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手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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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怠。我当尽己之所能，向一切未知的法律领域进发，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律素养。因为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是复杂而综合的，公平与正义不可能依靠单一的法律就能实现。

自1993年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一直是我分管的部门之一。但是，由于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做了几处原则性的规定之外，至今尚无实施细则，这项工作操作起来就十分困难。然而，法律既然赋予了检察机关这项职能，自己又分管了这项工作，不管多难，必须想方设法做好，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挥其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

法律的完善，自己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在履行职责的实践中探索进取，努力向书本和实践学习，向法院的领导学习，以实现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取得履行法律监督的资格还是可以做到的。为此我注意挤出时间看书学习，使自己的民法和行政法学理念得到了增强，处理案件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我深知“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学习，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必由之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第一位的任务。“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任务逼人，不学则退”。

在社会建设中，领导干部所承担的是模范带头作用，所以，人们对领导总是寄予很高的希望。我们提倡“节约型社会”时，人们率先发现的是，太多的领导铺张浪费；我们建设“学习型社会”时，也总是得知，不少领导却不爱学习。“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应酬多挤占领导读书时间”（《人民日报》6月5日）的新闻表明，在领导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阅读是最不重要的一项活动。

这些调查信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领导都不爱学习了呢？当然不是。

由《中国图书商报》和《瞭望东方周刊》共同组织的“百名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党政干部有较强烈的读书需求，但工作太忙、应酬过多正成为影响干部阅读的最主要因素。可在现实中，好像并不完全如此。除了公推公选时考试的需要，我们的一些领导，甚至相当数量的领导，对他们而言，读书根本不是“职业需要”。

因为有些人认为，“领导饭碗”一旦捧上，就与读不读书没什么关系了。“会前定调子，会上排位子，会中念稿子，会后拿筷子”，“会前握握手，会上举举手，会完拍拍手，会后不动手”，“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你说，这样的领导还需要读书吗？哪有时间读书！

当然，现在的领导确实忙，也确实很少有时间去读书，但这不是问题的所在。试想，如果一年一考核，像考职称那样，考不过就下马，你看他还有没有时间？当然，我并不认为好领导是考出来的，只是说明“忙”这个托词而已。

其实，当个好领导既难也不难。说不难，只要心中真正装着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按照党纪党章来要求自己，就可以了。说难，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做一个好领导，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什么政治理论、国际形势，什么经济规律、法律法规，什么电子政务、媒介素养，哪一条不需要看书学习、揣摩领会呢？只是，前提是这个人的能力素养是能当领导、当好领导的必要条件，或者说读书是当好领导的职业需要，这样才有意义。

可见，如何让阅读体现领导的执政水平，如何让读书转化为政治生产力，才是促进领导愿意抽空读书的重要方法。

翻开前一时期的反腐败案卷看看，贪婪的领导原来也“读书”。

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喜欢读指导赌博一类的书，即使在中央党校深造期间，也随身带着《赌术精选》《赌术实战108招》，日翻夜看，爱不释手，且勇于实践，多次飞到澳门狂赌；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爱看相面书，除自己刻苦钻研外，还经常找人算卦。

领导干部读什么书？这是个人兴趣问题，但又常常反过来表现和影响他们的兴趣和追求。读书就是交友，也是读者和作者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我们说“开卷有益”，也说“读书使人高尚”，这都是指读好书。

读好书相当于倾听智者的谈话，是作者人生经验的体会和总结，可以很受教益；可读不好的书，那也相当于受不好的人的煽动、教唆和蛊惑。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民间还有更浅显、更形象的道理，说是“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巫婆下假神”，恐怕都是这个道理。有人说得更明白、更直接：“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坏。”“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害。”这些看法都是有见地的。

