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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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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互相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用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做不成，
学者吴思在《新官堕落定律》中用朱元璋的话说明了新官堕落的规律。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象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吗？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服苦役。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朱元璋又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哦了，全部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人很多。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红楼梦》第四回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贾雨村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把《红楼梦》第四回看作全书的总纲。其中这样写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那些衙役果然在诱劝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你可要三思。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地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的学习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的。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接受的是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官员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帐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帐目上做手脚，反正皇帝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帝前面。
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藏在漂亮文章背后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唬人吓人的企图。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
晏子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贤臣，那个时代正是为了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关于他的故事。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东阿的前三年，按照仁义道德去治理，结果齐景公很不满意；他请求重新治理，结果第二年齐景公就满意了。在这个故事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二是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三是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个人在官场中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是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可以发现，上边是很想让人去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欺下；出乎预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老百姓并不难欺负。那么我们怎么办？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还是与皇帝对着干？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
在信息渠道上，即使是百姓的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中说：
官话代表正式规则。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就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就是官员们采用的威慑策略。
规则选择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身的死亡。暴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则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问题是水并不总是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能力。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刘谨是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谨的财富是明朝国库的几十倍。通过史料可以看到刘谨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学者吴思将刘谨展示给动机的一条资源分配规则取名叫“抽水机规则”，或者叫“横规则”。
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都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就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过去完成权钱交易。就象在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马力硬往上抽。
官吏们都有小金库，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收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那些官员付出的贿赂并不一定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费用，如同对黑手党欠下的保护费。
刘谨当年手握重权，许多隐蔽和伪装无须再用，潜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横规则”。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经象百川归海一般了。
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役之别。这上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
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
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到五倍。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中央财政没有他们的位置，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因为他们是各种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官僚体系中的吏，在名义上要比吏员数量多，但实际上的数量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他们主要靠陋规和常例生活。
到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是最稳定的，就好象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式样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总是一样的，永远是衙役们面对老百姓的那副抽水机嘴脸。
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实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抗手段。刘谨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
明朝一千一百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上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三百倍到五百倍。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的数字之外尚有所谓的“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层层如此。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情。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了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的制度。即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附加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牌。对这种似合法又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在各地区之间，这种收入则漫无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份，税收上加几分几厘，县令就可以富得流油；而一个贫穷的县份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暴虐的苛政了。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成毫无实际意义。
更难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他们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赠送的津贴。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尤其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为数最多。
