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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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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列夫斯基采取的办法是，在斯大林叼着烟斗做战略部署之前的闲暇中，就在他周围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军事问题，既不系统，也不高深。但说着说着，斯大林就灵光乍现，赶紧一二三四五地部署战略要点，居然没有大错。另外，在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时（当然这种会议的目的是贯彻精神和听溢美之辞），坐在斯大林身旁的华西列夫斯基也是要发言的，但每回说到战略战术都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罗里罗嗦，听得与会者一头雾水。说到后面的半部分却口齿清楚，声音宏亮，逻辑严谨，不过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能听出来这些都是超级废话，结果是自然要遭到斯大林呵斥。怪就怪这军事会议“民主集中”后，由斯大林拍板作出的决策常常被实践证明大都是“英明”的。
同僚心里瞧不起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多有鄙视，但华西列夫斯基总是一笑置之。其实在军事会议上，华西列夫斯基说的前半部分根本就不希望其他人听清楚，让斯大林一个人能听明白就行了，然后“润物细无声”地作用在斯大林的决策中，目的就达到了。从此可以看出，华西列夫斯基是个聪明人，斯大林也不蠢。
一般来说，人当了上级难免就会觉得自己比所有的下级有本领，道理很简单，你本领大怎么还被我领导呢？就像刘邦跟韩信论兵，刘邦问韩信：卿家到底能带多少兵呀？韩信骄傲地说“多多益善”！刘邦又问：那你看寡人能带多少兵呢？韩信口无遮拦地说，陛下能带个三五千人马就足够了？上不悦，脸上阴云骤起。韩信自知失言，赶紧说，陛下不善于将兵但善于将将呀！
尽管上级一般不承认下级比自己聪明，但聪明的下级实在太多。但为什么有人能当“上级”，而有人却只能做“下级”呢？恐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而我是连答案也没有。
在苏军所有的高级将领中，我比较喜欢朱可夫。这点“喜欢”还是从电影中得来的，迈着稍稍有点罗圈腿的朱可夫，睿智、冷静、果敢、勇于承担责任。知道了华西列夫斯基的事，我又开始佩服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了。参谋长这个角色没有资格无为而治，既参还得谋，但其“谋”得有人采纳，不被采纳那就“放屁都不响”了，况且按照不成文的条令，只能“参”三次，超过三次就有了干扰首长决心之嫌。其实所有下级都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没有严格的“三次”规定，但两次、四次性质一样，讨不讨人嫌视情况而定。
能做上级绝少人甘当下级，所以身在官场的人大多觊觎“一把手”位子，其理论依据是“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不过现实中“鸡头”上面还有许多“鸭头”“狗头”……在等着，躲都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改变不了“做下级”的命运，那就必须得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理想的上下级关系是“取长补短”，说难听一点，那是“狼与狈”的关系，不为奸就行。
26。4 四
中国当官感觉最好，人人都想当
出国学习后，因费用充足等原因；使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来毕业后，该校所属的研究所要我去；于是就留在了那里。虽然从实验员到实验室主任，再从实验室主任到副所长的职位在变；但对我没有半点当官的感觉，因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当官的概念。
然而回国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了负责人后，仿佛一下子中了状元；不仅自己高的福利待遇一步到位，而且好象自己的身份也如同镀金了；因为到什么地方都是别人对你的前呼后涌，更重要的是自己实际干的事少了；而受别人请示报告的多了。不干事却还要对干事的决策，刚开始也使我很犯难；因为国外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如年度计划；当时是各实验室自报自己的计划，而汇总审核与编制所的综合计划就是我自己的事；办公室的人她们只负责打印，决不会帮助你编制新的计划。而在中国当了官后，自己要做的事就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多时候连审核都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是正式文件才送到当领导的手边。
以财务为例，在国外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发生者自己控制；领导并不需要签字审核。可在中国却是财务一只笔，任何报销单都要由一把手签名；我开始还找专业人员核对，结果吃力不讨好；后来任何报销都是来者签字，因为这只是一个权力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制度环节。有时对一些很少报销的人故作姿态，更是使人敬佩不已；因为财务人员会把关的，而且如何应付审计她们更是精通；所以我的笔只是表示别人报销，必须要到你这里来敬仰你；当然你同样也可以故意作弄一些对你不敬的人。
