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娱乐圈大写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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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香港娱乐圈大写真
　　作者：文慧
　　内容简介：
　　本书从20世纪50年代邵逸夫创立邵氏影业说起，到六七十年代的功夫片明星李小龙、成龙，80年代的周润发；著名导演李翰祥、吴宇森、徐克、许鞍华。从60年代徐小凤、汪明荃到80年代四大天王歌星等，以人物为中心为读者讲述了香港娱乐界的历史。
　　正文
　　第一章　邵逸夫时代
　　邵逸夫自创立邵氏影业以来，雄霸香港影坛五十载。他的资产超过200亿港元，但有许多人离他而去，理由竟是他太吝啬，算盘打得太精；他一生置身娱乐圈，偎红倚翠，但风流而不下流。邵逸夫其人其事奇特又精彩。
　　邵逸夫创立的邵氏影业公司，曾拍摄过一千余部影片，获过几十项大奖，培养了大批的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像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凌波、李菁、郑佩佩、方盈、陈萍、罗烈、王羽、许冠文、陈观泰、傅声、李翰祥、张彻……这些曾让几代影迷们如痴如醉、顶礼膜拜的大明星、大导演们，都是出自“邵氏”的门下。
　　邵逸夫的“邵氏电影王国”雄霸香港五十载，高峰期每天有一百万观众光顾他的影院。
　　他的《白金龙》一片，开创中国电影从无声片进入有声片的时代。
　　他的“邵氏影城”被誉为“东方好莱坞”。
　　他是香港娱乐界荣获英国皇家爵士勋衔的第一人。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美国三藩市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
　　邵逸夫任董事局主席的香港无线电视台在香港电视界独占鳌头，影响波及中国内地、澳门、台湾和世界各国华人社会。邵逸夫由此而腰缠万贯，资产超过200亿港元。
　　近年来，他捐赠给中国内地的款项达20亿港元之巨，仅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他一次就捐助1。2亿港元。
　　他一生置身娱乐圈，偎红倚翠，“风流不下流”，邵逸夫其人其事，奇特又精彩。
　　创业艰难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邵姓在当地是一个大族。邵逸夫的父亲名叫邵行银，号玉轩，是个从事染料生意的商人，当时在上海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邵逸夫是邵家第六个孩子，男孩中排行第四。邵玉轩一生共有八个子女，三女五男，这五个男孩的名字分别是老大仁杰，老二仁棣，老三仁枚，老六仁楞，老八仁葆。
　　小学毕业后，邵逸夫随父亲到上海，进入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因此他后来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邵逸夫对父亲给自己取的名字（仁楞）很不满意，于是和几位兄长商量，想把名字改掉。但是，父亲给儿子取的名字是不能改的，于是便在别号上动脑筋。结果，老大仁杰给自己取号“醉翁”，老二仁棣取号“屯人”，老三仁枚取号“山客”，老六仁楞取号“逸夫”。这就是邵逸夫名字的来历。不过，在邵逸夫成就霸业之后，香港娱乐圈中人都习惯称他“六老板”或“六叔”。
　　1914年，老大邵醉翁从上海神州大学法律系毕业，被法租界中法振业银行委任为法律顾问，不久又被提升为该银行的部门经理。
　　当时，法租界里有个叫“小舞台”的地方，上演各种娱乐节目，包括京剧、杂耍、弹词，以及无声电影，由于老板经营不善，负债累累，于是决定将“小舞台”公开拍卖。
　　邵醉翁在父亲的资助下，买下了“小舞台”，并马上将其改名为“笑舞台”。他发现当时兴起不久的无声电影很受欢迎，于是投观众之所好，想方设法找来片源，把个“笑舞台”经营得十分红火。
　　由于经常性地放映电影，对当时上海的电影生产厂家也就日益了解。有一个时期，他眼看着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风靡一时，赚了大钱，由此预见到拍摄电影是个发财的路子。当下决定，投资建厂拍电影。
　　1924年春，邵醉翁任老板的“天一影片公司”在上海闸北横滨路挂牌成立。
