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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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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特色；秘书现象说到底还是领导现象；秘书的腐败实质上是领导干部的吏治腐败。腐败总是与权力相拌相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秘书这个职业已经蜕变或者说进化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领导干部的级别标签。
秘书本来无职无权，却能办一些有职有权的人都办不了的事情；秘书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职业，却常常能镇住许多官员。
腐败的小人物，大多是领导的秘书、司机、单位会计以及一些基层的公务人员。虽然名不见经传，但这些“小人物”大多岗位特殊，或者有领导“身边人”的特殊背景，尽管官位不大，有的甚至什么官都不是，但却往往有着管钱、管物的具体权力。“县官不如现管，现管不如办事员”，掌握权力的“小人物”不仅难逃腐败的危险，而且由于其“权力附加值”不为人注意，“小人物”的腐败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发现之时往往已经酿成大祸。
“小人物”弄出“大腐败”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即使是最小的权力，如果不受约束与监督，也可能被用于腐败。目前对于领导干部的公共权力监督已经有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但是，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小人物”的权力的监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手中掌握了实权的人才是反腐败的重点监督对象。殊不知，在腐败的行列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们：他们手中没有实权，但处于官场的边缘，有能力协调处理一些事情，并为受托人谋取利益，人们称为“官场边缘人”。
频频发生的官场小人物成为大贪官的案件，却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思考问题，除了主观上的犯罪诱因以外，体制、环境、制约等等诸多原因都在我们的思考范围内。
在中国的行政、执法以及司法体系中，有着大量的“官场边缘人”，他们虽然不在官场主流位置，却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为自己、为亲友谋取利益。他们因为年龄等原因决定了他们升迁无望，可以不再顾及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更多地关注如何挖掘自身的资源；他们熟悉官场的规则，也善于利用政策、体制的漏洞、缝隙，可以做成许多高层、中层和下层做不到的事情。
“秘书兵法”归纳起来有四句话：
一是先斩后奏。这是一个秘书的基本功，也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招，就是说秘书的工作必须主动地为领导排忧解难，不能事事都请示领导，有些事情你请示了，但领导不表态，等于是给领导出难题。所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自作主张，作为秘书，他面对的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这样处理。
二是先奏后斩。这自然是一些事关领导全局的大事，比较容易掌握。
三是奏而不斩。有些事情只需要做做面子，有个说法，有个名义在那里放着，让领导总是惦记着你，让其他同志以为你在忙着，但并不需要你真的去干。
四是斩而不奏。
秘书被定位于领导的“身边人”，走路要轻轻的，在领导面前要双手垂立，不能大声说话和放屁。说话的时候也不能有么说么张口就来。必须揣摩领导的意思，脑子滴溜溜转，专门拣领导爱听的说。所以出口的话没多少是真的。我那时年轻，就觉得这样活着太累。甚至还联想到一个更加屈辱性的词：太监。当然秘书被阉割的不是自己的命根，而是个性和思想。这种阉割是自愿的。也是不得不自愿的。秘书不能表现出黑白分明的性格和精神的贞操，这就是自我阉割的必要性。否则就难免受到领导体面的强暴。这个职业对于今天喜欢张扬的一代年轻人肯定不合适。别看他们还千方百计往公务员队伍里挤，一旦挤了进去他们保管不敢在领导面前放肆说一句“我就是我”。现在的孩子都不傻，过关斩将走关系跑门子挤进来不容易，只要是工作需要，他们时刻准备着接受精神的阉割。
秘书给领导写文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高度。领导只要高度不要深度。对于真正的文人来说，制造这样的文章实在是一桩苦差。但秘书多半懂得韬光养晦。这方面的个人修为却讲究深度而不要高度。所以秘书行文时不能像古代举子赶考一样，追求“文采飞扬立论精辟”。领导根本就不需要你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要忍辱负重跟上面和上面的上面“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文章便是好文章。
做秘书的如果仅仅充当领导的文秘角色，这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有进取心的秘书，必须把奴性发挥到极致。超越工作关系之外，担当起领导的家奴角色。全心全意为领导的老婆孩子提供奴才般地效忠。这样的秘书，几乎被领导看作家庭中的一员。既照顾领导的家长里短，满足领导少爷公主的各种需求。也可以适时地跟领导吹吹风、传传话、打个小报告。秘书做到这个境界，算是修成了正果。别看在领导家里当孙子，出了门便可以趾高气扬当大爷。元末有一个叫做“审不清”的县官，手下的一名刀笔小吏很能讨得县官家小少爷的欢心。当然也就讨得了审不清大人的欢心。4岁的小公子谁都不跟，每天都要这位刀笔小吏抱着出去玩。全城的买卖铺户都被他们玩遍了———买卖铺户有什么好玩的？———可了不得！他是领导秘书啊。这位领导秘书把少爷往买卖家柜台上一放，掌柜的马上跑出来点头哈腰好吃好喝好待见。临走还要拿出银子孝敬。说是给小少爷买点吃的，真正目的是盼着秘书少来“光临”为妙。
