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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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结果的话。其次，而且还只是个模糊的想法，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某个个别问题使得国家而不是政党发生了分裂、大选并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手段时，也许就需要号召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样，如果一个获得好斗的工会支持的很左的政府试图在宪法惯例的掩饰下向基本自由权挑战的话，保守党反对派就可能试图这样做。
　　我决定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举行公民投票的思想在英国政治中具有相当悠久的渊源和历史。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上议院的权限、征收粮食关税等问题上都被提出过——有时是由保守党领袖们提出的。1945年丘吉尔曾提出讨论就议会任期延长到日本被打败时一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在这些案例中没有哪一次曾经举行过事实上的公民投票。但是如果不去严肃认真地对待主张举行公民投票的事情则显然是错误的。我尤其被迪赛的《宪法的法则》第八次修订版中的下述论断所吸引：“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否决权；全体国民拥有主权，他们完全可以发布命令称，没有国民的直接批准，不得修改宪法。”
　　我就这些论点咨询影子内阁的法律事务发言人迈克尔·海弗斯。他的回答当时在我看来是很有权威的。他说回顾一下保守党曾经支持过的举行公民投票的案例，我们可以说除了征收粮食关税的案例——这次是党力图避免发生破坏性分裂（如同工党现在的情况一样）——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完全合乎宪法的。此外，议会都没有就其中的任何问题作出过决定，我们也都不曾冒单方面破坏条约的风险。他的结论是，过去的先例并没有为就是否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公民投票一事提供正当的理由。
　　因此，3月11日星期二我在议会的公民投票问题辩论中发言时，已透彻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这将是我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初次演说。尽管我对我所谈论的情况和理由有些保留，然而这是我喜欢作的那类演说。政府在论辩中的主要理性弱点是在关于公民投票是否以及怎样对议会“具有约束力”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混乱不清。如果它具有约束力，那么议会的权力，就受到了侵犯，而议会的权力对于议会双方的反对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并不具有约束力，那么它的威力何在？我并没有在我的演说中排除采取公民投票的办法，但我极力主张有必要考虑全部的宪法含意。我驳回政府提出的关于继续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案很独特因而需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论点。我说：
　　“要采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公民投票应该适用于哪一类情况呢？推测起来答案将会是：适用于宪法性的变化。但是按照英国传统很难确定什么是宪法性的变化，因为我们大都沿用惯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备了合适的宪法基础——这就是说，确定了可以举行公民投票的条件，公民投票也许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这样会意味着，像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那样，情况要发展到有一份成文的宪法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成文宪法，这对议会权力的影响会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们关于宪法法则和惯例的意识日益削弱，有一天我们也许会需要考虑这类问题了。
　　虽然该演说中还有些段落我现在是不会同意的，但这些论断对于考虑就一些问题比如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或者单一的欧洲货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说仍然似乎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我此时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条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这一点有些人已经领悟。英国法律服从欧洲共同体法律是加入罗马条约的结果，连续的条约修改和共同体制度的实行也都会加速这一进程，这就确实导致了一种宪法的变化。而且我们由于接受了罗马条约的内容和一个特别的欧洲法庭，就已经朝成文的宪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当议会通过的法律与之冲突时，该法庭就可以消除这些法律。
　　下议院以312票对248票通过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4月9日星期三关于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问题辩论的结果则预示着一种未来的事态：赞成票396张，反对票170张。从这时起直至6月5日星期四这个规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势力，两党的领导人员以及更广的、可敬的幕后统治集团一起称颂加入共同体的好处，详尽阐述对于工作岗位减少的担忧，警告欧洲内部冲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嘲笑工党左翼人士和保守党反动分子的奇特联合——组成“投反对票的”院外活动集团／投赞成票的“运动组织得很好，经费也十分充足——这与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很快就征聘他为保守党司库。人们谈论的这场”大辩论“，实际上是戴维和戈利亚什之间的一场较量，戈利亚什最后获胜。实质性的问题往往不翼而飞。