多读好书，一方面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我刚到检察院工作时，为了尽快地适应工作，更好地履行职责，学好刑法，我选择了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方法，即将学习刑法理论与阅读疑难案例结合起来。疑难案例选编是全国一些典型的、有争议的疑难案件，是司法实践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成果。我阅读疑难案例选编的方法是先阅读案情部分，然后自己根据案情结合所掌握的刑法理论知识对案件定性并分析定性的理由。接着将案例选编的定性中的几种分歧意见和准确定性的依据与自己的思考进行对照。如果自己思考的意见与案例准确的结论吻合，说明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有了收获，否则，就说明自己还存在问题。这种方法对我较快地适应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后来，我在审批一起刑事案件时，因罪犯比较狡诈，所以从公安、检察的逮捕及起诉都认定为故意伤害。但是我从其案件的环境交通不便，作案的手段凶狠毒辣看，虽然他在逃离现场时留下一句“送他到医院抢救吧”的话，但那只是想掩盖其罪恶意图以达到逃脱严惩的伎俩，应该定作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罪犯死刑，立即执行。

任何人要学习知识、获得本领，都不能单纯依靠电脑储存和抄录记载，而必须通过大脑记忆，把书本上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认识。重记忆，就要多反复，还应重交流、多研讨。通过沟通交流和研讨磋商，可以相互启发、取长补短，达到知识共享、同步提高的目的。同时，要重运用、多实践。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坚持边学边用、学用结合、以用促学，把满足现实需要作为重要指向和强大动力，可以大大增强学习的效果。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是提高素质、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但任务繁重、公务繁忙，又使领导干部很难有大量时间用于学习。怎么办呢？只能想办法挤时间学。在这个问题上，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倡导利用“三上”的时间，即把“马上、枕上、厕上”的点滴时间用于学习和思考。这种精神值得提倡。领导干部应大力弘扬勤奋学习、学以致用的良好风气，尽可能地减少应酬、克服惰性，争取每天都拿出一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定会受益无穷。

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如果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就是工作，就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清醒六：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2。不了解行情，你必被架空

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深入联系群众上，为民书记郑培民同志是我们的好表率。他在湘西时，利用两年时间，跋山涉水，跑遍了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牢固树立基层第一、群众至上的思想理念，做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做到思想上重民，感情上亲民，决策上尊民，行动上靠民；始终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自觉把群众的情绪视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目标，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群众的富裕作为第一追求。

越是在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越要深入下去，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共渡难关；越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越要深入下去，敢为民请命，与群众交心换心，做群众的知心朋友。

“华而不实，怨之所繁”。浮躁不安，是许多领导干部政治上不成熟，心理上不健康，修养上不到位的表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做好领导工作，唯有求真才能避免和减少失误，唯有务实才能开创工作新局面。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求我们要在“求真”上下工夫。

首先，思想上要求真。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实际，凡是重大问题和决策事先都要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其次，行动上要求真。抓工作不能停留在表面，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严格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决定，坚持说了算，定了干，言必行，行必果。对准备开展的工作要抓调研、抓试点，对正在开展的工作要抓进度、抓突破，对基本完成的工作要抓配套、抓完善。要在“实干”上下工夫。

第三，要知实情。坚持到实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要出实招，拿出符合上级政策、切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招数”，拿出既体现长远目标又能够完成任务的办法，切不可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玩数字游戏，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要在“深入”上下工夫。

第四，要养成艰苦深入的习惯。深入到工作的每一个具体项目、每一个具体环节，做到身入心入，靠前指挥，亲力亲为。

艰苦深入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拔足再濯，已非前水”。不能坐着车子转一转，隔着窗户看一看，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要实地考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不论干任何工作，都要保持一股钻劲、韧劲，绝不能心浮气躁，浮在面上，浅尝辄止。如果偏听、偏信、偏看，就难免会出现认识和处理问题上的偏差。

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原。”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去！”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已引起不少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的重视。这一研究要取得实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实际，面对现实，把情况摸清楚、摸准确。只有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才有针对性，才管用。

