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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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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扬点了点头。
于洋继续说：“九十年代末，歧北的工业企业到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十几家上千人的工厂半年不发工资，而我们的市领导从不去这些企业了解情况，慰问职工，对工厂的一些要求不理不睬。大概是三年时间，歧北市属的工厂几乎全倒闭了，部省属企业活了下来，但绝大多数活得苟延残喘，一蹶不振。最近四五年，省属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开始复活，书记、市长到这些企业去又是指指点点，报道上说是指导工作，好像他们无所不能。既然这么能干，既然会指导企业脱困，企业停产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就是你没有到来之前，那些牌子没倒、生产依然困难重重的工厂，他们为什么还是不去？刘书记你是听到了的，就在你们班子交接的会议上，歧北工业复兴的成绩是记在王斌的头上的，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于洋喝进一口茶水，湿润一下喉咙接着说，“刘书记，行政上官场上的有些事情，可笑得很呢，那些自编自导自演的人物自以为很精彩，站在台下看的觉得非常可笑。”
刘扬笑着点头。
“你想干点什么？”刘扬问于洋。
“我能干啥？我啥也干不了。”
“你到市委来，我给你一个官做，做事的官位。”刘扬说。
“不来。我就这样死扛着。我当不了官，也干不了事。”
“不要萎靡不振，一个男人，要有点精神。”
“刘书记，感谢你的一番好意。如今在行政上，要有一些过硬的素质才能适应这个环境，没有金刚钻，就干不了瓷器活。比如喝酒，不但要量好，还要会喝，喝得上级高兴，自己又不难受；既要把事情办成，还不能失体；既要让上级看到自己对他是一片诚心，还不能显露出自己是一个窝囊的奴才。”刘扬笑了，他没有想到于洋还有此体会。
“还有什么？”刘扬问。
“多着呢。”
“你都看出来了？”
“这比研究一个物种的变异，比写一个调查报告容易多了。”
“我得用你。”刘扬认真起来，“我没有发现你，我不知道你，那你就过你的小日子，现在我发现了你，我就必须让你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岗位，换一种精神面貌。一是我爱惜人才，我不忍心人才被埋没；二是我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好吧，刘书记，我听你的，我尽我一点力量把工作做好。但你得帮我一个忙，把小河区一个科级干部投到监牢里去。”
“说吧，谁？什么事？”
“小河区农牧局的一个副局长，他抓过我，使我母亲得了心脏病，并且死于心脏病，他通过贪污公款买了房子，又通过贪污公款给本是农民的老婆买了一个正式工作，在小河区林业局当干部。”
刘扬眼睛里射出一缕亮光，低声说：“没问题，这事有人办，用不着我，这样的害群之马还在当官，天理不容。”
简单几个小菜，一碗杂粮面，吃得刘扬心情舒畅了起来：“到你家里去，看看你的家境。”
于洋住在一个工厂家属区，是二手房。刘扬没有落座就叫于洋把所有于洋写的文章拿出来给他看。于洋说：“那都是三十岁以前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可看的价值，你还是歇一会儿吧。”
“你以为我是个大老粗，产业工人，看不懂你的大作？我没有写过理论文章，但我看得懂，拿出来。”
没办法，于洋只好从书柜的最底层翻腾出来。十三期《工业研究》，有两篇是头条，还有别人的名字。这个刊物是某工业大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办的我国最早专门研究工业的学术刊物，高校教授要在它上面发论文都不容易，而这个二十多岁的非专业小青年却发了十三篇，当刮目相看。《河源经济日报》上有两篇占据半个版面的工业经济论文，编者还摘录了内容提要，看来是重点推出。《河源日报》上有五篇论文，二十多篇时政文章，《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上发表的是有关思想作风建设的千字文，也是二十多岁写成的。三十岁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字。
