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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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党总部也明白，我应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我的日常竞选活动表是这样的——每天外出游说，回信，到各地参加公众集会，我感到不仅与会者越来越多，而且支持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一般选举日那天我总是心烦意乱；在1964年的选举中，尽管竞选伊始就有预测说我会失败，可我更担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况，而是我们党在全国的表现。
　　选举结果证实了这种担忧。我本人以接近9000票的优势战胜了约翰·帕多，但我却与约翰·亚当街的养老金部告别了，工党以4席的优势获得多数。持续13年的保守党政府结束了，对保守党思想作彻底反思的阶段即将开始，上次没有这么做真是个悲哀。
　　第五章　影子世界　议会讲坛
　　第一节　撤换钢琴手
　　用撤换钢琴手的办法代替改变调子，保守党用这种办法寻找替罪羊的动作从来都是不慢的。我们在1964年大选中，以微弱票数失败，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验证。任何认真关心保守党前途的人都会开始仔细考虑，是否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摆下的战场上使用了总体主义的武器这一既定的倾向造成了党的困境。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经历第二次大选失利后，才是考虑重新选举领袖的时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工党要实现其纲领，就需要更多的足以使其顺利工作的多数议席。我曾一直希望并天真地认为保守党将在立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领导下继续前进。后来我得知特德·希思的支持者和其他急于想把亚历克搞下台的人正在幕后积极活动。但我从来不敢走进那个“吸烟室”，所以等到我知道那些神秘的阴谋小集团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当亚历克告诉“1922年委员会”的他打算引退，以便为其他人让路时，我大吃一惊，并很伤心。而他脸上那显而易见的不悦更让我沮丧。我不断地对人们说：“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他的支持者知道呢？我们或许能帮得上忙。”
　　雷吉·莫德林和特德·希思被公认为是真正有心竞争党的领袖的两位人选。而由谁担任党的领袖将第一次由议员投票决定。伊恩·麦克劳德被认为太左倾，许多人对他的看法正像索尔兹伯里勋爵嘲讽的那样“太自作聪明”。虽然伊诺克·鲍威尔确定提出要竞选党的领袖，但当时他还没有太多的支持者。在特德和雷吉这两个竞争对手之中，人们认为雷吉·莫德林成功的机会大一些，尽管他在担任财政大臣时，曾招致强烈的、在某种程度讲也是很有道理的批评。但雷吉在经验、聪明才智和控制议会的能力上都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主要弱点，而且在后几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有某种惰性——那些知道自己不需要任何努力天生就比他周围的人聪明的人往往养成这种惰性。
　　特德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他思维填密，办事井井有条，有影响力，至少对他来讲，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决不妥协的人。作为影子财政大臣，他在攻击1965年财政法案时，有机会一显他的各种才能。当时该法案在下院讨论。人们认为特德比雷吉右倾，但是如果用政党术语来讲：他们俩基本上都是中间派。在对待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观点。雷吉更赞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而特德则相信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几乎影响不到支持哪一方的问题。
　　起初，我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观点。我对他们两个人都熟悉：雷吉·莫德林是巴尼特选区的议员，而巴尼特选区和我的选区相邻。我和特德·希思都曾是肯特郡的选区候选人，相识的时间更长一些。但目前我更了解雷吉，我欣赏他的沉着以及他的敏锐才智。我和特德的关系虽决非是后来几年所发展的那种敌对关系，但我们俩从来就不是莫逆之交。尽管我们的出身背景并非毫无相同之处，都没有享受过传统的保守党政治家所拥有的教育、社会上的种种好处，但我们完全是两类不同的人。当然特德曾在战争中英勇作战，而我那时还只是萨默维尔学院的一个学生。特德的那一代人深受30年代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抬头和绥靖主张的影响。虽然我也深受其影响，但与他所受到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当时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有过许多流行的看法。在我看来特德尽管半信半疑，还是接受了其中许多的看法，我觉得对于特德和许多主张全盘欧化的积极倡导者来说，民族主义是当时的恶魔，所以英国有责任帮助建立一个涵盖全欧洲的体系，它将代替国家，向人们提供另一个可效忠的中心，并以此来防止战争。这种宏伟的设想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我认为冲突的主要起因是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特德在牛津大学时曾勇敢地反对过这种政策；同时我认为赢得冲突胜利的因素是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而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是和平的最好保证。特德的性格中有许多方面令我敬佩。但他没有魅力——公正他说，他从来也不想有魅力。他跟男人谈话显然比跟女人谈话要轻松得多。但并不只是女人发现与他难以相处。我感到尽管我认识他多年了，我仍觉得根本不了解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了解他。那时我没有感到他丝毫的敌视态度，只是觉得他缺乏热情。无论那时或后来我都不认为友好温和的性格是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品质。经过全面考虑后，我决定投雷吉·莫德林的票。