　　对我来说最令人厌恶的是工党领导人的公然的机会主义。英国加入共同体条件的“重新谈判”根本就是不严肃的。在3月份的都柏林欧洲理事会上，大家同意采取一项特殊的“财政机制”使英国兔于承受过重的财政负担：这个机制从未启动，因而也从未带来一便士的好处。然而政府分发给各家各户的小册子抛弃了工党、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在大选中使用过的所有怀疑欧洲的词藻。小册子包含着诸如下列的劝慰言词：
　　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通称共同农业政策）现在更加灵活，对英国的家庭主妇和农民双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条件下，英国对共同市场预算的缴款强加给我们的负担过重。新的条件确保英国将缴纳较为合理的份额……
　　过去共同市场朝经济与货币联盟方向的变迁对英国的就业是个威胁……
　　这个威胁现己消除……
　　说什么加入共同体可能迫使英国吃欧洲面包或者喝欧洲啤酒是荒谬的……
　　……采取重要决定的是部长会议，而不是共同市场的官员。
　　我及时地在圣欧明旅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动了保守党赞成共同市场的运动。招待会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绘成为“在师傅面前讲演的学生”。我在我的选区和其他地方发表了讲话。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电讯报》投了一篇文稿。我认为我为运动贡献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看。报纸上出现了批评意见——例如《太阳报》评论说：
　　寻人启事：一位保守党领袖。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11天前神秘地从共同市场公民投票运动中消失。自那时以来未再被人看见过。恳请找到她者叫醒她并提醒她说，她作为反对党领袖失职了，使得国人失望。
　　这样的批评无疑是由以我为牺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图的某些人提供给报界的。但是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这位很快从支持者变成朋友的人十分关心地告诉威利·怀特洛说，我应该更积极些。不幸的是，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在我预定在中央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一天，爱德华·杜坎这位1922年委员会主席发出了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的号召。我在就要面对报界之前不久才得知此事。我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不转变方向迂回而行，而不是直接朝着布鲁塞尔前进。
　　公民投票的结果本身并不令人惊讶，67％投“赞成”票，33％投“反对”票。较难预料的是对整个政治局面的影响。投票结果是对工党左翼的一个打击；整个运动都受到哈罗德·威尔逊的狡猾策略手法的操纵，这时他则把托尼·本从工业大臣调任为能源大臣，他担任前一职务已成了一个政治负担，而担任后一个职务造成危害的范围受到了更多限制。对保守党人来说，博得大部分赞扬的自然是特德及其朋友们。我自己在议会中称赞了他。他没有作出反应。他是后来作出反应的。
　　报纸上很快就充满了关于特德早些时候和我在威尔顿街会晤的报道，但报道的方式暗示我并未认真提议他参加影子内阁。这些报道还暗示他现在想要利用他通过公民投票运动所获得的地位东山再起，可能以我的牺牲为代价。特德的雄心是他自己的事情。但至少关于威尔顿街会晤的真相应该让人们知道。因而，我把有关情况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乔治·赫金森——他并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闻工作者——报道及时地发表了。
　　毫无疑问，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两件事情的鼓励。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识到各种各样消息灵通的评论家都在预言我担任领导职务的任期不会持久；具体说，到圣诞节时我就会离去。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财政上的不负责行为和威尔逊政府现行的反企业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国陷人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这也许可以想象会导致联合政府的出现，而特德的前程则可乘势一展宏图。而且比例代表制的采用也许会使联合政府执政并长期存在下去、像我这样的人则会退出。
　　实际上，发生任何这种情况的机会都比评论家们想象的要小。这不只是我并无放弃领导权的打算，甚至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们也没有准备容忍特德的返口。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罗德·威尔逊这样精明、自信的政治家会拱手礼让，放手让他所鄙视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国的问题。如果他想退让，那要按照他的条件并在他选择的时间去做：当然这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当时没有被普遍领悟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尽管有人批评我，说我没有用足够的气力来鼓吹欧洲，但我在这场运动中成了一个使党统一的人物。反对共同市场的保守党议员们对我并不感到怨恨。大多数后座议员对于欧洲的感觉也同我的感觉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个框架，英国能够在其中得到繁荣，而不是充当十字军。关于英国是否应该是欧洲共同体成员的争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已经获得解决。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样的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内部不同的意见将重新组合。
