乐的程序完全可以适用于这支曲子。”
那女子还是冷笑：“真是‘古典派’，连音乐欣赏也要稿‘程序’。知道莫拉梅是何许人吗？”
“著名印象派诗人，长诗《牧神午后》的作者，这首乐曲正是为该诗所配。”
“既然你承认莫拉梅是著名印象派诗人，而这曲子是为印象派长诗所配，更何况莫拉梅听罢后说，此曲之妙，与原诗可谓天作之合，不是印象派又是什么？”
那洪亮的声音忽然发出一阵大笑：“着啊，一板一眼地配诗歌而做的曲子，且做到了准确反映原诗意象，这哪里是‘印象派’或‘象征主义’，分明是实话实说，中规中矩的‘古典派’作曲法。”
我听得入神，觉得两人说的都不无道理，一旁刘存炽和江宓却微笑着摇头。一男一女走了进来，那男的身材高大，大概四十五岁左右，留着一部修剪齐整的连鬓胡须。女的三十余岁，长发精心地烫过，极具风韵。刘存炽说：“你们两个，一见面就抬杠，其实欣赏古典音乐，用心而不是用脑，想得太多，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和感受力。”
两个人略显歉疚地笑了笑，几乎同声说：“刘老说得有理，我们就是有这臭毛病，谁也不服谁。”江宓也笑着说：“要不是你们有这个爱抬杠的臭毛病，我看哪，早就该走到一起了。”两人更尴尬了，一起飞红了脸。
这新来的两人我从未在学校里见过，又忍不住看了那女的两眼，只见她面容姣好，显然保养得很精细，尤其那长发，让我惊叹不已：要知道最近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校园外的街头巷尾，随时可见红卫兵或者小痞子，拿着剪刀，专门剪时髦的长发和衣饰。她是怎么能幸免的呢？黑夜出行到解剖楼或许是个诀窍。
江宓指着我说：“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医学系的一位高材生小萧，目前在一附院实习，也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他又指着那一男一女说：“这位是凌蘅素博士，算是本校卫生系妇幼卫生专业的先驱；这位是二附院外科的第一把刀，骆永枫。”
两人和善地向我点头示意，凌蘅素迟疑了一下，还是问道：“莫非二老打算……”又看了我一眼，没有将话说完。
刘存炽大概明白她的意思：“事关重大，我们两个只怕做不了主，还是要大家商量着来。”
我虽然很想留下来一起探讨古典音乐鉴赏，但见他们神神秘秘的，顿时没了兴趣，就说：“天不早了，你们诸位既然有聚会，我就告辞了，这唱机如果你们需要，就用吧，明天我到江大夫那里去取，只是这解剖楼里有些古怪名堂……，也许算是闹鬼吧，会抢唱机，你们人多，可能会好些。”
江宓忙说：“小萧，先别急着走，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现在是戴着帽子、挂着牌子，在原岗位上接受改造，夹着尾巴做人，哪里敢把这个唱机带到我那放射科去。我们这个聚会也就是一些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欣赏古典音乐，如果你也有兴趣，欢迎你参加。更准确说，我们缺了你不行，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唱机和唱片都被没收了，所幸你们学生尚未受到波及，今后，我们怕是要靠你来提供精神食粮。”
我明白了些：“这么说来，你们是定期聚会的？”
江宓点头说：“这事说来话长，我们曾经是定期聚会，但这两年风云变幻地厉害，就没有什么规律了。”
我还有许多问题，比如他们是不是总在这里聚会？是否也曾有过我昨晚那样的遭遇等等，但这时脚步声响起，陆续又有二三十人有说有笑地走进来。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模样，年龄在三十多至六七十岁，男女都有，彼此似乎都很熟稔，其中有几个我似乎在学校里也见过。
刘存炽忽然咳嗽了一声，朗声说：“大家差不多都到齐了，开始吧。想想离上次聚会已经有……两个月了吧，这两个月，外面……学校内外的环境都是每况愈下，说实在话，有时候，觉得根本不该有心情听什么音乐，甚至任何的娱乐。但有时候又想，越是在这等艰难时世，越应该学会寻求解脱，在音乐中忘了远忧近虑，对身心健康都大有裨益。”
众人都点头称是。
江宓接了话说：“我们今天正巧发现，这位萧同学虽然年纪轻轻，却是位相当资深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何况近来，我们手头的唱片多已流失，小萧却还有一些收藏，既然有同好，我们琢磨着，想欢迎小萧入社，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看得出，众人脸上都有些迟疑，凌蘅素说：“又是一个学生？上回收一个学生入社，不过是在数月前，结果如何，二位难道这么快就忘了？”
