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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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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送礼产业链。而作为源头的产商，在中国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都会产生出一些充满噱头、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产品。
从宏观上讲，“送礼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三大颠覆：
一是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的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藏着金表、手机的月饼，或者是一块镶着戒指的年糕；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甚至简单说，可以是目前官场上的任何东西，甚至只是上级的好印象。
二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送礼经济”的核心，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模糊化地处理原来的行贿、受贿以及道德低下的问题，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
三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是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颠覆。这种“送礼经济”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多少礼品从前门送入，又完好无暇地从后门卖出。而失去了隐性价值之后，礼品就变得毫不值钱，在这些礼品上附加的各种价值，也随之流失了。
据报道：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受贿案表明，在权力阶层内部的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符号，并不一定每一次送出都有直接的诉求，而只是一种礼尚往来。下级部门行贿上级领导成为公开的秘密，包括日常的行贿和解决临时的特别要求。田玉飞的律师提醒人们注意：行贿是一种官场文化。他的被“双规”意味着一条行贿链的局部断裂，立即引起官场震荡。
“如何”送一件礼物，比送“什么”礼物更重要。
礼物本身并不重要，哪个领导在乎你这点东西？重要的是形式。
送礼的奥秘在于给收礼的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小礼要大，大礼要小。
送礼不等于腐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但腐败肯定包括送礼，这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就是无法抗拒别人的送礼。你要拒绝了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拒绝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拒绝了别人的礼物，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和和谐，伤害的是人家的面子，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
在今天的官场上，收或不收钱，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你不收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在政治舞台上，你就得出局。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
现在送礼的人一般是不见面的，免得让主人和客人都尴尬，这是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谁不遵守可能就要招来麻烦。
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就象传染病，很难治。
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才会真正明白，凡是给自己送钱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骂你、恨你、咬你。
口袋里没钱，存折上没钱，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苦；口袋里有钱，银行里有钱，但心中没钱的人最幸福。
政府每每颁布一条禁令，有的官员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
在当今社会，是挣钱难还是挣钱易？应该说，有人挣钱难，有人挣钱易。也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或者说是多数人挣钱难，少数人挣钱易；正当渠道挣钱难，邪门歪道挣钱易；平民百姓挣钱难，贪官污吏挣钱易；正是因为贪官污吏轻而易举地把钱挣走了，老百姓才会挣钱难。
财富的烁人光芒，在领袖层面夺目耀眼，是财富故事的恒定元素。常翻常新的财富殿堂，万变不离豪门“霸权”。
垫在荣登财富之颠的“关键的少数”脚下的基石，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体力脑力付出之日积月累。若无出自不起眼的劳动者之手的一砖一瓦，任何高耸的财富大厦都堆砌不出，一个企业的财富奇迹是这样，一个国家的财富辉煌也是这样。
统观财富损益格局，长期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改，城乡、地区、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制度漏洞下的一夜爆富神话与公共权力寻租中的腐败敛财屡见不鲜，无不反映出劳动者的财富分享权利流失。
不忘“劳动是财富之父”，关注劳动者的财富分享权利。前者是一场关于财富的激情表演，后者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永恒问题。
中国的富人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最为隐秘的阶层。有人认为，因为在中国大陆，富人的钱大多来历不明。
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不管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肯定地说：钱是个好东西。既然钱是好东西，为什么男人有钱 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变坏怪钱，女人变坏也怪钱， 钱真是把冤枉了。
