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知荣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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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以史为鉴知荣耻
　　作者：钟期
　　内容简介：
　　本书配合国家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精心选取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百多个能够反映：“八荣”观念和精神的故事，对中学生有较高的教育意义。
　　正文
　　“救时宰相”于谦拒迁豪宅
　　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有一处坐北朝南的普通院落，它原来是有“救时宰相”之称的明朝大清官于谦的故居。于谦被害死后，人们为纪念于谦，把他的故居改为“于谦祠”。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他在永乐十九年（1421）考中进士，历任御史、兵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尚书。他在江西曾平反冤案数百起，在河南修堤、筑路、凿井、植树，造福地方百姓。那时候，山东、陕西闹灾荒，二十万难民流向河南，社会动荡不安。皇帝命于谦巡抚，他打开河南、怀庆两府的仓库，放粮救济难民，又下令授田，给耕牛，发谷种，安顿流民，社会秩序迅速好转。于谦到哪里，哪里有惠政。
　　1449年，瓦刺酋长也先率兵南下，进犯明朝。在宦官王振怂恿下，昏庸无能的明英宗不顾朝臣们的劝阻，率领大军50万，在两日之内，仓促出征。当英宗到达大同的时候，前线明军与瓦刺交战失利，塞外城堡全部丧失。英宗听到前线战事不利的消息，慌忙回师。宦官王振是河北蔚州人。他为了光宗耀祖，请英宗“临幸”其家。英宗答应，命令大军向蔚州前进。正值秋季，田野里高粱秀穗，玉米苍皮。50万大军，行进了四十里，踏坏不少庄稼，英宗不忍心，又命令大军向东走，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土木堡离怀来城二十里，因为王振押解的一千多辆辎重车还没到，又该做晚饭了，所以大军停下来等待王振。没想到，瓦刺的骑兵赶来，将明军四面合围。土木堡地无泉水，明军人饥马渴。瓦刺将明军击溃，俘虏英宗。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以后，也先挟持英宗，进逼北京，向明朝廷诱和。皇太后命英宗之弟郕王监国。郕王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说：“夜观天时，星象有变，当迁都南方。”兵部侍郎于谦力主保卫北京，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郕王赞成于谦的意见，决定保卫北京，任命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总揽军务。
　　于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他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使也先挟持的英宗成为一张无用的底牌，同时筹备粮草、部署防御，整顿军容，安定民心，做好迎战准备。他向皇帝表示：“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
　　十月，也先率兵进犯北京。大将石亨提出：“敛兵坚壁”，等待敌军士气低落的计策。于谦不赞成，说：“我们为什么要示弱，那样敌人会更轻视我们。”于谦立刻分遣诸将，率领22万兵马，列阵京城九门外。他与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等，在德胜门外列阵，首当其冲。
　　也先本以为京城旦夕可下，等见到明军严阵以待，锐气顿时消减。于谦令石亨在空荡的民舍里设伏兵，派遣少数骑兵诱敌深入。敌师万骑中计，副总兵范广一声令下，伏兵火器怒射，也先之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而亡。也先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防守严密，敌军无隙可乘，石亨又分兵增援，击退敌军。双方相持五天，各地援兵将至，也先只好退兵。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不久，也先将英宗送还。
　　于谦功高不居，生活十分节俭。他的住宅是一处旧院落，“仅蔽风雨”而已。皇帝将西华门的一座豪宅院赐给他，于谦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他拒绝了皇帝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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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石亨、徐珵与太监曹吉祥乘皇帝病危，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辟，害死兵部尚书于谦。查抄于谦住宅，发现“家无余赀”，唯独正室锁闭甚严，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皇帝赏赐的蟒袍、剑器。
　　“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搓出来！”
　　1934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国民党政府命令地方当局，强迫老百姓把粮食、生活用品转移到深山老林里，连舂米的石臼全都藏起来，并且造谣诬蔑，说红军抓人抢粮，企图割断红军与人民的联系，给红军制造困难，把红军饿死。
　　有一天，中央红军宿营以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些稻谷，但是，缺少舂米的石臼，舂不出米来，总不能让红军指战员们吃带壳的稻谷哇！怎么办呢？大家一时没主意，行军走了一天路，身体都疲惫不堪，有的人干脆不想吃饭了，倒地便睡。
　　周恩来副主席见此情景，立即召集干部开会，他急切地说：“一定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上饭。没有石臼舂米，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停了一下，他一挥手，坚定地说：“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搓出来！”会议决定，每一个人都要想方设法搓出够吃三顿的米来。
　　决定传达下来，大家都动起手来。周副主席让警卫员魏国禄给他找来两片瓦，又领来一些稻谷，就亲自动手在瓦片上搓起来。
　　警卫员魏国禄对周副主席说：“首长，您不要搓了，我们保证按组织规定，搓够每人吃三顿的米就是了。”
　　周副主席一边不停地搓着稻谷，一边反问他：“为什么你不让我搓？”
　　“您是首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嘛！”魏国禄自以为理由很充足。
　　可是周副主席却说：“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当搓哩。”他又耐心地解释说：“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么能不搓呢？”
　　魏国禄没话可说了，只得让周副主席搓米。
　　红军指战员们听说周副主席也正在搓米，就都更加起劲地干起来，有人用瓦片搓，有人用石头对石头搓，搓得手上鼓起血泡，也不罢手，继续搓呀搓。
　　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任务，解决了当时吃饭难的问题，粉碎了敌人困死饿死红军的企图。