刘扬问：“三十岁以后就干什么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
“下岗了。”
“行政干部什么时候下过岗？”
“全市搞科级干部竞争上岗，我被安排考副科级。笔试全机关第一名，面试给打了六十多分，就这样，要上去的那位同志分数还不够，就把我两年的年终考核优秀等次改成称职。我去问现在这位一把手，他对我说：‘你农民出身，有一口饭吃就行了，你想干什么？’并且他亲自写报告说市经委通过竞争上岗，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了。不出几天，他又安排我写整顿机关作风的工作报告和他自己的述职报告。我问他，你出类拔萃、脱颖而出的人才呢？他说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就是一只蚂蚁，撼得了大树吗？你就是一只跳蚤，能顶起一床被子吗？即使这床被子脏得不堪入目，而你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跳蚤，你还是顶不起。我死活没有写，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写文章了。”
刘扬听得义愤填膺，把这些报刊杂志都收拾起来，对于洋说：“走吧，跟我到市委去。”于洋拦住刘扬问：“刘书记，你拿这些破玩意儿干啥用？”刘扬说：“我要请有些人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要他们也写几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上发表出来。”既然书记这么说，于洋知道阻拦不了，就顺了刘扬，跟他出门。
小何早早就在办公室等刘扬了，一见刘扬从门前走过，便跟了过来，接水，烧水，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刘扬面前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就说，想批评我就批评，我听得进去。”刘扬说。“刘书记，是我不对，我以后坚决改正，我向于大哥道歉，我……”“好了，不用了，希望你是真改，不是口是心非地改正。将小将小，天下走了，这是民谚，也是真理，越是地位高的人，越是礼贤下士，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谦虚。你一个秘书，有啥了不起的，当够了，年纪大了，安排你当个副县干部，也就是比别的年轻人快了一点，没啥了不起的。你自己去想吧。你现在通知常委开会，牛跟道同志也参加。”小何去了。
五点钟，常委会开始，刘扬请各位常委看摆在桌面上的于洋的文章，大家都认真地看了，绝大多数人啧啧称赞。坐定后，刘扬说：“这个于洋，就是我们市经委一名普通科员，已经四十岁，大家看，这个人怎么用？”
政法委书记率先发言，说：“调我那里，当一名副书记吧，这样的人才我想要。”
宣传部长说：“我们的宣传工作缺少这样的人才，我建议市委把这位同志安排到报社去当一把手。”
田野、王凌、牛跟道没有说话。杨哲说：“按干部任用选拔条例，提拔个副科长吧。这样纸上谈兵的人，我想我们歧北市多的是。”
刘扬看了一眼杨哲，把目光落到田野脸上：“田市长，是不是像杨书记说的这样，类似于于洋这样的人歧北多的是？”
田野一本正经地说：“我就见了这么一个，还是刚才见的，原来从没有见过，也没人说过我们这里还有这样的人才。我反对杨书记的意见，我建议就放在经委，就地提拔，当经委的二把手。”
王凌说：“应当当一把手，河东区区长，给他一个工业试验区，让他甩开膀子干。”
杨哲站了起来，大声说：“我反对，我极力反对。我对刘扬同志有意见，你到歧北来，什么都乱套了。前一段时间你不按套路出牌，我鉴于你刚来，就忍了，现在忍不下去了。一个科员，一下子当县级干部，这叫那些干事的干部怎么看？而我这个分管组织人事的书记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杨哲气急败坏。
刘扬说：“先在市委担任副秘书长，联系两区的工业，过一段时间根据情况变化再定。大家看怎么样？”
除了杨哲，其他人都同意。
杨哲说：“我干不成了，我现在就向省委请求免职。”
“这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你应当早一点离开，我们市上有这么多不干正事的一把手，跟你这个分管组织的书记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各项工作都位居人后，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今天依然还要做优秀人才的绊脚石，我不知道你是执迷不悟，还是有意跟大家过不去。”刘扬说，“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此结束。下面，请于洋给大家讲一些发生在小河区的事情，让我们开开眼界。”
