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手记-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一路上歪歪倒倒地走着，严重的饥饿、疲劳使我全身发软、头发晕，但脑子却在紧张地活动着：“敌人如果真要把我们弄走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能跟敌人拼到底，还要团结难友们一起干！”
　　“对，这又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不是在沈崇事件后参加反美抗暴学生运动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么？现在继续这场斗争吧！只不过现在是在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我那惊恐、迷惘的心情开始逐渐安定下来。
　　在路过一条水沟时，我用溪水洗净了多少天没洗过的脸，把又脏又湿的棉军衣脱掉，只穿我里面套着的一套崭新的单军装，自己也觉得精神多了。
　　蒙蒙的细雨又下起来，乌黑的云层把两边山头全罩住了。前面，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出现了一些军用帐篷和用铁丝网围着的营地，看来这就是战俘收容场所了。我们被陆续押进了铁丝网。
　　这天是1951年5月27日，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战俘生活。
　　我终生都将牢记这个日子。
　　第四章　选择哪条道路
　　试探
　　“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被划成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有篮球场那么大。我们到达时，下来的战俘还不算多，我呆的小拘留营里约有200人。
　　大家靠着铁丝网一周坐下来，疲惫不堪，沉默不语。
　　外面是一溜帐篷，一些南朝鲜民夫正从卡车上往帐篷里搬运草绳编织的粮包。从那些帐篷的门缝里冒出阵照蒸气，顺风飘来诱人的饭香，引得我的肠胃一阵照痉挛，也使得衰弱已极的难友们抬起头来寻找这香味的来源。
　　时间过得好慢啊！终于那座帐篷的门帘撩开了，两个伙夫把盛着饭团子的箩筐抬到铁丝网大门口来了。难友们骚动起来，艰难地站起来拥向大门。
　　那位在路上押阵的美军少尉在门口大声喊：“ZHANG！COMEOVERHERE！”（张，到这儿来。）
　　等我挤出去，他要我整理好队伍，要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到门口领饭，并要我负责给每人发一个饭团。
　　我尽力大声地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队伍很快排齐了，难友们默默地移动着前来领饭。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楞楞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则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站在我两旁的持枪的美军，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AREYOUSPEAKING？”（你在说些什么？）
　　我用英语回答他：“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否则会引起胃疼。”
　　另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大拇指说：“OK！”（好！）
　　我不禁心中一乐，外语也是一种武器呢。
　　最后一名难友领过饭后，那个黑人士兵拿起两个饭团给我——表示“以资鼓励”。我没有拒绝，回到难友身边便把其中一个掰开，分给了几个小鬼。
　　考验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那种大麦米掺豌豆面的“美味”，整个饭团就吞没了。正当我后悔不迭时，那位美军少尉领着一个大胖子美军上尉进了铁丝网来到我面前，指着我说：“就是他会讲英语。”
　　胖子上尉端详我一会儿，伸手对我勾了勾食指说：“你，跟我来！”
　　看样子来者不善，我的心狂跳起来。
　　上尉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时，顺手拎起条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他说看见我这个模样很难过，他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昆明出生的，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布鲁克斯，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似乎为了证实他有中国血统，又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这既出乎我意料，又引起我的警惕。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从他那高鼻子蓝眼睛里看不出一点黄种人的血统，但从那眼光里却又看不出欺骗和伪善的痕迹。“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思忖着。
　　接着他又用英语问起我的姓名，哪里人？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心想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如实地告诉他。便回答他：“我是四川人，父亲是工程师，我学的是物理专业。”
　　他又问：“你的英语发音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一直是上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父母该是基督教徒？！”他有些高兴他说。
　　我停了一下，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你错了，我考教会学校只图它教学质量好。你也别以为教会学校培养的都是洋奴！”接着我想起了“应以灰色面目来迷惑敌人”的地下斗争策略，便说：“连我自己也是个教徒呢！”
　　布鲁克斯显然更高兴了：“你看你，怎么又跟着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
　　“不，我是志愿来的！”
　　“那你是上了当了，共产党就会欺骗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
　　“但我不能不爱我的国家，就像你也爱美国一样。”
　　“那当然，但你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谁好呢？”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政治不感兴趣。见解当然也有些，只不知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那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于是我列举了解放后物价稳定，交通恢复，社会秩序好转，学生也能安心读书了等等事实。