钱是好东西。钱是门票，进不去的门，有了钱，门就开了；钱是桥，过不去的和河，有了钱，你就可以轻松地从这边到底那边；钱可以让你生出翅膀在天空翱翔；钱也可以让你由一个乞丐变成什么委员什么代表什么主席。钱是车是房是美女是你梦中的一切。
钱是坏东西。钱是诱饵，你上钩了就变成菜了；钱是陷阱，你掉进去就出不来了；钱让提供女人失去贞洁，让男人失去廉耻。钱让救命的药都假了，钱让醉人的酒都“水”了，钱 让人变得不象人了。
到底钱好还是钱坏？有人说钱好，钱听了并不感激；有人说钱坏，，钱听了并不生气。为钱所困者，那是你与钱之间还欠着缘分。为钱所累者，那是你把钱当成了你的三妻四妾，想的是占有。
钱，你叫它“孔方兄”也好，“老人头”也好，“大团结”也好，说穿了，钱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有了它未必能够走遍天下，没有它肯定寸步难行。
用违法的手段获得金钱，更多的钱只有一种用途，就是充当罪证。
经济独立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只有做到了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内心的安全感，才能保障自己的人格。钱是钱，感情是感情，没有经济的独立，也不会有感情和思想的独立。
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
8。4 关于预算制度问题
我国在预算管理制度是存在很多问题
国家既要花钱又要来钱，如果说财政是处理花钱和来钱的钱袋子，那么，公共预算就是用民主、公开、科学的方式掌管这个钱袋子。在西方，它被通俗地形容为“贴着价格标签的政策目标”。基于民主理财的实质，公共预算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民众可以依法了解和掌握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管理和监督财政收支活动；二是依法有效管理和监督政府权力。在每年的人大会议上，人大审议和批准预算报告，就是这个作用。
在编制预算时尽量报各一点，然后让财政去砍削。这早已是一些地方的惯例和潜规则。
预算与其说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工作，不如说是一个不得不履行的程序。大多数地方做得不到位并且流于形式。其中最大的不到位是政策、预测与预算三张皮，彼此缺乏衔接，直接导致预算配置难以准确反映政府施政重点和优先性。再加上执行工作不透明，导致对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裁量权过大，并且由此产生腐败问题。
政府部门除了财政预算拨款外，还有一部分经费需要自筹，要靠跨越既有制度到制度外去创收。不少部门一身兼具社会管理者和牟利者两个角色，而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也经常打乱收支行为的规范，并诱发各种腐败行为。
预算本来是硬约束，可执行起来却成了“软豆腐”。目前预算执行中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很常见，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个原因是在目前的局面下，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其他核心部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起码的条件承担管理全部政府现金资源和审查各部门政策（导致支出增加）的职责。同时预算执行中的监控机制也很脆弱，导致预算实际执行结构经常偏离预算初衷，甚至导致预算重点和优先性的改变。
今年七月一日，美国新泽西州宣布了一项行政法令，因预算经费不足，决定“关闭”州政府。事实上，因政府和议会出现意见分歧而导致政府、机构关门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希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仅是美国的州政府，1995年就连中央政府也曾经因为预算问题而遭遇“关门”危机。
发生在美国的政府“关门”事件，令人感叹美国政府的权力原来是如此“有限”，也让人感叹在全世界都能“呼风唤雨”的美国总统居然还有如此无奈的时候。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体现了纳税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分量。根据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纳税人既是人民的主体，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的主人地位，正是通过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来实现的。纳税人在向政府缴税的同时，也有权通过议会来审查政府财政预算、监督政府如何花钱。换言之，通过预算监督这一基点，人民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并督促政府行为体现民意。
政府“关门”事件也许过于极端，但从中体现的强有力的预算监督机制却对我们不无启示。在我国，各级人大承担着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重任，“预算法》为此设计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少人大代表看不懂专业的预算案，预算案的审议往往演变成程序性的走过场，政府的预算案经常未经严格审查就轻松过关。此种情形下，政府权力得不到应有的约束，民众的监督也就大打折扣。因此，加强预算监督的力度和实效，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看，各部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各部委年年都在积极整改，但是，年年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问题恐怕在于，这种内部整改的模式，没有起到问责作用，未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对待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因为，相关责任人、包括部门负责官员，只要没有把钱装入自己的口袋，就不会被追究个人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追究预算执行的个人责任之所以很难，一个原因是，现行的《预算法》规定非常笼统；而且，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有些部委滥用分配权力、有些部委未严格执行基建程序安排项目建设资金。所有这些问题，《预算法》根本就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即使提及法律责任的三条，担责的形式也太轻，仅仅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没有刑事责任。立法中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当然无从追究。