秘书做到这个境界，进一步就可以干政和弄权。这是现代秘书的最高追求。只图点孝敬银子的刀笔小吏恐怕还比不上。能够作为智囊型秘书为领导决策做参谋，这是现代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下级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河北第一秘”李真就被称为河北省的“二书记”，显然已经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权力。这样的秘书有点像当年的宦官专权。
这个层面上的秘书还必须扮演一个角色：领导的经纪人。有些事情领导很少亲自出面，而是通过秘书来办的。这样秘书便以其特有的身份介入到领导的权力链条中来。或者也可以叫做腐败链条。一旦有幸与领导形成这样的利益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将变得非常牢固。领导和秘书共同维护，共同建设，共同防御。其中秘书承担的工作更多一些。这些工作比较辛苦，不算加班，没有加班费。而是作为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中获取更多的“腐败中介费”来得以补偿。
没有相当的定力和道德修养，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就像太监净身那一刻只想入了宫混碗饱饭吃，混着混着就不满意了，就有了更大的贪欲。当年李真曾发誓要当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最后还不是一样自毁了前程？
领导秘书的仕途怎么就如此坦荡？
领导干部的秘书进步快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贪官李真因为担任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秘书，年纪轻轻就官至正厅级，走上了河北省国税局长的位置；因情妇问题被市委书记扳倒的王华平因为担任辽宁省政府一位领导的秘书，从凤城副市长走上了抚顺市长的宝座。
看一看现在的官场，领导干部的秘书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因其具有特殊的背景而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他们不仅进步快，是一般干部望尘莫及的，而且身居要职，更是一般干部可望不可及的。
是什么原因使得秘书们的仕途如此坦荡，是谁为秘书们铺就了平步青云的升迁之路？也许从领导干部的“由衷之言”中我们可以找出答案。有的领导干部直言不讳地说，秘书与一般干部不同，整天在自己身边，是有感情的，秘书也从自己身上学习了一些领导艺术，处理问题的能力比一般干部要强。所以，有机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秘书，再说，秘书跟自己多年，总不能亏待了他。
这是某领导干部说的话，大意如此。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领导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只是个小道理，它既是干部用人之风不正的表现，更是干部用人之风不正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秘书因其位置的优越性而在仕途上走得更快还可以理解的话，领导干部的这种想法就太有违原则了。说到底，秘书的优越性是领导干部造就的，秘书的进步快是领导干部扶持的。因此，这个问题的根子不在秘书而在领导干部。
因为领导干部对秘书的厚爱和扶持，在干部问题上也就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得一些优秀的干部在与秘书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也滋生并助长了干部任用上的歪风邪气。
现在秘书出身的领导干部犯事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我又想到，对于秘书们的腐败问题，领导干部能脱清干系吗，不应该受到追究吗？
秘书也是干部，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步。但问题是，他们的进步应该回到公平竞争的轨道上来，如果有领导干部的后盾作支撑，如果领导干部总是优先考虑秘书，这就成问题了。
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指上下之间的关系），其力度和波及面相对还是有限的；而当权力腐败既“纵向”发展，又“横向”跨地区、跨行业发展时，其效应就可怕了；行业部门的“横向”制约将被摧毁，腐败将纵、横无阻，以全方位滚动式发展。
现在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一个官员要是真想廉洁从政，一部宪法、一部党章就足够了。特权思想是制度的第一杀手，特权以及特权思想让人入迷，最终也会害人；但是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的确不容易。
不太富裕的地方官员事权与财权有冲突，“弄钱”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以后，将赃款个人支配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说明腐败已经深入官员的骨髓。
现在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的灰色收入很高。这说明现在不是国家财政在养着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腐败收入在养着官员；不是纳税人在养着官员，而是官员自己依靠腐败 技巧在养着自己。
能够大手大脚给领导送钱的人，十有八九他的钱就来得不正当。
权力与腐败仅一步这遥。当一些细微的不正常行为和不良欲望被默认或者不被及时制止时，这种欲望就会慢慢膨胀。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和腐败注定了亲密无间，两者之间仅一线之隔，当权力缺乏监督的时候，就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缺位，使得腐败官员走得顺畅和轻松。
小秘书有大能耐。在古代都是宦官和管家当道，到了今天秘书可以左右大局，这是有道理的。官僚中有一部分是秘书出身，靠实力升上去的就必须实力超群，更得有人提拔和推荐。