　　他听完沉吟了一下说：“张，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
　　“我本想打完仗就回去继续上学的，现在不可能了！”
　　他提高了声音说：“不，完全不，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我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这个建议真使我大吃一惊。我的脑子又紧急动员起来：“要是答应他，我以后大概得上飞机对我军喊话吧？那我就劫持飞机去东北！不，这太不现实了，搞不好被弄到特务机关去当间谍就完了！看来只有和难友们在一起才有可能开展斗争，但要找个适当理由拒绝他。”
　　于是我说：“感谢你的好意，但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着我呢，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你忠于自己的爱情，我不能阻拦你。但这太遗憾了！战俘生活对你会是很苦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拿我的介绍信交给押送你的美国兵，他们将立即送你去第八军司令部。我们现在主要是跟中共作战，很需要你这样水平的汉语翻译。”随即他签名写了个条子给我，又送我两块巧克力，还让我把毯子带回铁丝网里去。
　　送我走到铁丝网门口时，布鲁克斯又对我说：“张，现在我派不出翻译人员来管理这么多中国战俘，就请你在战俘营里担任翻译协助我们的管理工作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于是我欣然点头同意了。
　　决断
　　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方针。我决定以当“翻译”来接近敌人，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来掩护我在难友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共产主义信念。估计团里的领导也未能突围出去，还应尽快找到我们团的党委领导，把自己的打算向领导上汇报请示一下。想到这些，我的颓丧心情完全消失了，种新的、跃跃欲试的激情在心里升起。
　　一阵低档的啜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近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在哭。我把那床毛毯披在他身上轻声问他是不是想家了？他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大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伤口又踢出血了！”
　　“你回答得太好了！你是个硬骨头，别哭了。”
　　“我不怕痛，我是想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我安慰他说：“和谈即将开始，交换俘虏有望。”又告诉他：“现在咱们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虐待。”
　　我想把他发展为我的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成员，便告诉他怎样观察难友们的政治态度，怎样开展反对背叛祖国、鼓舞大家坚持信念、争取交换回国的斗争方法。他高兴地笑了。他就是后来使叛徒们胆战心惊的硬骨头姜瑞溥。
　　当天，我还和我们团宣传队那些一起突围的小鬼做了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回国有望的情况，鼓舞他们振作起来准备向敌人进行斗争，也想把他们发展为第一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我告诉大家：万一被敌人分开关押，各人就要独立斗争，独自去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这批战友后来绝大多数坚持回到了祖国。
　　1951年5月28日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被叫醒，分别被押上了一长溜汽车。布鲁克斯走来对坐在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里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军官下来和布鲁克斯一起走近我所在的这辆车。布鲁克斯指着我对那个军官说：“他就是张，到水原后你将他带给克劳斯中尉。”汽车发动了，布鲁克斯对我喊道：“张，你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我点点头。车子走远了，我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挥手。
　　车队在婉蜒的山路上行进。从东边山顶出现了发白的曙光，我判断出我们是在向南走。迎面刮来的寒风使我瑟瑟发抖，我紧紧地靠在站在我旁边的难友、我们团的作战股长韩洛夫身上取暖。他索性打开棉军衣把我裹在一起。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我家在山西…”我没等他说完就反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我又指着前面山路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谁去照顾他们，谁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离祖国愈来愈远了！”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第五章　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对付敌人审讯
　　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面，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当上“翻译官”
　　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还有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睛。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军官抢着说：“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接着又对我说：“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
　　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又指着帐篷里的一张行军床说：“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
　　他说：“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