　　我在欧洲问题公民投票运动期间到国外进行的两次短期访问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我于4月底访问了卢森堡并参加了欧洲大会，后者要求被称为“议会”。一场关于一些琐细问题毫无生气的辩论正在进行中，在这之后我向热切的通讯社团所能说的最好的话是，该机构显然“很有价值”，它的成员也工作得“十分努力”。这个时候的大会成员仍然是由成员国指定的那些议员组成的。我们大家也许早就应该更仔细地权衡结束这一制度而赞同直接选举是否正确的问题了。至少在旧制度下，在各国议会议员和欧洲大会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些人。欧洲大会的作用有限，对它来说专职的欧洲议会议员是不必要的。当后者出现时他们就会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薪金、大方的开销和生活方式是合理的，而这将引起无数的问题。然而，我从访问卢森堡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欧洲大会中人们并不讲同一种语言，也没有相同的传统，这说明试图创建人为的全欧洲机构的想法是有缺陷的。欧洲大会中的保守党领导人彼得·柯克在卢森堡为我组织过一次招待会，他尽其所能引进一些英国的议会观念并强制实行一些财政纪律。但是要创建一个真正的欧洲议会还得做比这更多的事情。
　　次月，我作为戴高乐党——当时称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后来称保卫共和联盟——的客人被邀请去巴黎。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我第一次会见了雅克·希拉克总理，我和他在马提翁宫（他的办公处和官邪）共进午餐，还首次在爱丽舍宫会见了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尽管这两个人的性格遇然不同——总理具有魅力，充满活力，与总统的冷恬与严谨截然不同——但是马提翁宫和爱丽舍宫都同样表明了法国的历史辉煌和民族自豪。法国的特色和利益在共同体或任何其他讲坛上总是要首先得到体现。有的人也许对于这一点感到愤愤不平，但是我却奇特地感到这一点让人心里踏实：你知道自己的立足点。
　　从这时起有3个不同的但有联系的事态发展引起了我对欧洲的注意。首先，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速度与程度：尤其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对于有关欧洲大会的直接选举的安排以及我们对待欧洲货币体系的政策。其次，人们认为，我也有同感，欧洲的中间偏右政党应该更加密切合作，以针对社会党国际提出对策。第三，需要确定西欧在东西方关系中应起的作用，尤其要考虑赫尔辛基进程，此事在后面评述最为合适。
　　7月初比利时首相里奥·廷德曼斯来到英国。他应1974年夏巴黎首脑会议各国政府首脑的要求草拟关于“欧洲联盟”的报告。我同雷吉·英德林和其他人在下院的一个房间里会见了他。我已成立了一个在雷吉指导下的委员会来考虑这类事情，委员会的成员有前外交官安东尼·罗伊尔爵士和其他人。我对廷德曼斯强调说，如果共同体自然发展而不是按照某种预先规定的结构发展那将会是最好的事情。我打算以此作为一种警告，即虽然我设想当保守党政府执政时英国将会对共同体采取比工党执政时更加积极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伙伴们不应想象我们渴望着来自中心的强加于人的宏伟计划。
　　在保守党内部，关于欧洲的辩论越来越集中在直接选举问题上。我定期收到党内意见的报告。尼尔·马顿领导的一批议员进行有力的争论，根本反对进行直接选举。人数更多的一批议员勉强承认，直接选举的通行证已经卖出，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按照什么选举制度来进行选举。第三批人渴望创建一个真正的欧洲议会来牵制部长会议和委员会的行动。幸运的是，政府方面的分歧至少与我们方面的分歧一样大，因而我们能够团结一致指责他们没有将有关的必不可少的立法及时提交给下院。同样令人满意的是，政府关于采取比例代表制的提案，这是一种维持自由党一工党联盟的姿态，于1977年12月彻底失败了。因而，第一次有关的直接选举是在我担任首相时于1979年举行的，而且是按照获多数票者当选的选举制度进行的。
　　关于政治一体化的压力必然有其经济上的对应物。关于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的第一批宏伟计划体现在1972年建立的所谓的“蛇形浮动汇率制”中。英国在特德执政时期参加了这一机制，表现了他对欧洲所承担的严格义务的认真态度；但在6周之内他不得不退出。然而，经济计划制定者们反而受到失败的激励，1978年底欧洲货币体系获得赞同，共同体内的9种货币中有8种参加了，只有英国呆在外面。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在我的领导下如果不去利用这一点来证明由于工党治理经济的失误使英国货币过于疲软以致无法参加，那将会是不通人情的。这是一种足够公正的策略性立场，但难于判断的是一个保守党政府应如何行事。
　　1978年10月底杰弗里·豪送给我一个便条，概要叙述了主张与反对参加浮动汇率的情况与理由。他认为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当政并致力于制定正确的财政与经济政策，我们可能能够参加进去。杰弗里还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党的对欧亲善态度，担心其他选择将意味着“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及其政策交给法—德领导人员”。奈杰尔·劳森，一位资历较浅的财政发言人，在10月底也送给我一份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欧洲货币体系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心目中具有政治目的，即欧洲统一进程中的下一个阶段。他敏锐地指出，“那些以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作为他们效忠欧洲经济共同体事业的一部分的人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遵守纪律（欧共体的唯一优点）是否实际上有可能证明并非如此不得人心，以致使得对继续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持成为政治自杀”。奈杰尔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参加：但他的“最佳希望”是该体系在此后不久就会崩溃，不是由于英国货币的疲软，而是因为对其他货币的压力。我们到那时就可以就欧洲经济的汇合提出某种更加明智的框架建议。这两篇分析的质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还在演变中，但我此刻决定我们应该对欧洲货币体系继续采取一般的积极态度，同时避免作出任何具体承诺。
