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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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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
福利腐败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现象。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问题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破坏了社会公平，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福利腐败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破坏了公平和平等原则，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相同劳动量与劳动复杂程度，在不同行业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必然会在广大劳动者队伍中产生强烈的不平衡心理和不满情绪。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与社会分配不公有着密切关系，而福利腐败对社会分配不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常理，社会福利应当是由全社会承当，用于帮助、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而不是给收入已经很高的垄断企业员工的。现在，垄断企业却利用公众给予它们的强势地位，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显得比较突出，如果得不到遏制，会加剧利益冲突和矛盾。
其次，福利腐败不仅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还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由于福利低于市场价甚至是无偿的，势必会使部分剩余福利进入市场流通，冲击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例如，福利房被炒卖和火车免票证、学位名额被倒卖便是常见于报端的事件。福利腐败最大、最明显的危害在于把国有资产、税收等全民财富以福利的名义转为个人财富，或是转嫁福利成本，以亏损为由通过涨价增加群众负担，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另外，福利腐败表面看是垄断企业本身得利，但实质上它们是在扼杀自身的活力，无异于“慢性自杀”。由于缺乏改善经营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垄断行业往往阻碍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我国已经加入WTO，这些垄断性行业竞争力面临严峻的挑战，风险与日俱增。在垄断状态下，它可以转嫁给国家，一旦打破垄断，进入市场竞争状态，又将如何自存呢？
福利腐败的根源：员工特殊待遇在于行业垄断
所谓福利腐败其实反映了转型时期的普遍性问题，即通过公权力而形成的行业垄断企业内部的员工特殊待遇，与市场化理念之下的参与主体平等地位之间的矛盾。
其实，垄断行业的内部福利之所以被指福利腐败，恐怕不在于福利的丰厚，而在福利的来源。事实上，即使是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的国家，各种行业也都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潜规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只有该行业是充分竞争的，这种企业内部福利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竞争企业福利的提高是与企业竞争力和利润提升相关的，而垄断福利依附的是垄断利润，垄断行业因其控制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之关系“国计民生”，在保障公共利益的招牌下，往往可以取得价格加行政带来的双重利润，这种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对公众利益的强制剥夺，行政垄断中这种人为剥夺的特色更为浓厚。
造成福利腐败现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配置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机制，所以自然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或特殊部门的特殊利益。二是内部潜规则的泛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垄断行业出现的福利腐败现象，其实在很多行业都存在；虽然福利腐败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破坏谁都看得见，而被我们忽视的是福利腐败的高传染性。只要有福利腐败存在，任何掌握公共资源的行业或部门，就必然会跟进模仿并竞相攀比，从而进一步加剧福利腐败泛滥。三是对垄断行业的管理缺乏法律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垄断行业往往一方面挤压了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福利配给的优先权。这很类似一场集体腐败。福利腐败需要接受市场化改革的阳光暴晒！
遏制福利腐败关键是引入竞争
铲除福利腐败，必须从根子上打破行业垄断。企业只有面临市场压力，才会主动去控制成本，才会有自发消除福利腐败动力。
遏制福利腐败根本上还是在于引入竞争。对于行政垄断当然必须破除，对于市场形成的垄断必须限制，即便是对于自然垄断行业（譬如城市供水等），也还是可以进行经营者竞争的。惟有竞争，方能有硬性的成本收益核算。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其科学经营和民主管理，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上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这是当今世界各国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的基本潮流，也是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有关垄断行业，适度建立起市场竞争机制。特别是一些盈利性的运输、通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应根据条件成熟程度，逐步取消体制障碍和人为限制，引导社会资本的进入，促进有效竞争。