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没有实际能力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则集中在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惩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学者吴思在《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中对潜规则的形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600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用名词叫“漕规”。
“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江苏常熟县有六块禁止漕规的石碑。但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分晓，各个群体利益相制，摸索出一套各自相安无事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格势禁，改动非常之难。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到“漕口”而字的贴切和传神。“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在江苏叫“白颈”。这说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利益和资源已经不是小数。
“漕口”是指一些刁劣的穷酸秀才组成。他们拥有一般百姓所缺乏的优势：一是读书识字，了解朝廷法规；二是经常与官吏交往，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三是与更高级别的官员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四是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上级；五是人多集中，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漕口集团在与漕规集团的斗争中，需要把握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些银子。两害现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粮的陋规定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作为一套潜规则体系，漕规私下划分了官吏集团、漕帮和农民集团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团内部的分肥次序和份额。经过反复教量，在漕口与官吏集团之间确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属于什么“规”呢？古代把它叫做“白规”。“白规”可以理解为白食漕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规，还可以理解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规则。潜规则是在暗中进行的，而白规却以暴光相威胁，这正是抓住了潜规则体系的致命弱点的一击，白规依靠公开打官司的威胁而扩大分肥的数额。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国也存在三种并非分庭抗礼的权力：即党、政、司法（主要指公、检、法系统）权力。这三种权力既以党权力为中心，又在具体运用上各有其特殊性。虽然说不上相互制衡，却也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只有通过利益交换才能联结通畅。
被视为权力顽症的腐败，其实是一种高风险性的操作，它之所以能够普遍弥漫，是因为腐败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风险，一出手就两手抓：既致力于增强以权攫利能力的关系网，又着手编织预防风险的保护网。这两种网络往往是交织重叠的。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腐败的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证明了腐败网络已经无孔不入，已经覆盖了党、政、司法三种权力体系。在不同位置上执掌不同权力而又互相能够发生作用的人，因为互相需要，已经通过利益交换形成了一张张大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个利益分肥机制。掌握不同权力的人，分别处于分肥机制的不同位置。
这种共同体兼有以权攫利和自我保护两大功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反治理能力。以权攫利在大多数时候都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当受损者起而反抗时，他只能求助于体制本身提供的“合法途径”。而这些途径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往往早已被纳入腐败关系网的一部分，成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即使当时没有被纳入，事件发生后也很快会被纳入。保护网是不允许出现致命缺口的，这样的缺口一旦被发现，保护网的所有触须都会向此处延伸，直至将其包裹在网中。抗拒纳入者将要面对整个关系网的压力和排斥，不可能持久。
历时多年，这已经沉淀成了官场潜规则，甚至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默守的潜规则。谁都知道遵循正常途径公道难求，只有与关系网攀上关系才好“办事”，而且办事只能通过利益交换，必须付出代价。你首先必须承认对你实施利益侵害的人的不正当利益也具有某种正当性，然后才能通过关系网在付出代价后讨回部分利益，并且还不能对关系网造成伤害，这就是在中国办事的潜规则。因此，无论是纪检、监察、还是检察部门，接到举报其实都很高兴：生意又上门了，而且必定是赚钱买卖——如果被告是自己关系网中人，此举报即可作为自己在共同体内要求增加分肥的筹码；如果被告不在自己关系网中，要么他会通过其他关系婉转过来，这样就可以扩大增强自己的关系网；要么他只是个“无能之辈”，可以“从严惩处”，既可以正面邀功，又可以背面立威。
《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日报道：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局长张洪钧因为调查并制止教育部门乱收费遭到阻挠，被迫辞职。表面上看，这是张洪钧个人对当地行政环境的一次抗争，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国家法定规则与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的矛盾和冲突。
合乎法律规定的严正执法为何被不合法律规定的潜规则“打败”？因为物价局的严格执法触及了包括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一个庞大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学校快速推进“电脑教室”建设，对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言是一大政绩；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或明或暗的利益关系，是促成后者成为前者达到利益代言人。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惜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家长的利益；主管教育的“市领导”甚至不惜动用一种公共权力来限制另外一种公共权力。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当然会维护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长官意志决定了张洪钧抗争的最后结果。
目前法治政府目标尚未完全达成，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端不上桌面的潜规则真正在起作用。在实际操作中，官员普遍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对抗上级。如果张洪钧选择妥协，那么这起政府内部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压根儿就不会被公开化，而会象以往那样被潜规则和长官意志消化掉。
只要政府存在不同部门和部门权限的划分，就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以往，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能发挥作用，再加上首长权威的存在，这些矛盾和冲突往往被内部消化，很少公开。旧有协调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法定规则，不够规范，效率低下，更多地依靠长官权威发挥作用。
近年来，从李昌平辞职到张洪钧辞职，一系列政府部门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被逐渐公开。这表明，我们现有的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处理国家法定规则和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重建政府内部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机制，更多地依靠规则治理而不是让长官意志发挥作用。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种规则应该能让政府内部各个分立的行政机关做到协调配合，让政府作为一个整体高效运转，同时又能实现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换句话说，一旦某个行政管理部门出现类似阜阳市教育部门的违规行为，这套规则马上就能启动，加以制止，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指望某个“清官”靠个人良知来进行对抗。这也是从“人治”到“法制”的必然要求。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切断行政管理部门与所管理的行业和行业中的组织的利益关系。如此，才能在行政效率和实现公正之间尽量求得平衡。
张洪钧说：因为一些制度还不够完善，在转型期的中国做官，象身处阿里巴巴的山洞，到处充满诱惑。于是中国的官场被败坏了。当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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