小何把于洋领了进来，杨哲要走，刘扬站了起来：“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马上给省委打电话。”杨哲看着刘扬慢腾腾坐了下来。
刘扬让于洋坐在常委对面的报告席上，小何坐在于洋身边操作录音。常委背后是市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六个人。
于洋开始讲述——
我的家乡是小河区松树乡崖湾村。一九九五年农历九月，松树乡乡长带领三十四名乡干部来这个村搞秋收秋播和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事实上，秋播早已结束，秋收的事农民自己会打理，乡干部中有几个人懂得农事？他们都是中老年农民的学生。至于农田基本建设，这个村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实现了所有耕地梯田化，是那个时代全县农田基建的典型示范村，已经没有什么可建设的了。农历九月已经霜降，农民开始摘收果子，进林采蘑菇，是一年中最忙活的时节。劳力富余的家庭一边采摘，一边进城出售，村里如果要进行大的农村基建，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乡政府这么多人浩浩荡荡来，肯定是要做什么事。
果不其然，秋收秋播、农田基本建设是打头的话，征收“三提五统”才是正事。往年这项工作一个驻村干部就行了，今年来了这么多人，村民心里打起鼓来了，好多人猜想是不是又要加钱，因为这“三提五统”逐年增加，已经到了每个人近百元的水平。
乡长事先和副书记、副乡长商定，如果村上给他们杀一只羊，专门办灶，抽两块钱的香烟，喝十块钱的白酒，大家在这里打打猎，玩几天就回去，如果吃派饭，抽一块钱的烟，就找问题，计划生育啦，村风民风啦，社会治安啦，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都程度不同地问一问，治一治，主要是整治整治这个年轻不更事的村书记。村上的书记只有二十六岁，两年时间里给村里通了电、引了水、修了一条通往南北两个乡镇的公路，是松树乡最年轻有为的村干部。这个村书记只跟乡上给农民办事的干部来往，也舍得给这些干部杀鸡宰羊，其他人下村队，一律吃派饭。以各种名义到村上混吃混喝的人怨声载道，说这个村支书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乡长是新来的，听说一个千口人的大村子这么抠门，有些想不通，这一回亲自来，要看看这小子到底能不能把他们放在眼里。
村书记打扮入时，跟乡政府的大学生干部没什么区别。他先是在自己家里给主要领导做了十三花的宴席，红塔山香烟，西凤白酒，远远超出了预想。乡长很高兴，酒桌上他风卷残云，对村支书大加赞赏，说兄弟你好好干，如果有机会给你弄个半脱产，到乡政府当干部。村书记说秋收的事农民自己会弄好，农田基本建设无事可做，各位领导很忙，就不耽搁宝贵时间了。乡长酒足饭饱，点头应允，说下午就回去。饭后这个人在院子里转悠，听说一般干部吃了派饭，生的气就开始鼓胀肚皮了。果然不把一般乡干部放在眼里，吃派饭，抽一块钱的烟，连只鸡也不杀。乡长回到屋子，问村里的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村书记说一男一女的家庭都搞了，纯女户还是有困难。乡长笑了，说好吧，你这位村书记带头执行基本国策。生了两个女儿的村书记爱人第一个上手术台。村书记没话可说，他成了松树乡第一例纯女户结扎对象，他爱人也没有说话。接下来就是一场劫难……
于洋的陈述有些滞涩，不停地喝水以稳定情绪。他看着对面各位领导的表情，几次终止叙说，田野几次要求他说下去。
——更让崖湾村老百姓想不到事出现了，副书记、副乡长命令全村所有劳力一律停止干自家农活，去东山修梯田，把三米宽的梯田地修成九米宽。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之所以梯田地只有三米宽，就是因为坡度大，地陡峭，拢起的地埂足有一丈多高。这哪里是修梯田，是开山造地运动。村书记说我不干了，你们另选能人吧。副乡长指着村书记的眼睛说你是党员，在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你后退，如果在战场上，你就要吃子弹。