　　邵逸夫一边在中学读书，一边来天一公司帮忙。那时，在放映正片之前还放些新闻片，放学后或假日里，邵逸夫便跟着两位兄长抬着笨重的摄影机到处抓拍。后来他还跟邵醉翁的老搭档徐绍宇学拍情节片。1925年，“天一”出品了上下集《珍珠塔》，邵逸夫的名字和徐绍宇并列排在银幕上。这部影片由邵醉翁导演，演员有当时的大牌明星胡蝶、吴素馨等人。1925年年底，邵逸夫担纲掌机，王士珍为副摄影，拍了一部《孙行者大战金钱豹》，此后又接连拍了多部影片。
　　“天一”的崛起大大挤占了其他影业公司的市场份额。于是，六家制片公司建立了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排挤、扼杀天一公司。
　　面对围剿，邵氏兄弟商议应变对策。邵醉翁认为，为了生存和发展，务必开拓南洋市场。最后商定，老大、老二留驻上海，老三邵山客去南洋开拓影片发行市场。
　　临行之前，邵醉翁对老三说，老六中学快毕业了，如果南洋那边有前途，便打电话过来，让老六邵逸夫去帮他。
　　1926年3月，邵山客带着“天一”的一些影片和一些资金，单枪匹马，踏上了远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邵山客独闯南洋的第一站。当时，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点西方默片。邵山客使出他的交际本领，广泛接洽当地戏院的老板，推销“天一”的影片。由于影片适合当地华人的口味，很快打开了销路。短短三四个月，邵山客便因业务量剧增而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他向上海发出一份急电，要老六邵逸夫速来新加坡增援。
　　电报到达上海邵家时，邵逸夫却去了北京。当年邵逸夫才19岁，刚从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毕业，他正准备报考北京的大学。邵山客的一纸电报，改变了邵逸夫一生的命运。邵逸夫回到上海，收拾行装又登上海轮。
　　老六、老三相会在异国他乡，立即抖擞精神，脚踏实地地开拓市场。当时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们，即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像以前那样向戏院出租影片则获利甚微。邵逸夫想到一个苦自己的办法——租借空地，然后用帆布搭起院墙，自己卖票，自己放映自己的影片。不久，邵逸夫又想到一个主意，搞个流动放映车，把放映机、银幕等全套装上，然后走村串镇，尽量争取乡村观众。兄弟俩意见统一后，买了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改装，开始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乡村市镇奔走。后来，他们增加了人手，流动放映车也已增到了六部。
　　商业竞争是残酷的。邵氏兄弟远走南洋也没有躲过“六合”公司的排挤。那时，独霸南洋影片业务的“地头蛇”叫王雨亭，他曾专程赶赴上海和“六合”签约，加入“六合”联军，承诺不买“天一”的影片。
　　但是，槟城首富王竟成先生看不惯这种垄断行径，邵氏兄弟的吃苦精神倒令他感动。
　　在王竟成先生的帮助下，邵氏兄弟以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以上戏院构成了“邵氏兄弟”最早的院线和发行网络。这时，他们在槟城又遇上了从上海来的黄毓彬。
　　黄毓彬原是上海明星影业公司的股东之一，因与“六合”不合，挟资远走南洋，以期日后再与“六合”一决雌雄。邵氏兄弟和黄毓彬的想法一致，于是联手合作，组织了一个南洋电影发行网，反击“六合”。不久，邵氏兄弟又与当时新加坡的富商黄文达和黄平福兄弟交上了朋友，在黄家兄弟的帮助下，开始接管、经营南洋最大的娱乐场所——新世界游乐场。一年下来，总收入超过黄家兄弟数年收入的总和。接着，他们又收购了大世界游乐场。新加坡原有的三大游乐场，邵氏兄弟已占有两个。此时，他们把“邵氏兄弟公司”的招牌，正式在新加坡挂了起来。
　　1934年，由邵醉翁执导，“天一”在香港制作，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白金龙》问世。
　　这时，有声电影刚刚萌芽，上海已开始筹拍《大路》、《渔光曲》、《夜半歌声》等影片。《白金龙》取得成功之后，邵醉翁以香港为基地，制定了粤语片和国语片兼营的战略。
　　1936年夏天，“天一港厂”连续发生两起被人纵火、烧坏片场的案件。