　　中央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遇到困难，总是千方百计自行解决。他们纪律严明，艰苦奋斗的事迹，被当地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并逐渐传扬出去。受国民党政府欺骗，躲进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纷纷回到村寨。国民党政府制造的谣言和设计的阴谋，就这样不攻自破。红军的美名像插上翅膀一样，四处传颂。
　　“为穷人打天下，吃苦在前的带路人”
　　1928年冬天，驻扎在井冈山上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得知军长朱德要到团里来视察工作，就亲自在茨坪挑选了一间最好的房屋，派战士细心打扫干净；又找来当地人特别喜欢的“凉床”，安放在通风好、见阳光的窗户下；拿出一条厚棉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再生着一盆旺旺的炭火，把房间烘得暖乎乎的。
　　午后，王佐动身去迎接朱军长。他以为朱军长一定会骑骏马走大路上井冈山，就到村外大路口等候。但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见到朱军长的身影，只好返回村子。
　　王佐走到村口，一个战士前来报告说：“朱军长早就到啦！”王佐忙问：“朱军长在哪里？”战士回答：“朱军长看望战士们去了。”王佐大步流星往三十二团驻地跑。
　　在苍茫的暮色中，王佐远远望见有一个结实健壮的身影正在从田塍上向军营走去。王佐赶上去一看，正是朱军长。他敬了个军礼，问：“朱军长，您从哪条道来的？叫我在村外大路口空等一场。”
　　朱军长笑嘻嘻地回答：“这是军人的职业习惯嘛，叫做出其不意。”
　　王佐听了以后，一边笑一边说：“你这出其不意，害得我苦等了半天。”
　　朱军长问：“你等我有什么要紧事吗？”
　　“等你到我那里去住嘛。”于是，王佐一五一十地把准备房屋的事情告诉给朱军长。
　　朱军长耐心地解释说：“红军讲究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我和战士们一起睡惯了，一天不和大家睡在一起，我就要睡不着呀！”
　　王佐说：“井冈山冬天冷，垫稻草睡你吃不消。”
　　朱军长回答：“稻草很好嘛，战士们能睡我也能睡。”
　　就这样，朱军长和三十二团的战士一起睡稻草铺，吃红米饭，喝南瓜汤，过着艰苦的生活。
　　王佐的妈妈见朱军长和战士们一样过着艰苦生活，心理总过意不去。有一天，她亲手做了几道好吃的菜，亲自去请朱军长到家里吃饭。朱军长坚决不去，并耐心地向她说明红军官兵应该同甘共苦的道理。王佐的妈妈非常感动，连声称赞朱军长是好榜样。她逢人就讲：“朱军长是为穷人打天下，吃苦在前的带路人。”
　　左宗棠收复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很早以来，西域就同内地有密切联系。公元前101年（西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使者校尉。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政府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郑吉担任首届都护。《汉书·郑吉传》上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从此以后，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在西域设官建制，有效地行使对西域地方的管辖权。
　　18世纪上半叶，乌兹别克族的明格部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一个封建汗国，名“浩罕”。1865年初，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新疆。阿古柏“用武力，更多的是用奸诈手段”，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随后，阿古柏又用两年多时间，镇压当地群众的反抗，进一步攻占吐鲁番，又翻越天山夺取乌鲁木齐，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落入阿古柏的魔掌。
　　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战略要地，势在必得。阿古柏成为他们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是新疆危机的根源。俄国在利用阿古柏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的同时，又亲自出兵侵占伊犁，使新疆危机雪上加霜，更为严重。
　　面临新疆危机，清政府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论的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主张舍弃西北，专注东南，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塞防派的主要代表是湖南巡抚王文韶，他认为：俄国侵吞西北，日甚一日，“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因此，他主张：“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指出：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的意见令“中朝动色”。清廷权衡利弊，采纳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那时候，左宗棠已经年逾六旬，而且体弱多病。他曾在致湘军将领刘锦棠的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宗棠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担负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分三路进入新疆。他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正确方针，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然后攻占吐鲁番，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清军得到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进军南疆时，当地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战斗，痛击阿古柏军队。1877年，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收复喀什噶尔。第二年，除伊犁以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收复伊犁的问题，如果达不到目的，再采取军事手段。他的意见得到朝野上下爱国人士的一致赞扬。
　　1880年初，根据左宗棠的意见，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在谈判中，俄国多方要挟，蛮不讲理，曾纪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左宗棠深明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后盾的道理，虽主谈判，但不忘备战。为了支持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左宗棠率兵前往哈密，在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征途中，他让士兵抬着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表明誓死抗击俄国、收复伊犁的决心。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自古以来，玉门关几乎成为人们西行的极限。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可他却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堪告慰。”连当年前往哈密拜访并留住军营一个多月的德国人福克都说：“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正是左宗棠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有力地支援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迫使俄国将伊犁归还中国。《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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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病逝后，有人评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文襄公，是清廷赐给左宗棠的谥号。