　　第二个重大的欧洲主题——中间偏右政党的更密切合作——最终导致于1978年建立了欧洲民主联盟。这个组织的作用有限，但成立该组织的政治意图具有更重大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民主的与非民主的左派在许多方面和领域中取得进展的时期。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一些共产党似乎即将进入政府。人们感到历史与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按照它的方向推动世界，左派因此受到鼓舞。只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策和重新注入活力的美国领导人才能与之搏斗并扭转这一状况。与此同时，欧洲右派不得不在政治战线上进行一场恶战。
　　任何地方的战斗都不如在葡萄牙那么凶猛。在我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几周内，我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联盟中右翼的唯一政党社会民主中心的领导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教授有过一次长谈。他是一位文雅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出于最高尚的动机而参与政治。在我见到他时，他也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自从1974年4月推翻卡埃塔诺博士的专政以来，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其他激进左派人士，与葡萄牙共产党一起，已经千方百计地成功地取得了几乎全部政权。
　　邻国西班牙是比较幸运的，它在佛朗哥将军于1975年11月去世后，基本上顺利地实现了独裁体制的转变。在那里，人们无疑看到了葡萄牙人对于过于显眼的企图夺取政权做法所进行的抵抗，西班牙共产党从它1977年获得合法地位的日子起就宁愿采取“欧洲共产主义”伪装的办法来同它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对应伙伴们进行竞赛。我始终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策略性手法，人们应该用早先的类似事物如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来理解它。它确实表明了对开明的公众舆论的力量的认识，并且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内部自信心的即将崩溃。但它并不表明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基本目标。关于这一点的唯一“证据”可以在对欧洲共产主义各国领导人员的真正态度和意图的评价中找到。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我怀有访问西德的宿愿。当然，当全球的自由范围正在不断缩小的时候，它恰好地处欧洲自由的边疆。西方的防务战略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决于西德政治领袖的政策和西德人民的决心。康拉德·阿登纳及其继承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几位总理坚定地抵制过苏联及其东德卫星国的奉承和威胁。但是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隐蔽议事日程是按照东方的条件实现德国统一，这动摇了人们的许多设想。它无意中产生了一种效果。即促进了西德的（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中立主义态度和对东欧各国政府的合法性的认可。人们对新东方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稳妥可靠性怀有疑虑，久不消逝，尽管维利·勃兰特的继承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很坚定，他很快就着手以他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驻扎美国中程核导弹部队的要求来加强大西洋两岸的联系。赫尔穆特·施密特随之对吉米·卡特领导下美国对外政策的迂回曲折做法抱着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
　　我渴望进行这一旅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本身的重要性，该党对保守党人来说，是另一个最大的中间偏右的欧洲政党。关于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后来成为欧洲民主联盟——的思想最初来自奥地利（基督教民主主义）人民党领袖阿洛易斯·莫克。但是德国人和我们自己必然是该联合组织中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虽然我后来发现在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和英国保守党两者的传统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远非像在意大利或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德国倡导的社会市场方针在更大程度上信奉自由企业的方向，而其他基督教民主党派，大都奉行一种自我忏悔式、往往有点缺乏方向的经济学。
　　我作为保守党领袖第一次去西德访问是从1975年6月26日星期四至6月28周星期六。然而，第一个星期四晚上在英国驻波恩大使的官邸内我的头脑却集中在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上，在那里西伍尔维奇补缺选举的选票计数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我的前任不同，我决意在补缺选举中亲自参与竟选活动，这是有点冒风险的，但是当事情进行顺利时，如同这一次的情况那样，这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以7。6％的多数获胜赢得了席位。由于如通常那样党缺少现金，我没有带新闻官员陪同前往，戈登·里斯在知道这一情况后曾向我建议，如像预料那样取得成功我应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