　　1936年6月29日上午11时，“天一港厂”片库旁边一间暗房失火。由于只堆放杂物，没有存放拷贝，所以损失不大。同年8月6日深夜，存放拷贝的片库突然火光冲天。这次“天一港厂”的全部存片和拷贝，和片库一起化为灰烬。原因始终未能查明的两把大火，使邵醉翁万般沮丧，最终使得这位邵氏电影的创始人告别影业，退出江湖。
　　邵醉翁指定，由老二邵屯人来港替换他主持大局。邵屯人从上海来港后，废弃“天一港厂”之名，打出了南洋影业公司的旗号。邵屯人以香港为制片基地，以南洋为销售市场，坚持走通俗路线，并恭请洪钟豪（洪深之弟）担任旗下主力导演。从1983年到1940年，南洋影业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然而好景不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人们纷纷逃离，在短短几年里，香港人口由160多万锐减至60万左右。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攻打新加坡、马来西亚，整个南洋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邵仁枚曾经躲在一座古庙里，但还是被日本人找到，被抓去替日军接管的新加坡的戏院服务。这个时期，新加坡的邵仁枚和邵逸夫，与香港的邵屯人断绝了联系，时间长达三年零六个月。
　　在这之前，邵逸夫已于1932年在新加坡成婚，太太是黄美珍女士。婚后第二年便生下长子维铭，接着次女素雯、三女素云及末子维钟相继出世。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8月30日，英国军队接管香港。邵氏几兄弟经过商议，作出决定：老大邵醉翁留守上海经营舞台生意及负责“南洋”出品的发行；老二邵屯人重返香港主持“南洋影业公司”业务，在香港拍戏，供应上海及新马等地；老三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则在新马拓展戏院业务。
　　邵屯人回到香港后，创立了“邵氏父子公司”。邵氏父子公司是指邵屯人和他七个儿子的公司，英文为ShawSons，缩写为SS。而“邵氏兄弟公司”则是指邵逸夫和邵仁枚两兄弟公司，英文为ShawBrothers，缩写为SB。
　　当时，邵氏父子公司在香港，而邵氏兄弟公司还在南洋。“邵氏兄弟”负责投资，“邵氏父子”负责拍片。“邵氏父子”的一切支出必须向“邵氏兄弟”报账，真是亲兄弟明算账，在金钱方面分得非常清楚。
　　50年代初期，香港影业竞争渐趋激烈。
　　此时，南洋富商陆运涛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投资电影业，在新加坡成立国泰机构，并进军香港，以“电懋”之名成立制片公司，在清水湾兴建片场，将大批红星罗致旗下。于是，“电懋”成为香港影业的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50年代初，香港政府制定了市政建设的新规划，明文规定市区不得开设制片厂。因此，邵氏父子公司在钻石山和九龙城的片场被迫搬迁。邵屯人在清水湾的郊区买下地皮，重建拍摄基地。这便是后来世界闻名的邵氏制片工厂的雏形。
　　1956年，新加坡的邵氏兄弟公司，在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泰国、爪哇等地，已拥有130多家电影院和10多座大型游乐场。事实上已建成一条实力强大的影业院线。
　　邵逸夫这时几乎富可敌国，但仍雄心勃勃。
　　而邵屯人在香港的业务却很不景气，甚至有退出拍片业务改为经营戏院打算。
　　邵屯人改弦易辙，使在新加坡的邵逸夫有了想法。
　　入主香江1957年初夏，邵逸夫事先说服三哥邵仁枚，然后奔赴香港，要求邵屯人交出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权。
　　经过谈判，邵逸夫全面接管了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机构，并将公司名称改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由他本人亲自来香港主持业务。于是，雄霸香港影业数十年的邵氏兄弟公司诞生了。这一年，邵逸夫刚好50岁。
　　邵逸夫觉得，若想大干一场，首先必须有自己的片场。邵逸夫决定兴建一座香港最大的片场。