　　“我有我的生产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军事进攻和严密经济封锁，解放区衣食物资奇缺。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解放区军民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由陕甘宁地区部队创造的。那时候，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自己种菜、养猪、打柴，做鞋，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组成生产委员会，根据部队、机关、学校各自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生产任务。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从1940年春季起，日本侵略军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对解放区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解放区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保证部队、机关和学校的供给，同时还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发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为指挥抗日战争工作繁忙，就让勤务人员在往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都说：“主席，您工作忙，身体又弱，就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啦。”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分给他一亩地。当天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起锄头去刨地种菜。几个警卫员、勤务员都急忙跑来，要跟他一起刨地。毛泽东阻止他们，并且说：“你们有你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大家只好不帮忙了。
　　毛泽东种的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抬大粪给蔬菜施肥，他们干得很带劲。杨家岭村有一个不爱劳动，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一口气跑到家，扛起锄头就上山劳动去了，再也不想当懒汉了。
　　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陕甘宁边区部队1941年开荒一万四千多亩，1942年南泥湾的部队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一百八十万亩，增产细粮四十七万担。边区的工业也有大发展，到1942年年生产土布十万匹，并能够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大生产运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曹公圳与曹公庙
　　如果你去祖国的宝岛台湾旅游，在凤山市可以看到一庙曹公庙。这里所祭祀的曹公，叫曹瑾。曹瑾是河南河内人，1837年被清廷任命为凤山县知县。
　　曹瑾上任的前一年，凤山县闹旱灾，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造成严重的饥荒。曹瑾上任后，见到遍地尽是饥民，心里非常难过。他走村串寨，到各地视察。他看到成片干裂的土地，又看到奔腾的下淡水溪，认识到不能让溪水白流，必须兴修水利，用溪水灌溉农田，彻底解决旱灾的威胁。
　　下淡水溪，就是今天的高屏溪，是台湾的第二大河流。要修筑水利设施，当时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难筹集；再一个是技术无人懂。面对困难，曹瑾没有退缩。他首先主动捐出自己的薪金，并发动群众捐钱出地；群众见县官带头，纷纷捐钱出地，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技术无人懂，他就带人参照前辈林玉清建筑岭口圳的办法，设计出很多水圳路线。
　　修建水圳的工程在曹瑾上任的当年就开工了。曹瑾指挥人们，利用九曲塘的下淡水溪床，筑堤坝拦溪流，然后建水闸，按照地势的高低来修建圳路。施工期间，曹瑾经常到施工现场鼓舞士气，使工程进展迅速，两年以后全部竣工，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旧圳”的水利工程。旧圳总共有四十四条圳道，长达一百八十多里，可以灌溉三万五千亩土地，使一大批农民受益。
　　不料在旧圳建成之后，凤山再次遭遇旱灾，在旧圳灌溉不到的地方，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旱死，受灾的百姓颗粒无收，又陷入饥饿之中。有了修筑旧圳的经验，曹瑾当机立断，决心扩建水圳。他再次捐出薪金，并派人到全县各地劝说百姓再次捐钱出力，扩建水圳。曹公率先，百姓争捐。三年以后，扩建水圳工程告竣，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新圳”的水利工程。新圳总共有四十六条圳道，长达一百二十七里，灌溉土地面积与旧圳不相上下。
　　从此以后，凤山县的农民用新、旧两条水圳，灌溉数万亩土地，旱涝无虞，连年五谷丰登，瓜甜果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为了永久纪念曹公开发凤山的功绩，人们将新、旧两条水圳，命名为曹公圳，又在凤山建造了曹公庙。
　　龚振麟创造铁模铸炮新技术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龚振麟发明的铸模铸炮法，早于西方30年，这是中国近代少有的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铸炮铁模图说》是世界上最早论述铁模铸造法的科技文献之一。特别是龚振麟为保卫祖国，反抗侵略，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科技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郭守敬改革圭表
　　元朝初年，沿用金朝的《重修大明历》。由于这部历法使用多年，误差积累日益显著，根据它预推天象，往往不准。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就在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大都，决定编制新历，特地成立专门机构──太史局。
　　那时候，敦守敬在水利部门任职，但他精通天文，元世祖就将他抽调出来，到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