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生产的公共物品，例如水、电、石油等国家战略物资，公交、地铁、铁路公共设施，应该加强监管，防止行业暴利危害百姓利益。要建立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实行规范的听证制度和审计制度；要公开生产成本，垄断企业不能以原料涨价作为生产成本提高和产品涨价的理由，“控制了高福利，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同时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的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形成“垄断福利即腐败”的舆论环境。治理福利腐败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垄断福利已成为一些垄断性行业中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现象，因此，尽快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很有必要，这是根除福利腐败的思想基础。
垄断福利撕裂社会
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高到什么程度？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的描述，其工资是其它行业平均水平的2至3倍，加上工资外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收入则更多，例如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员工的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即使是门口的值班员，楼里的电梯工，或者是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其月收入都可能高达数千元。
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过快，快到什么程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高、最低行业间的差距，2000年是4。71倍，2004年扩大至7。52倍。
面对悬殊的收入差距，社会成员产生了“不公平感”。“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势必扭曲社会的资源配置，造成规模的不经济，这种高收入和现今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又形成鲜明对照，加大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压力，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动荡。”
垄断：沿袭体制庇护
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垄断行业的垄断形成过程有特殊的一面。
这种特殊首先表现在垄断行业人为地“设置高门槛，别人进不来”。
垄断行业为了挡住民间资本跨进门槛，他们就打出“影响国家安全”的旗号，好像在他们手里最安全，在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了。“这就很奇怪了，粮食是不是战略资源？农民千辛万苦种的嘛，过去统一在国家手里，粮食储备很少，很危险，吃不饱饭，饿死人，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粮食承包，藏粮于民，现在粮食吃不完了，卖粮都难了。”
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共产党不能怕群众，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呢？所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什么就垄断什么，垄断什么最后就缺什么，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后就是缺什么就放开，东西就多了，竞争了，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群众的力量。
垄断的门槛不仅挡着资本，也在阻挡人员，因为公众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并不平等。既然是垄断行业，当然具有相对稳定的收益，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正因如此，在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上就具有了某种暧昧的色彩。公务员的招考被有关部门较为严密地监控起来了，而垄断行业的职员招聘，基本“下放”到行业内部。正是垄断行业在职员聘任上具有一定的“垄断色彩”，使其只保证了一部分人来分配行业利益。
现在的垄断企业是占有行政资源，利用政府的、社会的成本来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
资源垄断性企业对资源收益无偿占取。以石油为例，我国的国有垄断性石油公司是无偿获得石油开采权，本来应当属于全民的资源收益，实际变成了企业的收入。”
与此同时，垄断企业借口与国际市场接轨来抬高价格，不仅成了某些垄断性企业转移成本上涨压力的泄洪口，而且还成了他们获取暴利的重要源头。
这样的作派正是垄断企业与竞争企业的本质区别。竞争企业的经济学特征，是他们的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给他们的价格，而垄断企业的特征，是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让市场接受。所以，竞争企业如果生意难做，只好“打碎牙齿和血吞”，而垄断企业嫌赚头小了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提价，哪怕社会效益因此遭受很大牺牲。
显然，垄断行业更多的是注重自身的企业效益。他们的高薪现状，是计划经济沿袭至今的体制庇护所致，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反吃和搭车牟利
一些垄断行业具体如何牟取暴利？他们是靠辅业和多种经营变相转移利润。表面上看，企业是国家所有，但其辅业和多种经营的利润却没有被纳入政府监控。企业利用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条件所经营的辅业，实际成为企业丰盈的福利“小金库”。
面对社会的质疑和不满，一些垄断行业矢口不提自己如何赚得盆满钵溢，却仍在高声“喊冤”。而同时，由于获得了高额利润，他们也享受着高薪的回报。
内外有别
垄断暴利并由此相伴而生的高收入和“垄断福利”，此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影响：既在挑战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正在扼杀和妨碍市场的正当竞争。 垄断企业高收入问题，影响了社会分配秩序、分配关系乃至社会稳定。