所有壮劳力都集中在一个麦场里，副书记和副乡长一个一个地问，干不干？怎么干？这些眼看着果子腐烂、蘑菇溃烂、一大笔收入成了泡影的青壮年男人都说想干但没法子干。乡长笑着说愚公老汉能移山，你们这么大一个村庄修不了梯田，这是跟乡人民政府对抗。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地发生了……
刘扬很平静，政法委书记的脸颊铁青，跟铁块一般，他放在桌面上的手一次又一次捏成拳头。
于洋继续说，夜里，乡干部开始收“三提五统”，没有几个人缴，因为数目太大，跟农户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相差太悬殊，有的家庭举家出走。第二天，乡干部从村头的第一户人家开始查看结婚证、宅基地证，没有两证的罚款一百元。全村一千余口人，只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太婆反抗了，她说：“我是旧社会结的婚，那个时候不要结婚证，因此我没有，如果你们家里的老人有，那我就交你们的罚款。”可以说是这位老人解救了全村人，查结婚证的事就此结束了。接下来就找可供罚款的事和物。第三天下午四点多，三十四名乡干部唱着歌曲离开了崖湾。“三提五统”没有收上多少钱，但罚款所得七千余元。一九九五年的七千余元，是一个县级干部和一个科长一年工资的总和。这笔钱没有上交，走在半路乡长就按职务分了。
挨了打、交了一千二百元罚款的一个户主到小河区找到一位生意上的朋友，叙说了家中的遭遇。朋友说我替你出这口气，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类狗杂种不除不足以平民愤。他们找到了小河区扶贫办的一位副主任和小河区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两个人都非常震惊，不相信有这种事。到崖湾一看，一听村民的诉说，才相信这个地方出了这种事。两个人去了松树乡政府，乡党委书记才知道崖湾村发生的事。这位书记说，罚款一分没有上交，你们去告，我出庭作证，我以党性做保证，我绝不会站在败类的立场上说话。两位公家人找到副书记，这位副书记说奉陪到底。车再一次开到崖湾时，户主退缩了，说算了，我们随便犯个事，人家报复就变本加厉。这个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是一个月以后听说的。我一方面为这伙衣冠禽兽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为我们村那个窝囊书记愤懑。一个一千多口人的村庄，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伸张正义，都噤若寒蝉地受着。我问小河区宣传部的一位同学，区上对这样的事件管不管，回答是一定会管，绝对严厉处理。我约了我们村在市上工作的几个老乡商量如何反映情况，出乎我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赞成去反映这件事，我只好拉倒。令我和我们村里人欣慰的是，村小学的一位老师把这件事写成材料寄给河源日报社，省报发了内参，省纪委专门派人调查处理，打人的联防队员开除了，而那个乡长、副书记、副乡长，小河区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为官做老爷。
王凌打断了于洋的陈述，问：“这三位乡长、副书记、副乡长现在在什么地方？担当什么职务？”
于洋说：“乡长先是在区水利局当局长，现在可能退休了——我不大清楚。那位副书记调另一个乡当乡长，现在是小河区卫生局局长。那个副乡长很能干，现在是我们某个县的县长。”
于洋语出惊人，常委们一个个神情一抖，暴打农民的副乡长现在竟然是县长！
“这个人的过去你了解吗？”田野问于洋。
“初中没有毕业，八十年代末在一个乡政府当联防队员，一九九四年当松树乡科技副乡长，一九九六年在另一个乡当乡长，一九九八年当书记，同年请人替考，考入党校上大专，后读本科，二〇〇四年任小河区副区长。以后的事我就不说了，熟悉最近这次换届的领导同志也知道此人是谁了。”