　　是基思·约瑟夫劝我改变了主意。那时基思不仅仅是一个我喜欢的老同事，还是一位朋友。我们曾经于1964—1965年在年金事务上共过事，当然，他是一位资深的搭档。像任何了解他的人一样，我被他的深邃思想和深刻的同情心所深深打动。同许多左翼的人一样，基思步入政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他想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流离失所、缺衣少食、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充分开发的人。关于基思的笑话很多，最好的笑话是基思自己讲的关于他如何改变主意，更改他对住房、健康、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政策。但其共同的核心是他不懈地寻找解决人类苦难的正确答案。所以当他得知我当时准备投雷吉的票时，他打来电话劝我重新考虑，我对他的话非常看重。基思了解雷吉的弱点，而作为在政府及影子内阁与雷吉长期工作的同事，基思对雷吉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想谈的是特德的力量，他总结说：“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当然，基思也是这样的人，我也是。
　　基思的话帮我拿定了主意。当我通知雷吉·莫德林和他的私人秘书内尔·马腾我将投特德·希思的票时；他们非常失望和惊愕。大多数人的想法差不多。由于特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明显的多数票，雷吉退出，因此没有进行第二轮投票。
　　新的领袖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职位，我还是满意的。这样我从影子内阁年金事务发言人转而担当住房和土地事务发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级约翰·博伊德—卡彭特领导之下。我一直认为我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对我日后成为首相是至关重要的。我把这些看作是为当首相而进行的各种锻炼。虽然我们是反对党，但是要反对工党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还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后来工党政府大把花钱所造成的财政方面的全面影响才突现出来。所以，调到住房与土地事务部门对我来说是如释重负。在这里我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攻击最富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措施之——设立土地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一种实现社会主义者一贯追求的人人享有发展带来益处的目标的手段。正是在负责这项工作时）我首次完全领教了制订房租标准制度的复杂性及其中的不正常现象，它的命运好像与我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早早的几项任务之一是制订改革地方税的办法，并向对此改革充满疑虑的保守党年会作出解释。我们想进行的改革是：一方面让中央政府承担部分开支，另一方面实行地方税回扣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年会上发言，至少那些听到我演讲的人会认为我抓准了问题。但如果说我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将是夸大其词。这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胜利。
　　第二节　与财政大臣作对
　　不出大家所料，哈罗德·威尔逊在1966年3月末宣布提前进行大选。大选结果同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党失败，工党以比保守党多97个席位的总优势获胜。我们的竞选运动平平淡淡，题为“要行动，不要空话”的竞选宣言苍白无力，只是准确地总结了特德对政治的影响。这次大选被多数人看作是威尔逊1964年大选胜利的延续，因此无人责备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选区竞选。这次，我继续保持了比工党候选人多9464张选票的较大优势，自由党居第三位，因此我还是满高兴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丹尼斯了解我的心情，出去为我买了一个四周镶满钻石的戒指来使我高兴起来。
　　特德·希思任命我为影子财政大臣伊恩·麦克劳德手下的财政部税务发言人，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新闻界一直猜测我将被荣升进入影子内阁。我当时并无此奢望。现在读了吉姆·普赖尔的回忆录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确实考虑过我，但他却比较有先见之明地决定不那样做，因为如果把我召进来，“他们就永远别想把我赶出去”。
　　不管怎么说，我担当影子内阁之外的财政事务发言人比在影人内阁内任什么职更能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税务律师，我所承担的新任务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尽管我没有受到过经济理论方面的正式训练，但我天生在经济学的概念问题上得心应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务部的低级别部长时所发现的，我很幸运地拥有抓住技术细节，比较容易地理解相当复杂的运算的那种天赋。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敢懈怠。作为反对党，在辩论财政法案时，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门在技术方面的帮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议会外的专家及议会同事的帮助，因此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
　　幸运的是，我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够按着议会极为紧张的日程去工作。马克和卡罗尔都上寄宿学校了，不在家。虽然1965年丹尼斯将他的家族所属公司出售给卡斯特罗尔公司，该公司不久又被伯马赫石油公司收购，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跃。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在离下院不远的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租一幢房子，生活将更为方便。我们卖了我们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里奇韦尔斯附近的兰伯赫斯特买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这是一幢模仿都锋式建筑风格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室内装饰是我少有的几种业余爱好之一。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给卧室刷油漆。贴壁纸上——共有8个卧室。但我还是被那大客厅和楼梯吓坏了，不得不请来了专业人员。我们买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让孩子们放假从寄宿学校回来后在乡间有个去处。但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好像更愿意在伦敦与他们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得以充分利用。