其实，即使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详尽，恐怕也难以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原因在于，违法违规现象相当普遍。根源是，无论中央预算还是地方预算，预算案的编制质量都很低，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的财政需要；而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调整过程中，未曾预料到的财政需要又层出不穷，因而，每级政府在执行预算的时候都不断调整。而《预算法》仅仅规定了重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却没有规定一般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因此，大量的预算调整就由各个部门擅自进行。
凡此种种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预算在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眼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按照法治的财政原则，政府的花费必须接受人民——通过其代表——的控制和监督。因此，预算案具有法律地位，唯一不同仅在于，法律具有较为长期的效力，而预算通常只管一年。一个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及民众服从法律，也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尊重相应级别的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案；随意更动预算，显然是不尊重人民的意愿、滥用手中的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有必要从养成官员尊重预算的习惯开始。
在官员心目中树立预算权威，首先需要预算案的编制更为准确。因此，提高预算在官员心目中的权威，恐怕更需要提高预算编制过程的权威性。目前的预算编制几乎完全由那些用钱的各个部门和财政部门控制，理应发挥决定作用的人大常委会只是在走后阶段介入，至于人大则只能在两会期间进行非常简短的审议。因而，各个部门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制定出来的，当然也就觉得自己可以随意修改，而勿需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看一个国家的纸币，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换个说法，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因为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大体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反映在纸币上的区别一目了然。
亚洲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国王，只有实行宪政的国家，纸币上也就不是国王了。欧洲国家的纸币上通常只有四种人：学者、作家、科学家、音乐家；美洲和大洋州以总统为多，个别是科学家和民族英雄。
为什么民主国家就不愿意把国王的像放在纸币上？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总统是选出来的，而国王的天下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夺来的。纸币上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一个国家自由和民主的标志。
第九章 官与舆论
9。1 官与舆论
在机关里名声比权力更重要，名声是权力的底座，是镶嵌在王冠上的宝石，必须处处小心。官场上没有免税的利益。
官场上的男人前不能翘鸡巴，后不能翘尾巴，翘哪头砍哪头。
关于西方媒体
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不但社会的三大支拄权力——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受到它的牵制，而且它对大众也有强大的影响力。虽然“第四权力”这一说法在我国新闻界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具有公权机关的某些特征，而且它还有一个诸多公权机关所没有的权力——监督报道权。既然是权力，就拥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本性。
西方媒体的强项是对在外的各级（包括最高）官员揭短、挖苦，哪壶不开提哪壶。报喜不报忧是西方媒体的基本职责。而各级官员也必须“经得起”骂，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都必须有“经骂”的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骂”是基本权利，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领导“经骂”的基础上的；这里的“骂”，是指公开的通过媒体和公开的出版物的言论，这也是一种监督机制。
西方国家大选，往往成为候选人之间互相揭短的大战。这种“揭短”是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互揭短处，从候选人的主观目的来说，固然都是为了把对方搞臭；但达到的客观效果却是通过舆论来监督、检查未来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政治道德；这种互揭短处，有助于培养廉洁正派的政治家。
在美国，新闻是民主的反映，是沟通精英于普通公众的平台；然而它更是一种消费品。于是人们对新闻的客观性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新闻？谁在制造新闻？媒体修饰过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新闻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主？企业是如何影响新闻运作的？
兰斯。班尼斯在政治传播学著作《新闻：政治的幻象》中说：政治新闻实际上是媒体、政府、公众通过不完善的信息交流，在不断追求各自目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和调整位置所形成的，它是三方选择和博弈的混合物。在政治新闻产生的过程中，政府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它需要通过媒体来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图；公众需要知道“真实的”政治，他们只有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来甄别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选票投向何处；媒体也并非中立的，它一方面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信息，另一方面把它加工成最容易为公众所接受的“新闻”再兜售给公众，以此来获取利润。