事实上，即使是从竞争中胜出的经济性垄断组织，高工资也只在适度范围才合理，即高工资应该反映其市场拼搏成效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我国的垄断行业均属行政性的垄断，工资与贡献并无直接关系，倒是与行政力量密切相连。行政力量生于公共权力，如此用公权损伤利益分配公平，是最为恶劣的生产关系。
尽管舆论对“垄断福利”导致“社会埋单，员工享福”的不公平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有学者指出，“垄断福利”最重要的危害是将垄断企业与社会大众割裂开来，使垄断企业不能切身体会普通大众对垄断产品价格的感受，最终出现我们一贯反对的“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现象。
“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而构成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分裂的，都是对立的，这个社会是不会和谐的。”
所以说，正视“垄断福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更是一个垄断企业如何确定自己与普通群众关系的政治问题。
“玻璃门”
“形成垄断企业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企业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制。”
因为没有规制，垄断企业继续享受着超额利润，无论它怎么改革薪酬制度，还是会保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很多的平均收入。所以，重点不在于薪酬改革或分配改革，而在于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比如有些行业要加快打破垄断的步伐；有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要加强调控，避免其损害社会效益而增加自己的收益。
垄断行业“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被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正在加大力度，已经把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纳入整个理顺分配关系的大盘子中；按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低、扩中、调高”的基本思路；“调高”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中国社会的腐败扩散令人心惊
近来，行业腐败这个概念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流行起来。前一段时间，一些行业中的福利腐败问题，曾引起人们的广泛抨击。如一些公交、地铁等行业的职工甚至家属可以免费乘车，一些铁路职工出门坐火车不用买票甚至可以享受卧铺待遇，一些电力行业职工享受福利免费或优惠用电，一些电信行业领导、职工免费装电话、优惠打电话，某些燃气行业职工免费或优惠使用燃气，一些医院内部职工看病免挂号费等。然而，福利腐败只是行业腐败现象中最表面的部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行业腐败的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地渗透于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之中。网上搜索一下“行业腐败”这个主题词，就可以发现，在诸如交通行业腐败、电力行业腐败、医疗行业腐败、教育行业腐败、房地产行业腐败、金融行业腐败、司法行业腐败这样的主题词下，都有相当数量的条目。
我们这里所说的行业腐败不是指这些行业中存在的一般性腐败现象或腐败分子，而是指其作为一种行业行为所具有的腐败特征，这种特征的基本之点是滥用公共资源，侵犯公众利益。在此要申明一点的是，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高度不健全，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将福利腐败作为行业腐败的一种来加以抨击，并不意味着对某些行业职工享有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加以否定。问题是，福利腐败中的福利是以滥用公共资源、侵犯公众利益的方式获得的。比如，当一些行业的职工免费或以优惠价格使用本行业产品时，其成本就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典型的做法就是变相提价或违规收费。而行业腐败的问题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仅是在于行业腐败在这些特定的领域中造成了社会生活的紊乱，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腐败在不断侵蚀着可以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某些基本的普适性准则，从而导致社会基础秩序的崩解和社会生活底线的失守。
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行业腐败现象具有一种不断扩散或泛化的趋势。在前些年，行业腐败还主要是集中在某些拥有公共权力或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或部门。从媒体报道来看，涉及的主要是建设、交通、国土、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公安、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但最近这几年，一些平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似乎也不拥有公共权力的“冷门行业”，也不断曝出行业腐败新闻。
比如，殡葬行业几乎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行业，但在最近几年中，行业腐败的消息却频频传出。一位在四川从事骨灰盒制作生意的人自揭黑幕：“骨灰盒的成本和售价比例大体为1比5，也就是说100元出厂的盒最少要卖500元。而一些高档盒的利润甚至会达到1000％，甚至更多。”在井冈山一些旅游景点，私分门票款的现象一度相当普遍。据说，除了大景点扫地的人，其余所有在这些景点工作过的人员，无一幸免地参与了私分作案。而类似现象，绝非这个地区所独有。孤儿院也是人们很难将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在一些地方，孤儿院变成了摇钱树，甚至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媒体曾披露，某孤儿院院长的座驾竟然是奔驰600。这说明，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已经深深浸透到社会生活的一些边远角落。