腐败者是以有一定的权力为前提的，经过腐败之后，有权又有钱，呼风唤雨好不得意。但是，人们发现腐败者有五怕：一怕群众检举；二怕小偷光顾；三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四怕被“咬出来”；五怕反腐败力度加大。
贪官为什么年轻化？
一是耳濡目染。未入官场就明白，头上的乌纱帽自始至终都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也可以罢你，于是唯马首是瞻；再发现“腐败”结成一个“圈”，圈子里的人利益均沾荣辱与共。
二是政治信仰缺失。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三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就是吸引人才去做官。传统的人才体制，以权力为中心。所谓的人才，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恩赐的，官本位和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他必须唯上是从，按规则出牌，也必然复制出权力体制中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有“位”才有“为”，干部的为，就是保住“官位”。
四是民众监督的缺失。任何一项制度行之有效，没有民众的热情参与，百姓的积极监督，其生命力很难持久。
12。13 关于学术腐败问题
当下学术腐败的肆虐，学术公正的紧缺，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关系代替水平，掏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的版面，这就是当前学术圈内的潜规则。
在人们心目中，学术圈应该是一方净土，然而现在却是“潜规则”盛行取代了学术，“关系学”取代了科学。说这种学术腐败让人触目惊心，一定也不过分和夸张。剪刀加浆糊凑成论文，然后掏钱却买版面，更有甚者，连剪刀、浆糊都懒得却拿，所谓投稿，已无须寄送文章，而改为直接交钱。还有的不惜重金，从国外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到单位演讲、做报告，付给高额报告费等方式，请专家在发论文时帮忙署名。总之是为了欺世而不择手段地盗名。
何祚庥院士还揭露了目前学术圈内的三个关系网：一是由血缘或师生等自然形成的利益近亲关系；二是以利益分层或者利益补偿为筹码，通过公关等方式临时建立的关系；三是赞助企业与个人之间千丝万屡的关系。三个关系网把学术圈异化成了“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中，不搞科研拉关系的就能如鱼得水，成为“冠军”，不拉关系搞科研的就会捉襟见肘，四面楚歌，成为“孤军”。
我们的学术界腐败严重，和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体制问题之一是整治腐败不力，包庇、纵容腐败。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科学资源分配不公。现有的科学资源分配不能体现国家利益。学术腐败的深层问题还没有抖出来；学术腐败 和更深层腐败有密切关系。
学术圈子里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只捧场，不拆台。
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密不可分。中国至今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度，研究职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科研、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官场的一部分。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与仕倒是真的成了一体。大批中、高级行政官员都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学术腐败也与经济腐败密不可分。大学办公司，学者变学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真正的科技成果要实现产业化、走向市场需要长期探索，假产品却可以快速得到回报，并且一本万利——它需要的只是让科学家来打高科技的招牌。
凭借权势在自己并未做出贡献的论文上挂名，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学术腐败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以至学术腐败代价极低，获利极大。虽然现在互联网揭露和媒体关注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但是即使腐败者被揭露出来，也几乎毫发无损。
为什么一般人员对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望尘莫及，而行政领导领衔即可顺利通过？一般科研人员婚姻行政领导的天壤之别，往往仅在于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有价值的科研项目和成果不能立项和凭奖，而附加了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后，即成为可能，这说明什么？其中是否存在着权力寻租、权力互换、甚至权力交易？“学术腐败”的资本与其他腐败并无二致，同样是权力。所以，改变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的现状，关键还在于遏制行政权力腐败和学术权力腐败。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发生的领域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就腐败而言，却没有本质的区别，否则就不叫腐败。不存在哪一种腐败可以谅解，哪一种腐败可以开脱。目前的状况是，提到政治腐败深恶痛绝；提到学术腐败不以为耻。学术腐败是病毒，租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侵蚀创新国家的建设。
学问附着权力，势必变成奴隶；学问推崇权威，势必变成乌龟；学问依靠权术，势必变成骗术。
行政办法难遏学术腐败
