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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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宣告的信息使人们大煞风景，我也有同感。但我知道其他人的感受会更加沮丧，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一切迹象表明这将是一场旗鼓相当的竞争，他们把党置于战备状态。当夜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蒂姆·贝尔，了解他和戈登·里斯的感受。事实上。这两个人去伦敦西部的一个饭馆里喝了香槟并恢复了精神。我显然是把吉姆刚从梦乡中唤醒。我问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戈登，他突然说“上帝，我家被盗了”。是的，他是被盗了。他勉强走到床边上床，没有注意家里被盗了。
　　第二天晚上，我利用在广播节目中给反对党领袖安排的时间来答复首相的广播讲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首相讲话后发生的情况，首相企图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有寻求新的授权是因为大选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对改善形势毫无作用。我答复道：
　　“可是，我们有些人看得比今年冬天要远。我们不相信英国需要用最低档磨磨蹭蹭地运行。越是拖延就越糟糕，越糟糕就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扳正。但我相信，一旦我们有一个有信心的政府，形势就会得到好转。人民有信心，信心来自人民；政府需要在国内有权威，政府需要在国外有权威。”
　　我们能在1978年的大选中获胜吗？我相信我们能够以微弱多数进入政府。但是，只要犯一两个错误，我们就会在竞选中失败。而且，如果我们获胜，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工党政府的工资政策已经解体，职工大会已经投票反对续订社会契约——而且下一个月的工党年会将会投票拒绝一切工资增长限制，因此，这片遮羞布也就随之扯掉。福特汽车工人罢工已经表明，政府的5％的“增资标准”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物价和工资的扭曲以及人们情绪上的挫伤正在不满和动荡的气氛中展现出来，如同当年希思政府的情况一样。
　　如果在1978—1979年冬天面临这种形势的是我们，我们会被打垮，正如最终工党政府被打垮一样。首先，我要坚持所有关于“标准”和“限制”的谈判必须立即撤销。这一举措将非常不得人心，也许对大多数影子内阁成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稍后我将解释其原因。其次，即使我们在公营部门采取现金限制办法，在私营部门使用市场约束，而不是某种工资政策，发生破坏性罢工的危险也很高。我们不会像次年那样得到限制工会权力的授权，很可能在公众心目中只会加强19——74年实行的3天工作周留给人们的印象，即保守党政府意味着挑衅，在对抗中败在工会手下。
　　1978—1979年冬天出现的场面是可怕的，没有这些场面，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暴露，取得80年代的成就要困难得多。
　　毕竟，我们能够等待。尽管我不能声称我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情况，我相信工党的基本态度无法坚持下去。为了在限制工资问题上换取工会领导人的同意，工党政府执行了扩大国家控制的经济政策，减小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扩大工会权力。这一战略执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台。工会领导人和工党左翼将会看到，他们的权力已经得到加强，他们对限制工资增长已不感兴趣。工会会员也不会响应号召，为已经明显失败的政策做出牺牲。社会主义政策对经济的全盘影响将会是，英国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愈来愈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超过一定程度后，这一点就再也不能蒙蔽群众，再也不能蒙蔽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者。但如果假设某种自由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机制还在运行，那么社会主义就要垮台。而这正是那年冬天发生的情况。
　　第六节　分裂与造反
　　在布赖顿举行的保守党年会总是困难重重。参加年会的大多数人预料由于大选临近，不会举行年会，而且感到受骗，失去了一次胜利。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们落后于工党。而且，关于工党工资政策的迅速解体的争论，使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而我们的思路也受到解体的威胁：
　　举行年会前两周，吉姆·普赖尔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说了不明智的话，使人听起来好像保守党支持政府增资5％的政策，而且他不仅表明支持一项法定收入政策；还透露他认为二个保守党政府也将不得不制定一项这样的政策。他说：“我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这很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采访讲话中，我试图把强调点拉回来，把工资、利润、产量联系起来，与工资标准脱钩。尽管我清楚地表明，我不支持福特汽车厂的工人罢工，同时我也指责政府的5％增资标准与此有关。我说法定工资标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人们把我的话广泛地解释为我在要求回到自由集体谈判的道路上来，我并不想否定这一解释。