是啊！当官以后，我才知道：住房按职位，小车按职位；就连分物质同样也是有区别的，这才真的是职位与一切挂钩；所以当第一把手的感觉那真是好极了。开会，你不到谁敢宣布开始；提拔干部，哪怕所有程序全部到位了；你不签字，依然还是白搭；在任何抛头露面的时候，镜头绝对是对着你；就是酒席上，你不动筷子；谁敢动手。参加送温暖工程时，那接收温暖的人简直把你当成了他（她）的观世音；这种用公众的钱，为自己造势的感觉真的是好极了；仿佛这一切是自己出的钱物。当然，如果不当官就不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只有当官才有这种感受。
中国一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俗语，我自己在中国当官后也有这种感受来了。以前我家贫穷时，找领导办事不知多难；即使后来我上了大学，领导依然是公事公办的高姿态；再后来出国，领导只是客气了；可当我当了领导后，竟然家里的父母亲也有领导经常去慰问；更不用说我每次探亲，竟然成了如同组织活动一样；使我都不好意思回乡探亲了。
有人说‘中国的官不腐败难’，这话的确有道理；你看到舞场，最漂亮而且最会跳舞的女孩子肯定是专陪你的；在酒桌上，同样是漂亮而又艳丽的媚娘绝对也是专陪你的；而当你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办了一点实事后，他们绝对会感谢你一辈子；至于那些政策规定内的事，同样得到好处的人也一样不会忘记对你的感谢或表示（送礼）；所有这些，你说腐败也是；你说是礼尚往来也行。反正当官后，并不一定非要以权谋私才腐败；正常履行职责，一样很容易腐败；因为你当官了，想不腐败都难。
小时候读《大禹治水》很感慨，知道当官就是付出；后来在国外也是如此，有时职位提升待遇没变；但责任却增加了。现在国外有很多官是零工资，因为他们完全是为了付出；不是有位演员还自己贴钱当官吗，那就是自己花钱找责任。所以我在国外当官时，总在思考如何为下属增值而操心；可在中国一当官，才知道福利待遇全部挂钩；工作责任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轻的，因为责任目标太空；与自己的能力无关，到有很多指标是运气；如意外事故与安全等。当然也有烦恼的事，那就是担心上级领导个人对你的满意度；因为这才是决定你前途的主线。而单位内部没有你操心的事，因为下面所有人全部是以你为中心；难怪前些年国有企业各级一把手，全部自称或被员工敬称为老板；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不可能叫全民当老板；当政府退出管理后，所以他们当然自己也就成了老板；更可笑的是国有企业成立董事会的，竟然全部是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真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说在中国当官真好；只有当官后，才知道什么叫‘享受人生’；君不见一些腐败分子的子女，用腐败分子的钱财在国外受教育；结果还是要回来做官，哪怕腐败分子被制裁了；这条路依然如故，因为全世界当官；只有在中国那才是真的是官。
一位局长的“废话情结”
我是一个爱讲废话的人。废话的用途实在是太大了，我这个当局长的对此深有体会。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学会说废话的，不过我十分清楚，在机关工作，没有废话是万万不成的，从某种意义讲，废话支撑着机关的运行。我想象不出，如果没有废话我如何度过机关悠长的时光。有废话就好了，我的日子让废话填补得很充实。我很忙，整天忙着说废话，我讲的废话车载斗量。我很幸运，我靠废话获得了数不尽的荣誉，我的职务不断提升。我感谢废话，说废话是我的成功秘诀呀。
讲废话是我的特长。有句俗话，叫做好马出在腿上，能人出在嘴上。在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能说会道最为管用。其实，一个人在机关工作，一天真正有用的话也就是那几句，大家说的大部分都是废话。废话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有用的话，而实际上它很十分重要。有人只会埋头干工作，只会说有用的话，他就很容易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这样的人在机关被称为呆子或木头人，决不会被人们看重的，也不会被提拔重用。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总是会被青睐，被委以重任，机会多多，好处多多，这就是机关的规则。这个规则虽然没有写在文件里，但是，凡是在机关工作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只是爱说废话，能说废话就是口才好。我小时候被大人称为话匣子，把大人烦得够呛，为此常受到训斥。到机关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如鱼得水，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由于我嘴巴工夫了得，颇受上级赏识，于是接连被提拔。如今，我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局长。当上了局长，话语权就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就更爱说废话了，不说白不说嘛。当然，我也想说有用的话，实用的话，可是没有呀。没想到，我整天废话连篇，人家却说善于表达，有领导才能。你看看，我讲的废话大家都很认可。在大会小会、年初会年末会、综合会专业会、座谈会表奖会、报告会汇报会等五花八门的会议上，我在台上一字一板地讲着由废话组成的工作报告，连篇累牍，洋洋洒洒，没完没了。它们被称为重要讲话，要求基层坚持贯彻落实。说实在的，让基层贯彻我的废话，我有些于心不忍呀。可是，假如没有废话，又难以想象。在日常工作中，我不停地签发用废话组成了各类文件、各种材料。这里面，有些是大话，有些是空话；有些是老的废话，有些是新的废话；有些是重复千遍万遍的套话，有些是我从报刊上刚刚学来的时髦话。这些废话组成的文件和材料，发到基层，就成了行动的指南。白看这些文件、材料里大多说的是废话，但基层必须高度重视，坚决执行，这是机关的原则。在平时的一些场合，我总是郑重其事一脸严肃地讲着我那十分熟悉而又精通的废话，常常引发一片片喝彩，一阵阵掌声。我的心很不踏实，我不知这些东西是真是假，是虚是实。在年终，我责成秘书人员用废话写成长长的工作总结，报给上级。