　　于是，他向二哥邵屯人买入清水湾220号地段的80万平方英尺的土地。当时每平方英尺仅0。45港元，总共只花了36万港元。那时，九龙清水湾地界远离香港闹市区，依山傍海，空旷荒凉。邵逸夫初次察看清水湾地皮时，因为汽车开不上去，只能徒步攀山。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建片场的好地方。他实施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平整清理出了一条通向清水湾的道路。接着开始大兴土木，兴建摄影棚及附属工程。在这个庞大的建设计划中，包括隔音片厂、置影场所、摄影棚、行政大楼、制片大楼、暗房、冲印所、货仓、服装道具库、放映室，以及生活区等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电影城。这座被称为“邵氏造梦工厂”的电影城，从1957年动工，历时七年才全面竣工。
　　新公司成立了，摄影棚有了，机器设备齐全了，可说万事俱备，只差人才到位。
　　而物色人才的工作是邵逸夫优先考虑的，他早已着手进行。邵逸夫抓到手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后来成为他左膀右臂的邹文怀。
　　邹文怀进入“邵氏”，是由于吴嘉棠的推荐。吴嘉棠当时供职于香港英文报纸《虎报》，早年是上海新闻界有名的才子。他与邵逸夫的交往始于上海时期，那时二人关系密切，经常一起泡澡堂子。吴嘉棠得知邵逸夫从南洋来到香港，创立了邵氏兄弟公司，并了解到他一系列打算，眼下求贤若渴，便对邵逸夫说，他以前有个下属，在上海担任过西报记者，来香港后，曾在英文《虎报》任职，目前在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分部工作。这人就是邹文怀。
　　邵逸夫确认了邹文怀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希望他能加盟“邵氏”，但又怕邹文怀拒绝。在吴嘉棠的安排下，邵逸夫见到了邹文怀。邵逸夫把自己的想法说明之后，邹文怀果然没有马上答应，只说：“邵老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
　　第二次与邹文怀见面，邵逸夫明确表示请邹文怀担任“邵氏”宣传部主任，并谈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一些构想，比如将开办电影演员培训班、出版一本电影月刊、成立“邵氏”影友俱乐部等，最终说动了邹文怀。但是，邹文怀提出了一个要求，宣传部必须由他自组班底。邵逸夫满口答应。
　　于是，邹文怀立即开始呼朋引伴，先是找来在《香港时报》任采访部主任的何冠昌做军师，然后又把自己信得过的一批朋友拉了进来，如梁风、汪晓高、黄握中、蔡永昌等人。
　　从1959年到1970年，邹文怀为“邵氏”打了十一年工。这些年中，他与邵逸夫形影不离，参与“邵氏”的各项重大决策。他的办公室紧挨着邵逸夫的办公室，中间有道小门相通。直到1969年，有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邹文怀才大权旁落，当然这是后话。
　　万事俱备之后，“邵氏”开始筹拍自己的创业之作。
　　从1958开始，香港的国语电影渐渐受到市场冷落，而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香港九龙的新华戏院放映时，却受到当地观众的极大欢迎。1958年，香港“长城”也拍了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记》。邵逸夫经过市场调查，预见到黄梅调古装片可能会形成一股潮流。经过反复论证，邵逸夫选定了剧本《貂蝉》，而饰演貂蝉的演员则选定了林黛。
　　林黛当时是“电懋”的当家花旦，邵逸夫为了把林黛挖到“邵氏”，以双倍于“电懋”的酬金打动林黛，使她成为“邵氏”的签约明星。邵逸夫还以相同手段，拼命向“电懋”挖角，使林翠、陈厚、岳枫、陶秦等大牌明星和导演投向自己门下。
　　一部电影拍得好坏，导演极为重要。邵逸夫把《貂蝉》的执导权交给了李翰祥。
　　在此之前，李翰祥已与邵屯人的邵氏父子公司签了八年合约，后来自然过渡为邵逸夫门下的导演。
　　经过群策群力，《貂蝉》一炮打响，在当年度第5届亚洲影展上，拿了五项大奖，只有最佳故事片奖被“电懋”的《四千金》捧走。
　　接着，仍由李翰祥执导、林黛主演黄梅调古装片《江山美人》，又在第6届亚洲影展上获得“最佳影片奖”。
　　连续获奖，使李翰祥越发注意电影的艺术价值，有心再拿一个国际大奖。于是执导了“邵氏”的第三部影片《倩女幽魂》。不过，这部影片虽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影片，但什么奖项也没拿到。不仅如此，市场反应也极为糟糕——上映时，影院门可罗雀！
　　照这种路子走下去可不得了，邵逸夫暗暗紧张起来。
