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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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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号子”文化。号子原本是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一种民歌。而官场的号子，则表现为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口号。上头一句话，下头就当成号子跟着喊，犹如传声筒，口号震天响，手上却不见出力，脚下也不见使劲，最终落实不到行动上来。这种“号子文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却屡见不鲜。文章成了“八股文”，千篇一律，空洞无物；会议成了“二传手”，层层因袭，装模作样；讲话成了“传声筒”，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号子”的实质是敷衍了事，应付塞责，是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号子”文化滋生蔓延，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让群众厌烦，三还会造成种种假象，误导领导，误导群众，最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四曰“杯子”文化。时下，某些官员白天捧茶杯，晚上捧酒杯，成天围着杯子转。有些人一个晚上要赶三、四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消费的大多是集体和他人的钱，消耗的是自己和他人的时间、精力乃至身体，可谓有害无益。但千万不可小看了杯子，对于有些人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千言万语在杯中，言由杯出，情从杯来，事随杯成。难怪有些官员对杯子又恨又爱，难舍难分。“杯子”文化盛行，是某些官员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少数人沉湎酒肉，纵情声色，碌碌无为，游戏人生。杯子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关系和感情，往往还会成为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杯子”文化的滋长，必然导致某些官员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甚至罔顾党纪政纪，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上述不良文化，虽然只是个别出现的苗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避免社会上的不良文化污染干部队伍的风气，必须加强教育，促使干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必须健全制度，约束干部权力，使其无机可乘；还必须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遏止。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权力是毒药！权力的毒性与海洛因极其类似：
它使人产生快感，掌权者就如超人一般，想干什么就能干得成；
它使人成瘾，一旦成瘾，依靠掌权者自已的力量摆脱是不可能的；
它使掌权者在符号世界里的相容性与排它性失去平衡，从而丧失人性。
对权力，这样一个可怕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
中国史书上的圣人之极，莫过于尧、舜、禹这三位。此三位圣人间权力的“阐让”是上古最美丽的传说。
中国历史书籍告诉我们：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伊放勋先生（尧帝），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姚重华先生（舜帝）。然后，姚重华先生（舜帝）又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姒文命先生（大禹帝）。
当今，全世界毒品泛滥。我在此通过网络向全世界求证，可曾有人发现过：瘾君子把皮包中的海洛因笑眯眯地、无偿地、全部相赠给别人，哪怕此后，自己毒瘾来时，痛苦得满她打滚也在所不惜的例子？！
我断然坚信，全世界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过去没有，今天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考察权力的毒性，“阐让”完全等同于瘾君子正在把皮包中的海洛因全部相赠给别人。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这种饱含奇怪逻辑的“阐让”（无偿赠予）喜剧，却是中国历代文人笔下的伊甸园！？
不幸的是，这奇怪的逻辑竟把孔夫子也蒙着了，以孔夫子之睿智，竟把他的全部理想，就建筑在这虚无缥缈的流沙之上。悲夫。
可以这样概括：儒家是一个探讨“担当”学问的学派。最高理想是修齐治平。这一切，都以“担当”为核心的。对自已的良知“担当”；对他人“担当”；对家族“担当”；对国家“担当”；最终对天下“担当”。儒家“担当”学问在中国谩长的历史长河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光照千秋的“担当者”。
孔老夫子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他的睿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但是，他同时是一个迷失了担当方向的战士。中国的悲剧在于，自孔老夫子以降，所有的“担当”者，统统“担当”错了方向。这就是在民主思潮日新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之魂魄——儒家学派——饱受垢病的原因。
怎么错的？就错在对权力只有认同而无排异上。
身体具有排异性是保持健康的必要条件。艾滋病说穿了，就是一种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失去排异性，从而百病丛生，最终呜呼哀哉的疾病。请注意：艾滋病毒并不直接攻击人的任何器官，只是“温柔地”让人丧失排异性。
全世界都可以证明这“温柔一刀”是何等的可怕！
中国上古对权力性质的错误诠释，把权力看做“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恰恰如艾滋病毒，令中国人精神上的丧失对权力的排异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温柔一刀”啊！
一个人文系统需要的是对权力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平衡。对权力的单边式的只讲相容（服从），不讲排异（质疑），这样的人文系统，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的！
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在文化层次上！而这个原因的根，竟然深植在五千年前的“阐让”传说。正是这个“阐让”传说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使得中国人误认为：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只要能创造出足够好的条件，尧舜即可再世啦。
直到今天，“媒体”等主流语系，仍然在津津有味地鼓吹，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这一神话。
君不见，庶民偶受小惠，对着“公仆”感恩载德，蠢血沸腾，这正是“媒体”最热门的、津津乐道的、没完没了的主题。
其实，公仆与商店之售货员没有区别，你付钱，售货员给你生话的方便，你交税，公仆也应该给你生活的方便，庶民不需要对“公仆”感恩载德！
在倡言民主与和谐的今天，我实在搞不懂“媒体”究竟想干什么？是恭祝皇帝老儿再活五百年？“媒体”先生们，如果你们的鼓吹真的变成现实，是不是嫌地球太拥挤？让中华民族给别人腾地方？你们也太“大公无私”啦！
只有当中国人在心理上认清了权力的毒品特质，从而建立起对权力的排异感，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开始民主化进程。
“表态”文化
大批判总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这些大批判都是由上面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一例外。二是这些大批判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也很少有例外。三是这类大批判都有统一的口径。大批判的主题、范围、罪名，甚至用语都是统一的。