但我进行的装饰和修缮并不是徒劳的，在1972年我们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款买下了在福拉德街（切尔西）的房子。1979年我搬进唐宁街10号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这项新的工作很适合我，而且我是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开始这项工作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式的不连续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当时已经显而易见。由于工党政府未能实现乔治·布朗在1965年9月发表的关于《国家计划》中对经济发展作出的乐观的预测目标，他的“国家计划”成为工党的沉重负担。工党政府在1966年5月的预算中宣布将征收“选择雇佣税”，工党这样做违背了它选举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税收”的诺言，这种工薪税的重担实际上特别落到服务业头上。反对这项新税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与职工大会早在1964年12月的多事之秋就宣布了一项联合“意向宣言”。该宣言的失败表明工党政府依赖它所宣称的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来实现“自愿限制收入增长”，并用以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已经失去了它的信用。1966年7月工党政府放弃了这种“自愿限制收入增长”方法，宣布冻结工资6个月，继而实行6个月的工资“严格限制”。价格将被冻结一年，还呼吁在同期内限定股息。工党政府授权成立的全国物价及收入委员会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在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该委员会。该委员会还有权以枢密院命令的形式将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的计划推迟，但推迟时间最多不超过3个月。政府还可利用其权力指示某项具体价格或工资增长不予执行。从总体上反对这项政策并在伊恩·麦克劳德领导下反对那些提交给下院的“暂缓执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几项重要任务。
　　作为财务发言人为准备即将在下院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我读了从下院图书馆借来故自大战结束以来每个预算讲话及财政法案，因此，我能够向当时的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和他的财政部首席大臣杰克·戴蒙德论证，这是战后唯一的一个未能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让步的预算，卡拉汉听了无言以对。接着我猛烈抨击了“选择雇佣税”。我对该税的滑稽可笑之处痛痛快快地进行了揭露。企图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别开来，将税务负担转移到服务业。然后把钱作为补贴再转交给制造业，可以证明是一种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序。正像我在议会所说的：“不管这项工薪税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今天还活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写一出戏剧了。这次回击博得了我党下院同僚的热烈喝彩。新闻界也纷纷报导我。《每日电讯报》评论道：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国务大臣们打倒在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伊恩·麦克劳德亲自在另一家报纸上就我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写了不少赞誉之辞。
　　同年秋季，我在布莱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作了演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讲。伊恩·麦克劳德同样在报上写了大量文章。为准备那次演讲我下了很大功夫——当然我所花的9个小时要是与我后来当保守党领袖时花在写大会讲话的时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讲话只用提纲，这样可以更加自然随意，也更灵活，可以随时加进一个笑话或讥讽。尽管我所谈到的这个辩论是关于税务方面的，当我批评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税收政策上独断专行、破坏了法治时，代表们齐声喝彩。我还十分夸张地说——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对英国来说所有这一切是根本性的错误。这不仅仅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而且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一些动辄大惊小怪的记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为中左的《太阳报》态度则截然不同，它评论道：“一个厉害的金发女郎警告人们正在走向毁灭之路。”
　　我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对待公共支出和税收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公共开支与收入政策的态度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同一个集体主义纲领下的两个方面。如果它们得以全面实施，危害的将不仅是经济自由，还有政治自由。但那时我和几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认真考虑以上问题对我们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响。尽管我们想降低和简化个人以及商业税赋，我们始终倾向于设想（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共宣传，而是我们的真正想法）——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不断降低，将允许我们减少税收。我们曾有一些用于降低社会主义项目的公共开支以减少浪费的计划。但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种对企业有利的环境，以便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即经济高速发展，既使税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税收；而税率低又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并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来认真对待紧缩公共支出问题。实际上，在这上整个时期，无论是1956年，1966年，或1976年，保守党政府或工党政府都是在英镑危机，黄金短缺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时的紧危情况下才真正削减公共开支。这个做法直到1979年大选前期才最终得到改变。身为反对党的保守党提出紧缩公共支出的计划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相信必须这么做。