　　邵逸夫早就说过：“我经管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我要拍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套戏会有多少人中意看！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宁愿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片着手。”
　　显然他对李翰祥的搞法不满，不过这时李翰祥名声在外，才只搞了一部亏本的电影，他还不好意思马上责备他。恰好1959年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开锣在即，邵逸夫决定参与选美活动，从中挖掘电影题材。
　　邵逸夫以邵氏兄弟公司的名义，参加了1959年的“香港小姐”选举活动。这年10月9日，“香港小姐”决赛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
　　邵逸夫拿出的奖品颇为别致，他向获得前三名的“香港小姐”提供了一份邵氏兄弟公司五年期的演员合约，前提条件是需要试镜。不过，该年度的冠、亚军都没有领取这份奖品，只有季军王丽贞经试镜合格，才签了合同，成为“邵氏”的基本演员，并取了艺名叫莫愁。
　　莫愁是苏州人，1948年移居台湾，与一谭姓商人结婚，1958年离婚后，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并获得季军。成为“邵氏”签约演员后，参加演出过《狂恋》、《千娇百媚》、《花团锦簇》、《杨贵妃》等13部电影。她特别擅长表演风尘女了，大胆火辣，堪称一流。
　　借这次选美的热潮，邵逸夫开拍了电影《香港小姐》。这是1959年底与日本东宝影业公司合拍的一部歌舞喜剧片，虽然片名为《香港小姐》，但内容却与“香港小姐”毫无关系。或许这部电影的名称首先吸引了观众，加上本身也热闹有趣，最终取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邵逸夫参与选美活动和拍《香港小姐》，旨在倡导旗下导演走通俗路线，但李翰祥似乎“愚钝”得很，仍一味地追求他的艺术品位。
　　1960年至1961年，李翰祥采用黑白摄影手法执导《后门》，在亚洲影展上拿了十二个奖项，接着又执导了《杨贵妃》、《王昭君》、《武则天》、《倾国倾城》等影片，虽然屡屡获奖，把林黛一路捧上了天，但票房反应却始终不如人意。
　　这回邵逸夫坐不住了，他跳将起来，高喊：“我拍电影不是为了得奖的，是要赚钱的！”他不仅指责李翰祥，而且使用另请高明的手法，冷落李翰祥。他起用了“邵氏”二号导演罗臻，开拍真正描写香港选美的国语片《旅馆鸳鸯》。
　　《旅馆鸳鸯》是一部喜剧片，讲述一对年轻夫妇为了职业上的需要，虚报未婚，因而只能到旅店相聚，做一对“旅馆鸳鸯”。后来女主角为了借选美机会赢取奖金，以便购买一套住房，便参加选美。结果她真的当了冠军。可是由于其子在她领奖时呼唤妈妈，被大会发现她原来已婚，就取消了她的获奖资格。
　　1962年11月8日，该片在香港各家影院上映，由于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口味，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从1958年到1962年间，“邵氏”在亚洲影展中获得大小奖项共计46项，但邵逸夫脸上却挂着愁苦的笑容，他心里总在怀念着《貂蝉》和《江山美人》上映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时，他常常以阴郁的目光打量着李翰祥。李翰祥心里也很着急，有心多割舍一点艺术，多从老板的商人立场考虑问题。但苦思冥想也使不出什么新招，结果还是决定在黄梅戏上做文章。
　　1963年，李翰祥征得邵逸夫同意，写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剧本。由他执导，挑选“邵氏”门下无名演员凌波反串梁山伯一角，祝英台的饰演者为红星乐蒂。
　　该片取得巨大成功，在香港、台湾等地掀起了黄梅调影片的狂潮。自此以后，港台两地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几乎无片不是黄梅调。这部影片捧红了凌波。她原本只是在幕后代唱，自从她反串梁山伯一角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黄梅调影片的男主角都由她反串主演。
　　《梁山伯与祝英台》既获了大奖又赚了大钱，名利双收，这是邵逸夫最乐于看到的。但该片导演李翰祥心里不平衡了，因为无论他执导的电影赚了多少钱，都是老板的事，他得到的始终有限，因此萌生了离开“邵氏”自立门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