这些年，一些好的工作研究、理论研究成果，都是在深入实际、摸清实情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受到各方面好评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就是“深涉水”的结果。为了写好这本小册子，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百余位专家学者，走访了十多个省市区，悉心听取各界人士、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收集了100多个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使全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达到了思人所想、答人所问、解人所疑、释人所惑的目的。

然而，在一些单位、一些同志中，面对现实、把握实际搞研究的意识还不是那么强。有的习惯于文件来文件去，关起门来冥思苦想，拿出的东西看起来逻辑性很强，表述也准确，却是“一点也没错，一点也没用”；有的也讲联系实际，但所指的实际是想出来的、编出来的，活思想不活，实际问题不实；有的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粘贴、剪辑，名为学习、借鉴，实则像“剪刀工”一样东拼西凑，拿出的东西与本单位的实际不沾边。这类成果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败坏了风气。

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是件很严肃也需要下苦功的事，容不得搞应景之作、花样文章。要真正做好调研工作，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从群众利益出发，调查群众，研究群众，向人民群众寻求真理，就是调查研究。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同时是社会的客体，或叫“实事”。到社会的“实事”中“求是”，制定“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然要研究了解人民群众自身状况。倘若做不到联系群众，或做不到随时联系群众，都会堕入空想和盲目的深渊。

如果做领导的心目中没有群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意愿和要求，那将从根本上失去调查研究的基础，堵塞了解国情的基本渠道。为此，毛泽东指出：“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

为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就要加强机构改革，改变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领导官僚化的危险。”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得非常中肯，他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总结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研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办法了”。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最可靠办法。

首先，坚持调查研究，可以准确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将出现大量原来没有的问题。诸如：市场和计划问题，腐败现象和廉政建设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西方文化和中国文明互进共存问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承继关系问题等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必须掌握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情况。情况不明确，就不能采取准确的对策。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其次，坚持调查研究，可以及时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克服本本主义、形式主义，把理论与实践、上级指示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克服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克服简单化、“一刀切”，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效率。

因此，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领导干部的工作做得仔细，还会加大调查研究的作用。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就可以比较深入，这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

第三，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不怕困难，不怕碰“硬事”，不怕碰“钉子”，敢于介入矛盾，敢于处理棘手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引导群众加倍努力，奋发图强，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

第四，当前的调查研究要设法改进手段，更新技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了解情况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级。我们不能死守传统的方法，要敢于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学习和运用现代的科学调查技能，如统计调查、问卷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查研究领域，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规划与优选方法、预测与评价方法、计算机仿真方法等，以便更好地完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详尽、可靠的信息和数据。

清醒六：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3。不把有用的人放在身边，必败无疑

古人云：“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古人还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不祥”，就是不吉利，有衰亡的征兆。

一个国家有人才而不识，识了人才又不用，虽然用了却不让他担当重任，有此“三不祥”，肯定不会兴旺。事实上，不仅国家这样，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都莫不如此。实践证明，事业的兴衰，政权的兴亡，与人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像诸葛亮所总结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对于领导者来说，仅仅确立决策目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能组织人员来为决策目标的实现而奋斗。因此，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地使用人才，就是实现决策目标的组织保障。

用人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识人。纵观历史上重大的阴谋，都是从不识人开始的；考察社会上最大的悲剧都是从用错了人开端的。真可谓：“好在用人坏亦在用人”，“成在识人败也在识人”。

识别人才，考核才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很早古人就提出：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

历来人们都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人更重要的了。

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后，自己总结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如此，今天概莫能外。刘邦为什么能平天下，靠的就是识人。他知道人有千姿百态，作为统帅，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标准择人、看人、识人；用对人则决胜千里之外，不用人或用错人则被“我”所擒——这是自然规律。

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人才，又不及时地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而又不及时地从其现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继续将其留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无穷。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的重要性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产生了极为相近的一种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