　　正说着，一个南朝鲜人进来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中尉先生，运来的战俘都进了帐篷，吃饭是不是开始？”
　　中尉点了点头，随即将我介绍给他：“朴，张的英语比你好，汉语更不用说了，生活管理就由他负责了，你只负责卫生。”朴斜瞪了我一眼点头哈腰地走了。
　　我立即表示要整理队伍分发饭团。中尉说：“好，你让伙房的伙夫把饭送到帐篷里去分发，你安排好后立即回来用餐。”他想了想又说：“我先陪你去走一趟吧！”
　　他先带我走进伙房，叫朴把伙房的伙夫介绍给我，并说明以后由我负责分饭；又领着我和伙夫们将饭食送往各帐篷中去，叫我请出两位年纪较大的难友临时负责分发。这时，我趁机在难友中查看有没有我们团的领导人。我心里很矛盾，既希望他们都突围出去了，又想见着一两位团党委领导，好在他们领导下开展斗争，特别是希望尽快向领导上说明我主动争取当“翻译官”的意图，免得被误解为想当汉奸。
　　中尉一直跟着我，当南朝鲜伙夫们动作太慢时就大声斥骂他们。
　　等我们分完饭回到营部时，中尉从一个铁皮柜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纸盒，他指着上面印的“C－RATION”字样说：“这是我们士兵们的‘日供应’，这就是你今天的定量供应。”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铁筒肉食罐头，三个饼干罐头，还有一个纸口袋，里面装有一盒烟，一包咖啡，一块糖，一盒纸质火柴。我认真地表示希望自己和难友们享受同等待遇。
　　克劳斯仔细地看看我说：“张，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区别对待，你是我雇用的工作人员，尽管你的身份是战俘，我们美国在日内瓦战俘公约上签了字的，我不打算违反它。”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说要是对待我的难友们也这样就好了。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既然是这样，我谢谢了。”
　　饭后，我把肉食罐筒带上，对中尉说我要去看看伤员和病号，便到几个帐篷查看了一下，把两位正发烧的重病号扶到医务室去请美军军医给他们打针吃药。当我向那位军医致谢时，他也说：这是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我不禁想：要是所有美国军人都这么遵守公约，战俘营生活也许并不可怕吧！
　　在送难友们回帐篷时，我把罐头塞在了他们的上衣口袋里。两位难友竟然握着我的手呜咽起来。这使我非常难过：难友们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温暖啊！
　　骨气
　　正当我往回走时，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怪笑，我扭头一看，在营外一根电灯杆下，一个站岗的美军正将手中的烟一根根折断了往铁丝网里扔，而我们的一群难友正左右跑着，去抢地上的烟头。
　　我感到血一下涌上了头，忍不住跑过去大喊声：“回去，你们都回帐篷去！”
　　那些难友看看我臂上的袖标，勉强回到了帐篷。我跟进去对他们说：“尽管咱们落难了，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啊！”看到难友们那憔悴的面容，我心颤了一下，又说：“从部队被围后，大家都没闻过烟味了。我这里刚好有盒烟，都来一支吧！”我取出那盒美国幸运牌香烟请大家抽，但难友们低下头谁也不伸手了。有位大个子难友竟抱着头抽泣起来。我过去把烟和火柴放在他跟前，赶快扭头走了。
　　这天晚上，我独自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我最担心的已不再是敌人将如何对待我们，而是难友们在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挫折，环境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消极情绪！我该怎么去扭转这种情绪，使大家尽快准备好迎接各种危难艰苦！我多么希望有人来指导我啊！
　　皮特上士的内心世界
　　第二天早上，来了个高个子、纯白种人的美军上士。克劳斯把他介绍给我说：“张，这是皮特上士，他今天要带20名你的同伴去修补一段临时公路，你去选20名身体好点的，由你领着跟皮特上士去吧！”我想了想说：“我的同伴中有的身体还可以，但由于你知道的原因，身体都很虚弱。如果要干活，我希望能给他们增加点食物。”克劳斯同意给他们每人多发两个饭团。
　　我走进帐篷宣布这一情况。好多难友都举手要去。我看见这些仍在受着饥饿折磨的难友心里很不是滋味，便狠着心挑选了20名没有伤病年岁较轻的难友到伙房领了饭食就随皮特出发了。
　　要我们修整的是美军营房外的一段泥泞的公路。根据皮特的指示，我们先搬运一些碎石子铺上，再用粗砂士盖上。活并不太重，但大家抬着筐仍很吃力，尽冒虚汗。皮特几次要我不参加干活，都被我婉言拒绝了。我不想让难友们把我看成是电影中跟在日本鬼子身边对中国劳工指手划脚的那种汉奸翻译。
　　中间休息的时候，皮特请我到营房中他住的帐篷里去看看，我跟他去了。在他住的帐篷里整齐地摆了十来张行军床，每个床头都有一个大铁皮箱子，箱子盖上大都放着小镜框、啤酒、罐头等杂物，有的还放有化妆品。这使我很惊讶。我问他要是行军打仗这么多行李怎么办？他说这些东西不算多，行军时每人一口箱子一个帆布袋，每个班十来个人，一辆卡车完全装下了。我心想：真是少爷兵呢！
　　皮特打开他的箱子取出他全家的相片给我看，告诉我谁是他妻子，谁是他妹妹。接着又给我看一叠他在朝鲜拍的相片，几乎全是些裸体的朝鲜妇女。我感到难堪，赶快把头转开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肯定还没接触过女人吧，张！”
　　“你不怕这些照片被你妻子看见么？”我红着脸说。
　　“她见了只会对我更好些！”
　　我不禁想起解放前美军在北平的胡作非为，对皮特也十分憎恶起来。
　　皮特见我脸色变了，收起他的东西说：“你们中国人真难以理解！”
　　我沉默着随他回到工地上，心里充满了对皮特的厌恶和对朝鲜妇女的怜悯。
　　和克劳斯中尉交谈
　　连续几天，每天都有几百名难友从前方下来，人数够一火车了就用专列运往釜山市的战俘集中营去。
　　我每天忙着安排食宿，照顾伤病员。克劳斯中尉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在他晚上值班时不止一次泡了红茶，兑上炼乳请我喝，跟我聊天。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军人，他自己在专科学校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授受他父亲的建议当了兵，他在西德驻扎了几年又调到日本。这次他要求来朝鲜，这里月薪高，回国快，过半年他就可回国结婚了等等。
　　他说他对古老的中国很感兴趣，问我关于长城、紫禁城的情况。我借此机会给他谈了我们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谈了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古迹的珍视，还告诉他我们为了保护北平古城不受战火破坏所做的艰苦努力。他听了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游览北京名胜。我说：“等战争过去，中美两国恢复邦交，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并趁机问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