我才不在乎他们是否欢迎我，冷冷说：“我真不知道诸位在说什么，入什么社？我这个人最不爱受约束，能没有组织最好，逍遥自在。”
江宓忙说：“小萧，原谅我事先没有向你解释清楚。以下我说的这些，请你不要再向第二个人说起：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欣赏古典音乐，成立了一个小社团，叫‘月光社’。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最初建社的几位元老，在一起欣赏比较不同版本的贝多芬《月光》，比如施奈贝尔、巴克豪斯、霍洛维兹的演奏版本，后来又比较
不同作曲家的《月光》，包括老贝、德彪西和福莱的，于是就以‘月光’为名，结了社团。这还是很早……1952年的事。
“本来，‘月光社’是个公开的文艺活动团体，不料1956年后开始反右，社里的许多成员因为资产阶级情调重，‘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本社也被定性为‘右派组织’，取消活动。但我们这些人心里不以为然：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就算右倾了吗？于是，我们也顺理成章地转入了‘地下活动’。这一来，一旦风声露出，反而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专门给我们立了案，疑为反革命或特务组织。而我们的活动也更隐秘，尽量不再接收新成员，各成员对自己‘月光社’的身份守口如瓶，集会也减少次数，精选隐蔽的地点，而且每次集会只召集三分之一的社员，以防哪一次被当场查获，全军覆没。于是，校方逐渐对本社断了消息来源，失去了把握。
“从去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以来，‘月光社’又成为革委会虚拟的‘攻坚对象’，因为‘月光社’只剩下了一个虚名，谁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是成员，没有任何集会活动的蛛丝马迹。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在这里集会，一个清秀的男青年，手里捧着一叠唱片，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请我们原谅他的鲁莽，自我介绍说叫柳星，酷爱古典音乐，但因为家里穷，虽然能买到些二手的唱片，却无论如何买不到唱机。有一晚经过解剖楼，他隐隐听见里面传来乐声，偷偷进来，看见是一群人在集会赏乐，便兴冲冲地去捧了唱片来，谁知他再来时，楼里就没了人。之后一段日子里，他执著不懈，天天到解剖楼来等，那晚终于又撞见了我们，并恳请加入本社。
“我们见他说得一片赤诚，便同意他加入，并警告他本社‘地下’的性质。他发誓一切保密，便参加了几次聚会，几乎认识了社里所有同人。
“十一月下旬，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忽然都被隔离审查，查的就是‘月光社’的问题。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调查组都是有备而来，将我们两个月的聚会情况一一列出，并让我们出示不在场的旁证，这下为难了大多数成员。审讯过程中，调查组向我们出示了第一手的人证对质，你想必猜得出，那人正是柳星。”
我淡淡地说：“既然有这么可怕的先例，我看你们还是不要收我做成员吧，以免再为人所害。”
刘存炽说：“除非你没有兴趣，我们决不怀疑你的意图。其实，那柳星年纪不大，但对古典音乐还是颇有见识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同为爱乐之人，何必相煎太急？大概是利欲熏心……可是揭发出我们这些老古董，又有何利可图呢？也许是革命的表现。”他未等我表态，又自顾自地发起感慨，可见那柳星对他们的打击之重。
骆永枫开口道：“这您难道还不懂吗？那小子未必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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