我不讲废话就难受得要死。我发现，废话在肚子里总是不停地繁殖，很快就会感到胀鼓鼓的。我必须把废话讲出去，才觉得痛快，否则，就象一个烟瘾极大的人吸不到烟，那滋味是不好受的。讲废话的重要方式是开会。所以，我总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寻找议题召开会议，把腹中的废话一古脑地讲出去。别看我讲的大多是废话，但是我总是希望别人认真听、认真记，深入学习领会，如果谁不认真听我的废话，那就是同我唱对台戏，是对我的大不敬。对这样的人，我决不会客气的。我最恨的是当我召开的会议时，有人请假不参加。我把不积极参加会议的人视为不尊重我的人，以后将冷眼相看。每次开会，在会议开始时我要讲，在会中我要讲，在会的末尾我还要做总结，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累，而是很有成就感。会议结束了，我还要在宴会上来一通废话讲演。每次讲话，我力争使废话有所不同，以体现自己的水平。我发现，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也是讲废话的好方式。我肚子里的废话多，所以，我一有时间就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有板有眼，滔滔不绝。虽然汇报的内容大多是废话，可是上级领导却很高兴，认为我尊重他，常常对我的汇报予以表扬，说我能干，成绩大，所以我汇报工作就更加起劲了。
我总是讲正确的废话。我虽然不停地讲着废话，但并不是无原则地讲，我讲废话坚持一条，那是它必须是正确的。比此，艳阳高照，暖风徐徐。于是，我说，今天天气真好。这肯定是正确的。其实，这话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说与不说都一样。我到处在讲话，时时在讲话，可是，很少让人找出毛病和差错。我这个人粗中有细，如比，在讲话前，我总是让秘书们将讲话稿修改校对准确，不但要求字词句不出现差错，就连标点符号也不能有疏漏。所以，我的讲话常常受到好评。我常对手下人讲，做事情一定要精益求精，特别是讲话，决不能马虎大意。
我的人缘好极了。人们都说我平易近人，和谁都能够沟通。其实，我讲废话的欲望一上来，不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视为知已，一古脑地把废话说出来。人们都说我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官架子，真是歪打正着呀。我以为自己啰啰嗦嗦很烦人，别人却认为我很和气，联合人。如今大家住楼房，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我不听这一套。对于我的邻居，我总是找机会与他们聊天，虽然只是说说废话，双方却很快就成了朋友。我发现，人是喜欢废话的动物，就连婚姻都离不开废话。我结婚以后，怕老婆嫌我废话多，于是我就强忍着，尽量少说话。可是没想到，我老婆却说缺乏情调。于是，我就喋喋不休讲开了废话。我发现，老婆很爱听，很高兴。她说常常赞扬我善说话，会生活，懂爱情。天哪，废话成了连接爱情的桥梁，天下的事就这样让人莫名其妙。在出差时，我一上火车就开始向邻座的旅客发表废话，天南海北，云山雾罩，爱听的人很多。一些人下车时对我依依不舍，说是遇到了知音。由此，我更加相信讲废话是一种艺术和学问。有一天，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出版社编著《废话大全》的征稿启事，于是，我写一些废话寄给了那家出版社，不久那家出版社给我回了函，说我写的废话水平很高，决定聘请我当《废话大全》的副主编。为此，我高兴得一夜没合眼。
26。5 五
中国男人为何爱当官
走上仕途是古往今来多少男人的梦想光明正大的口号：我要当官有一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事实——中国男人的“官瘾”之大，无人能敌。但奇怪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羞于说出这个历史悠久的“情结”，好像大家可以千军万马头破血流地去争去夺，但嘴巴里却不能说出来，否则就犯了大忌讳。犹如性，明摆着谁都喜欢，却偏偏要装腔作势一番。因为这一点，中国男人显得有些不可爱、不坦荡与不率真。
多少年来，想当官和想得道的人就像现在的歌迷和感冒患者一样，遍地都是。远点的有姜子牙，修道没修出名，便想做官，一直想到七十多岁，头发胡子都想白了，还是嘴硬不承认；再比如后来的陶渊明，官运不通，就美其名曰“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菊花发牢骚……说不想当官有些矫情，甚至可以说有些虚伪，有吃不上葡萄的狐狸之嫌。而中国的旧男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忌讳被人说成想当官，他们太虚伪了！所以我喜欢著名作家二月河的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最早我想当官，当不成官，又没有其他事做，就走到这条路上了。”这样的话，谁听了都舒服，因为真实！
现在，我们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公民社会”，当官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已，有什么不能开诚布公的？