在不同的领域中，尽管腐败现象产生的条件和运行的机制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无论哪一种腐败，都是以权力为核心的。需要注意的是，行业腐败中的权力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而且也包括上述权力泛化所形成的一种准权力。与之相联系的是，行业腐败也就成为权力腐败扩散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扩散或推延所波及的首先是某些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由此，这些部门也就成为腐败频发的领域。有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4年，国土资源、建设、交通、金融、工商、公安、税务、海关等八大系统已有8000名处级或以上干部因经济犯罪被判刑，有1350多名官员外逃或失踪。接着波及的是垄断部门，比如电力、电信等行业。
垄断行业之所以常常成为行业腐败的集中地，也许在于我国垄断企业的特殊性，即我国目前情况下的垄断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垄断，而是带有权力背景的垄断形式。最后所波及的则是凭借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或技术霸权拥有市场权力的部门，这种市场中的权力使得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人屈从的能力。其中医疗行业中的腐败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种。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寄予足够的关注无疑是必然的。但不具有直接政治、行政权力的行业腐败，却表明了另外一种严重性，即权力腐败的原则和逻辑正在向整个社会渗透，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象。
由于权力腐败现象在向整个社会蔓延，导致了一系列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现象：
首先是腐败和非腐败的边界在模糊。这不仅在社会认知的层面上如此，甚至在法律层面上也如此。比如，前一段发生的医生收取“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争论就是一例。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红包”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收送“红包”是不正之风，也要认真进行治理，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更多的媒体舆论则认为，医生收受“红包”绝不仅仅是行业不正之风，而是一种严重的受贿行为。因为公立医院应该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更有媒体称，卫生管理部门的上述说法“是个危险信号”，按照这个逻辑，卫生局怎么可能有力打击医生收受甚至索取“红包”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指出，国有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以受贿罪论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单位的药品采购、销售和民事责任承担有直接的影响，属于“从事公务”，其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商的回扣，构成受贿罪。但在裁量决定刑罚时，完全可以综合考虑诸多情节，对其做出适当的裁决。这里所说的“诸多情节”，其实也佐证了界限模糊的存在。
由于腐败与非腐败之间界限的模糊，历来被抨击或被谴责的腐败似乎在社会中开始具有某种“正当性”。行业腐败与一般权力腐败的差异之一是受益者的众多，以及腐败手段似乎不像贪污受贿那样恶劣。这样就很容易使得行业腐败被社会所接受，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奈地接受。在这里，不要小看一些行业为行业腐败行为所作的辩护。当一些公司或管理当局用国际惯例为公交、地铁等行业职工及其家属免费乘车问题辩护的时候，当一些企业或管理当局辩称其职工免费或以优惠价格使用本行业产品是为了培养职工的企业认同感或荣誉感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不能上桌面的东西已经开始在桌面上羞羞答答地露脸。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腐败原则正当化的过程。去年曾发生一件趣事，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解释为什么职工甚至其亲属可以免费乘车问题时，说这是“反恐”的需要，因为“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职工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此事曾引起舆论广泛抨击。其实，仅仅看到这些理由荒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理由实际上起着强化腐败的正当性的作用。
腐败与非腐败边界的模糊，以及腐败的“正当性”的形成，既加快了腐败的扩散速度，也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腐败文化的形成。在这种腐败文化中，人们不得不接受和认同腐败，不得不习惯用腐败的观点看问题，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最后导致社会生存基础彻底被瓦解。
腐败为何集中在垄断行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认为，目前中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特点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等行业和部门。
应该说，油水越多的部门，对蠹虫越有吸引力，也往往是越能产生腐败的温床，垄断行业腐败多发即是这个道理。笔者认为，腐败多出现在垄断行业根在权力市场化。
权力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两点。一种是直接利用权力进行寻租。以基础建设为例，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属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占了1/4。据悉，一些施工单位的行贿成本，竟然占了整个工程造价的10％。从审批、规划到招标、投标，从施工到采购，甚至质量监理和验收评估，哪一个环节都需要打点，否则贻害无穷。这些打点的钱跑到哪里去了？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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