新闻经过政府的表演、媒体的加工最后达到公众手里，这时它早已于其客观的标准：“公正、平衡和真实”相去甚远。政治事件中的价值观、新闻人物的欺骗行为、报道的观点很难完全中立、新闻时效性的要求等因素，都是掩盖新闻真相的“元凶”。然而在新闻媒体受到保护的国家里，掩盖新闻客观性的最主要而且无法避免的原因在于：法律无法约束那些庞大的媒体机构的道德责任。它们的行为准则就是赢利。肆无忌惮的市场利益使得新闻这个理想中的“独立监督人”出现了道德的瑕疵，因此，它始终不能扮演一个合格的“民主把关者”，最终也不能把人们带出“政治传播的陷阱”。
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东西，只是最不坏的东西。让所有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正是他们自认为拥有世界上两个最不坏的东西：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即使是在这个自认为最不坏的社会里，仍然不能兼顾新闻的自由与道德。人们追求新闻的自由，却无法避免法律约束之外的道德风险。人们走出了“权力暴政”，却又掉进了“市场暴政”。
9。2 关于媒体的作用
对于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公共传媒的角色和功能，有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最为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应该是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笔杆子”只能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服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作为另一种社会力量（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的主要载体，必须将对政府及政治权力的监督放在首位，媒体只有作为政府的天敌存在，社会力量对比才可能实现均衡。
显然，前一种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自由主要、个人主义的观点。两种说法分别侧重一端，在理论上都有片面性，在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各自的不适应性。
将媒体纯粹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作了多年实验；实践证明，只有在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得到民众自觉认同时，媒体的喉舌作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换言之，只有在全社会已经整合于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时，媒体作为喉舌才能起到强化整合的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已经大幅削弱的情况下，政府严密控制媒体最多只能起到垄断信息、清除不利信息的作用，很难对社会的精神整合有所帮助。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媒体对信息的过滤作用也在不断弱化，如果再严格控制媒体，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社会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死扣住媒体的喉舌性不放，只会断送建立新的整合机制的时机。
如果媒体纯粹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对立面存在，以监视政治权力为己任，一方面这种媒体在中国当前的土壤下难以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在政权体制暂时还难以作出大的变动、社会积压了多种尖锐矛盾的条件下，此类媒体将拌演激化民间与政府对立，分裂社会是反整合角色。这种角色在与外部相对隔绝的农业社会或者工业化早期，负面效应还不怎么突出，但在国际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对内部整合的破坏就是对国家综合能力的破坏。媒体在加剧社会对立冲突的同时如果不能为社会找到一种粘合剂，它就只能是纯粹的破坏者，其所作所为最终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因此，上述两种对媒体的角色定位都失之公允。实际上，媒体可以同时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及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存在，同时还可以负担其他的角色功能，例如反映其他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声音。媒体的本位角色应该是中性的，客观的，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超越于局部利益。媒体的作用应该是工具性的，即仅为各种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表达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尽可能使各种观点和利益能够在言论层面上平等竞争，使受众能够兼听则明。因此，媒体不应该成为任何一种群体、任何一种利益、任何学说的专属之物，它应该尽可能成为尽可能多的群体、利益和观点的表达工具；它应该平等对待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与政府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只有这样，舆论才能有助于将社会内部的相互伤害降到最低，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才能在减少相互伤害的前提下趋向磨合，在逐渐磨合中形成新的整合基础，找到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
这才是媒体的本来面目，但在意识形态化泛滥的今天，许多东西的本色都已经模糊不清，而被代之以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针对现状而言，可以称之为媒体的第三种功能、第三种生存状态、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于媒体自身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持续生存和发展；又符合媒体价值超然的本色。
领导干部看新闻节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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