可喜的是，中国男人也开始阳光工程建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自己压抑了上千年的心声：我要当官！有一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意味着责任重大”和“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得牺牲自我”等观点，美国、韩国和日本七成以上的中学生均表示支持，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中学生都不想以失去自我为代价去谋求高地位。而我国中学生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占到四分之三还多的中国学生，对由于当官带来的责任重大、牺牲自我等丝毫不反感，反而把它作为人生的重大目标。这也许可以说明“官本位”思想在我国年轻一代身上依然有影响，但也同样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年轻一代继承了传统的敢为天下先、当仁不让的“良性当官意识”！这是很正面的信息，我们应该为其骄傲。
另外，在广州，一项针对18至35岁青年人的调查显示，青年男性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已从9年前的“自己创业”，变成了党政机关干部，选择人数高达46。3％。这个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出过“不好好学习，长大只能当干部”之类民谣的地区，现今又重新捡回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念”，不知是生活压力的缘故，还是社会意识的映射。我们当然可以期望，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公务员，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
不要把“官”妖魔化
某小学一个班上共有43名学生，班干部就有40人！报纸曝光后，一度引起大讨论，有人担心，官迷太多，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无庸讳言，“人人有官当”有“官本位”意识作怪之嫌，一些人“官迷心窍”，只是为了图个人私利。但也不能因惯性思维，而怀疑一个想当官男人最初的热情与理想。比如那些孩子，对于所谓“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他们更多的认识，应该是基于一种责任。毕竟擦黑板，关校门等小事，无一不是一种责任，而对每件小事负责，不正是现代文明社会里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态度吗？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成人一看到“官”这个字，第一个反应就是“权”呢？这很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那一段著名的联想，由尼姑，到和尚，由白臂膀，到全裸体。
中国男人骨子里是有权利欲望的，这是与生俱来的。男人的本性是想改变世界、征服世界，这是应该值得讴歌的力量。中国人的传统是：治国平天下，首选当官。诸葛亮不当宰相，怎么能够三分天下？当官的感觉真好！中国古代男人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当官，就是为了“入世”，就是因为胸怀天下……改变社会，既满足自己骨子里的热望，又可以“恩泽”众生，犹如包公，有何不可？有何不爽？有何不妥？
要当官的心理，其实是男人对权力的本能追求，是血性的文明表现，也是男人味的表征，一个男人如果不会海聊谈政治，只懂得闲聊流行风尚，往往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毛泽东年轻时就立下了很大的志向——想当官。他在《沁园春？雪》中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雄魂，多么豪迈！多么感人！历史也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出潮是最精彩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有渐渐健全的体制与法制，“官”也可以当得更职业化、更专业化！我们应该鼓励男人的这种“官”怀。
本来，想当官，应该像想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一样，是一种可以公开表白的职业或者理想。只要把竞争机制引进干部人事制度，反对为个人利益谋取官位，反对以“官”谋私，那么为人民“当官”，也就是鼓励做人民公仆，鼓励为事业承担更大的责任、做更大的贡献。这是很光荣的事业，没有什么好遮掩的。现在不是有些部门在公开招聘副厅长、局长、主任吗？那些应聘者，个个都拍着胸脯公开声言：我想上，我愿上，我能上！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公务员的竞争明显比过去激烈。公务员如果缺乏忧患意识、不思进取，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如今许多人都开始感叹：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公务员新思维下，你还好意思再“妖魔化”男人的官瘾吗？
好男人生来想做官
我们生来就注定要面对竞争。想当“现代官”，更要有强烈的竞争欲望，这是一种生命力的证明。在现代社会，“爱当官”还有更现实的意义，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政治的关心，对社会的负责任、对民生的关怀。美人最怕性冷感，男人最怕对政治冷漠。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军人往往英气逼人；想做官的男人往往锐气难挡！有句老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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