　　60年代，我们作为可能成为未来政府的在野党未能考虑我们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场，这至少同样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伊恩·麦克劳德和我在强烈反对工党的法定收入政策时，我们知填我们反对什么，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赞成什么。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影子内阁内部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贯注重实际，力求解决问题，并引以自豪，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没有起应有的主导作用。影子内阁中唯一从原则上反对制定各类收入政策的人——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是伊诺克。鲍威尔。而在我1967年进入影子内阁时，他还没有能够说服他的同事们。
　　但伊诺克是对的。他在经济政策上有过两次理性飞跃。而基思·约瑟夫和我在多年后才做出这样的理性飞跃。首先，他已认识到并不是工会抬高工资而引起通货膨胀，而是由于政府增加了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引起了通货膨胀。因而，收入政策与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极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引起误导、导致罢工，而使国家与工会对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问题，却指责别人。那时及后来伊诺克却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个方面是工会权力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间接关系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工会权力过大会使实际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市场水平，这种过高的工资又会使工会会员失去工作，导致会员及非会员的失业人数增加。由于政府对排长队领救济的情形极为敏感，就会做出如下反应：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会在一段时间内扩大需求，增加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通货膨胀。所有这些变化将促使工会再次抬高工资。一切又将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再次重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减少工会的权力。前者是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后者是为了不让工会制造失业，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解决工会法的问题。除此之外，伊诺克关于通货膨胀原因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认识到共识性经济政策造成另外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这涉及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所谓“制约”作用。为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人们认为有必要实行总体主义的干涉主义产业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约”是由联系汇率制带来的。人们接受了它，没有向它挑战。如果像伊诺克倡议的那样允许英镑自由浮动，所谓的国际收支的“制约”就会消失了。实行其他干涉主义做法的压力也同样不复存在。正如他1967年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本小册中所阐明的，“控制货币的国际价格像控制市场价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样，将导致其他的控制，而这些控制是对每个人自由交易、旅行、投资的嘲弄。”
　　当然，如果放弃联系汇率制，也就失去美元（黄金）的依托作用。同样正确的是一个经常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经济虚弱，因而需要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的国家。然而不会永远是这样：有经常项目赤字也可能证明有大量私人资本涌人某国经济。由于改革，在该国的投资回报率商，因而大量私人资本涌入，造成经常项目赤字。
　　当然，任何不足与缺陷都不能降低伊诺克·鲍威尔所做贡献的巨大重要性。通过说明政府货币政策而不是工资引起通货膨胀，自由浮动汇率将打破所谓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制约”，伊诺克使保守党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修改成为可能。他使我们摆脱了那种老的思路，那种思路会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计划性越来越强。
　　1967年10月，特德任命我为前座燃料及动力事务发言人和影子内阁成员，也许是由于我在下院的良好表现，也许是由于伊恩·麦克劳德的推荐，特德改变了他不愿意让我入阁的初衷。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阅读所有关于引起去年阿伯凡灾难原因调查的资料。这个灾难是由于矿碴堆滑入了威尔士的一个矿山小村造成的，共有116名儿童和28名成人丧生。许多死者的家长在公众席旁听这次辩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国家煤炭局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我想，有人应该引咎辞职，但作为影子内阁发言人首次在议会讲话，我并没有十分明确他说出我的这个想法。这个报告揭示出来的问题使我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大的组织中，人们会多么轻易地认为别人已采取了必要的行动，负起了责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