大批判必然带来大表态。批判别人是手段，表白自己是目的；名为批判别人，实为自己表态；批判了别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些与被批判者有牵连者，通过大批判可以表明自己已与被批判者划清了界限，已经反戈一击；那些与被批判者无干系者，亦可通过大表态来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免引起当局怀疑。足够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迫使未被批判者驯服。众多参加大批判者并不是对被批判者真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担心不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引起统治者对自己的忌恨，会被认为是不忠的表现。
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有它的生存环境，很难想像一个美国教授、一个英国作家、一个法国官员、一个德国公民，会参加全党、全民的大批判、大表态。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彻底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需要将20年前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地贯彻和继续下去，真正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民主化的过程是个审慎的漫长的过程，尚需等待条件的成熟，那么有些非关全局而且呼声很高的事情如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使中国的传媒真正地成为朱总理所说的“群众喉舌”呢？ 如果连这点改革目前也难以做到，那么至少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能否将被批判者的全部情况告知人民，而不是只告知部分，不是只告知对被批判者不利的部分。既然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向人民提供真实可靠的、全面客观的信息服务。如果掩盖和封锁某些重要信息，那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侵权，侵犯的是人民的知情权。
再退一步说，即便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即使我们批判的又是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应再像已往那样在共诛之、共讨之的时候剥夺被批判者的发言权，而是应该让他在被批判的时候拥有说明和申诉的权利。连在法庭上罪犯都有权作最后的陈述，何况还没通过法律手续给以定性判刑的被批判者呢？ 不但要给被批判者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要给别人为被批判者辩护的权利，也就是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在对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彭德怀、刘少奇进行大批判的时候，能容许他们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能发表别人替他们辩护的文章，就不至于造成那么多震惊人寰的大惨案了
能够做到以上所说的三点，即使在批判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也可以减少一点失误，使我们不致太可笑，太让人觉得老调重弹，毫无长进。
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这种封建的政治文化，不只是为了保护被批判者的合法权利，也是为了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因为大批判和大表态所践踏的不仅仅是被批判者个人，而是在践踏一种精神，践踏一种权利，这就是自由精神，民主权利。而在丧失了自由精神和民主权利的制度下，今天可能他是大批判和大表态的受难者，明天的受难者就很可能是你。
24。8 关于家庭文化问题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文理通达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际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这些经常是成功的背景。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取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很难只由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背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者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当然这种道德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
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官”，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身份，要受地方官的节制。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加重要的典礼。这种权利和义务，会被许多人引以为荣。
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贱者服从尊上者，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人作为楷模。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会正直守法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结婚称为红喜事，光荣榜称为红榜，立功要戴大红花，出门求个开门红，进屋乐见满堂红，谁都想着一辈子走红运，当演员恨不得红得发紫，做生意但愿天天红红火火。至于人在机关，心中也无不是一个红字，最想做的是领导红人，最想戴的是红顶子，最想拿的是红包，最想去的是红灯区，最想玩的是红颜，最想入非非的是年轻下属的漂亮老婆红杏出墙。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祸福，对与他们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自利，冷酷；这种自私自利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是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有意义的生活。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
在中国人眼里，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相当的知识。
史官文化的产生与形成
史官文化产生的一般时间和阶段是这样表述的：
史官文化存在于三代，昌盛于西周；平王东迁以后，渐趋衰落。我国最早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由史官文化产生的官书制度，铸就了先秦书籍的全部特征，与汉以后书籍迥然不同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史官文化，就没有最早书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书籍。而作为文化道统的发轫则一般认为要从从春秋时期的两个大事件开始，因为这两个大事件太具有典型性，并成为后代知识分子追慕和遵从的楷模。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历史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是这样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单纯的“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似乎是短暂的，但史官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与“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唐太宗的“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清了统治者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观。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典册中，史书的数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还有大量的野史。（南彦：此处应充实一些数据）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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