田野、王凌及其他人都点头了——杨哲除外，杨哲半睁一双蛇眼瞪着于洋，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刘扬当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过他没有问，示意于洋继续说下去。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困难，兄弟一家外出打工，我哥也到建筑工地搞副业了，我父亲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不能下地劳动。不得已我请假去种玉米。当天夜里，松树乡政府二十余名乡干部来我们村催收上一年拖欠的“三提五统”款项，我知道我可能与这些人发生冲突，就到一位堂兄家睡觉去了。半夜里我母亲找来，说五个乡干部到我们家里等着我问话。我有些发闷，找我什么事？我对五个在我家炕上打牌耍钱的乡干部说：“我们不欠你们‘三提五统’，找我什么事？”一个说：“你放啥屁！你兄弟还欠着二十元呢。拆房。”我说：“那座北房是兄弟的，你们拆去吧。”这个人说：“不，我们就拆这一面大房。”说着就动起手来。我对另一个年纪较大的说：“我去找你们乡长。”我走了，乡干部就跟了出来。到村主任家里，我找到乡长，拿出二十元钱。一脸乌黑的乡长说再缴四十元的滞纳金。我说你们先把票据给我，这四十元我也给。乡长睁大眼睛笑着说：“全乡两万六千人，没有一个要票据的，你要票据，癞蛤蟆打呵欠——你好大的口气！给他，给这位市上领导。”一个姓张的联防队员便动手了。我也动手了。广播没有关掉，我们打架就现场直播了，一村人上来了，我父母亲也来了。我父亲要给这位乡长下跪，被我母亲扯住了。我母亲说：“共产党的天下，新社会，哪有下跪的，就这个娃娃，任凭他们打死算了。”我母亲扯着我父亲走了，乡干部和村干部乱成一团。乡长让手下给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汇报，说松树乡收缴“三提五统”的工作在崖湾村被一名歧北市经委的干部阻止了，同时向乡派出所报案。不多时间，派出所所长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来了，他怒不可遏地冲着我叫：“走！”我被带到派出所后被关了起来，所长命令我写材料。我写好后给他，他看了后说会是这样吗？你这么好乡政府为什么会报案？老实交代！我没有再写，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大概是凌晨四点钟，我们村里的干部集体来到派出所，向所长要人，说乡长已经同意他处理，请求将我放回去。所长说不行，他将依法作出处理。我也不回去，我说我没事，你们回去后不要叫这帮人欺侮我家里人。上午八点钟，所长让我到镇上找饭吃，十点钟回来。我到邮局给单位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遭遇，请他们来人为我鸣不平。我回到派出所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所长，而是我的哥哥，他鬼使神差从城里回到了家里。哥哥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我妈死了几回了，你就服软吧，给人家下话（道歉，委屈承认错误），争取今天回去。”我问咋回事，我哥说：“昨夜押送你到派出所的乡干部回去后对村干部说，你已经被吊在大梁上打得血淋淋的，声音都没有了。村干部吓坏了，赶紧到家里给爹妈说了，妈立即就昏死过去，叫醒后又昏过去了四次。村里的干部就开始给这个乡长下话，这驴日的东西也害怕把你打得严重了，就派村干部来派出所要人。他们看到你在睡觉，就放心回来了。这馍是邻居家的三婶做的，你吃些吧。”我哪里吃得下去，就叫哥哥带回去了。临走时我对我哥说：“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是讲法律的，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回去告诉妈，我没有事的。”
我们单位来人到派出所是上午十一点，他们看到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胳膊抬不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就质问所长。所长说我打乡干部了，使全乡补收“三提五统”工作无法进行。我的主任问所长：“你亲眼看到的吗？”所长说不是，是乡干部说的。我的主任就发火了，说：“乡干部说于洋杀人了，你就把他枪毙是不是？”主任请所长用我们单位的车立即去我们村上去调查，尽快作出处理。所长不去，他说他的两名同事不在，等他们来了一同去。主任问什么时候能来？回答是说不上。主任要强行将我带走，说：“判刑，或者其他处理，你都来市经委，我们会无条件配合。”走到半路上，我指着迎面而来的一辆车说：“这就是乡政府的吉普。”主任说离开了就回去，安慰了家里人后赶快回市上，在这伙人手里，你有吃不了的亏，走吧。我说不能走，我走了他们会把我的父母亲抓起来的，这类事已经发生了好多次了。主任依了我。乡长粗暴地对我的主任说：“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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