科学技术部11月9日正式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6种科研不端行为，将可能受到收缴科技计划项目经费、降职、解聘、开除等处罚。
科技部出台办法应对科研不端，对于治理学风是件好事。但依靠行政办法来遏止学术腐败的学术治理思路，是否真能达到遏制学术腐败、科研不端的目的？
目前中国的学术风气不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大家对规范缺乏共识，或者行政惩治不力，还不如说是整个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发生了问题。具体地说，是缺乏学术的自主性和行业内部的有效监督。
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完全是行政式的体制。这种行政式的学术体制，遵循的完全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指归的权力游戏规则。谁掌握着某种权力资源，谁就可以为个人的晋升和发展，或为小集团的利益创造实现其某种现实利益的机会，也就可以无视甚至剥夺他人的利益和机会。
在这种学术行政化、进而行政利益化的学术秩序生态下，为取悦于权力、博得行政认可，学术行为的非学术化、背离学术规律自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科技部推出办法，虽然有其震慑的功效，但仅仅是治标之方。要从根本上杜绝学术腐败，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需要改革现有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需要学术界廉洁自律，让学术行政化退出教育和科研舞台。
因此，仅仅依靠行政办法遏止科研不端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在于运用道德规范和行政手段解决科研不端、学术腐败问题的同时，必须建立完善的科技体制、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如果关于学术自主性原则不确定、相关法律规定依然缺位，那么就容易让人担心，主管部门的坚决态度是否能转化成行为实效，严惩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科研不端行为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核心期刊中的腐败
作为代表一国学术水平的核心期刊；一旦陷入利益纷争的泥潭；必然会走向公平竞争与学术清明的反面；荼毒学风；贻害无穷。
在国内的学术界；有这样一个术语与科研成果、晋升职称、评奖、聘用、学位、高校排名等密切相关；那就是——“核心期刊”。同样是这个词；也与学术腐败、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学术界不良风气关系甚密。以“核心期刊”为中心；有一群人游走在学术的灰色地带；串联起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核心期刊里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为什么学术界普遍对国内的核心期刊现状表示不满；却不得不遵循其中的潜规则行事？本刊记者针对国内学术界的中文核心期刊现状等问题调查了、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悖论：虽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所规定的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科研能力；以及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与学位直接挂钩的做法；是有违学术规律的；应当取消；但是；他们对于取消这些规定后学术评价标准的走向却感到迷茫。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处在“核心期刊”这个巨大利益链条之上的一环；核心期刊在有着种种弊端的学术评价机制面前；毕竟给学术圈提供了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平台。
国内的核心期刊收取版面费已经从刚开始的“地下规则”变成了现在的“明码标价”。在调查中本刊记者发现；核心期刊版面费的多寡是根据该期刊在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来确定。一般说来；核心期刊的增刊；每个版面大约在300~600元；而如果是核心期刊的正刊；就需要800~1000元；一些知名大学的学报以及有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中；有的版面费高达5000到8000元；甚至更多。
目前国内诸多高等院校都有明文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硕士生要求发表1~2篇；博士要求2~3篇；否则不予颁发学位证书。这些论文少则两个版面；多则五六个版面；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为了毕业发表论文要花费的版面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核心期刊的主办方从版面费中牟利更是显而易见的。本刊记者查阅了《江汉论坛》2005年的一期增刊；上面一共发表了123篇论文；大多数论文是两个版面；按每篇文章最低500元计算；这一本增刊就能赚6。15万元；版面费更加高昂的正刊所攫取的利益可想而知。
何祚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办刊物的人由此看到了经济效益；他们都受到利益驱使；绝大多数核心期刊收取的版面费；最后都变成了福利费或者奖金了。这些福利费和奖金额度很大；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刊物内部有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在引诱着他们；因此；要想动摇核心期刊目前的地位就很困难。因为期刊社编辑们从中收益十分丰厚；他们指望靠版面费来改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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