　　特德·希思从另一个方面参与进来。在年会的经济辩论中他警告人们注意教条主义的危险。他说政府的5％增资政策“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解体。如果解体也没有什么值得幸灾乐祸。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悲伤。”我在主席台上观望着他讲话。杰弗里·豪在闭幕词中作了强有力的发言，他对特德的干预讲话泰然处之。他说下一届保守党政府将回到“现实的”、负责的集体谈判，没有政府的干预。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特德在电视台上讲话，他走得更远了。他警告说，“自由集体谈判导致大规模通货膨胀”。当问到保守党在大选中是否支持政府的工资政策时，他回答道：“如果首相说，他将对全国讲话并表明我们不能再一次容忍飞涨的通货膨胀，不能再一次容忍各行其是，我就说我会表示同意。”
　　这是一个在稀薄面纱掩盖下的威胁。在大选中我们二人的分裂将会导致巨大的损失。特德在大选中的作用问题长期以来使党感到担心。年初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曾会见他并悄悄地与他讨论他的计划。汉弗莱·阿特金斯收到接近特德的议员的信说，可望特德在大选中给予帮助。已经作了安排在大选中与他的办公室进行联系。他的干预讲话使这一分歧天下大白。
　　而且，特德观点的实质在我看来完全错了。支持一项不可修补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即使过去曾经有利（除了一段短暂的时期外并非如此）。还有，尽管反对中央强制执行的工资政策意味着我们将遇到稀奇百怪的同路人，包括特别好斗的工会分子，但反对集权和平均主义则基本上是健康的。作为保守党人，对于那些运用敏锐的智慧和强壮的胳臂生产顾客需要的商品的人们取得优厚的报酬，我们不应嗤之以鼻。当然，当这一态度被说成是机会主义时，甚至被那些声称是我们一边的人，并且伴随着公开的分歧，如内阁成员吉姆·普赖尔和基思，约瑟夫之间的分歧，就很难进行严肃认真地分析了。但实际上，我的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直接对那些传统上不投保守党的票，但现在想要使自己和家庭获得更多机会的人们讲话。因此，我在年会上的讲话用很大篇幅直接对工会会员讲话：
　　“你们想要提高工资，你们想要提高养老金，你们想要缩短工时，想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更多的投资，更多—更多—更多。但是，这个”更多“从何而来呢？没有更多。能够有更多，除非我们生产更多，否则我们不会有更多。你再也不能把工资与产量分开，就如同你不能把剪刀与刀刃分开还要保持锋利的刀锋一样。在这里，让我对工会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经常是你们自己的最凶狠的敌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东西呢？因为大多的管卡措施剥夺了你们唯一需要出售的东西—生产率。
　　管卡措施就像附着在我们的工业生命上的藤壶。它们已经附着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初的设计意图是保护你免受剥削，但现在已经变成你们繁荣昌盛的主要障碍……我了解你们的担心。你们担心用较少的人手生产较多的产品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而且这种担心在失业率高的时候自然会更强烈。但你们错了。战胜失业的正确道路是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
　　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到政府的职责，再造自由繁荣的英国。我们相信不受政府干预的、现实的、负责的集体谈判。工党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竞争、自由企业和利润，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工党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大幅度削减你们的所得税。工党不相信。我们将创造条件，使你们挣的钱和节省下来的钱的价值得到保护。“
　　在此后的半年内这一战略会获得成功，但在短时间内尚属未定之天，因为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希望我们支持政府，反对工会。年会季节结束时我们落后于工党5。5个百分点，这并不令人吃惊。
　　为了举行竞选，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即将举行大选的前景取消后，两个党的一般纪律都松弛下来。在工党内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问题上。在我们党表现在罗德西亚问题上，先是在年会上，后来在众议院中。
　　在影子内阁内部，彼得·卡林顿在年会上辩论罗德西亚问题时最强烈地反对接受一项修正案，这将使我们承担取消制裁的义务。彼得的路线是，尽管制裁大体上是徒劳无用的，但在爱国阵线的眼里取消制裁将构成事实上承认当年早些时候的所谓“内部解决”。按照这一解决方法，伊恩·史密斯已经把温和的黑人政党带入政府，而这些政党自称代表了黑人的多数，这是有疑问的。彼得辩论说，在罗德西亚争议上把各个政党拉在一起，当我们已经采取支持某方的立场时，将使我们处于极为虚弱的地位。约翰·戴维斯为了维护这一被扭曲和不得人心的路线，发表了一通杂乱无章的讲话，高声的责问不断打断他的发言。他看来疲惫不堪，我看到当他坐下时他摸摸头，很是痛苦。我探过身子问他出了什么毛病，他说他的头像要裂开一样疼痛，他3天没有睡觉了。我不愿听到这种消息，我告诉他必须马上回伦敦作脑部透视。开始他不同意，后来同意了，用我的车把他拉回去。检查发现他患了恶性脑瘤，几个月后不幸病逝。
　　在年会上发生的辩论给议会党团的情绪火上加油。雷吉·莫德林是坚决反对内阁在众议院就制裁问题投票时采取弃权的路线的后座议员之一。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这条路线，因其他情况半斤八两，我将参加投“反对票”的行列。但最好是全体后座议员造反，这比在这微妙的时刻损失影子内阁成员要好。最终114名保守党人违反督导员的意志造了反，包括两名资历浅的发言人，他们随之离开前排座位—这是自1945年以来保守党人最大的造反行动。
　　几天以后我重组了影子内阁，弗朗西斯·皮姆代替了约翰·戴维斯，约翰·比芬回来负责小企业，委派马克·卡莱尔代替诺曼·圣约翰—斯蒂沃斯负责教育，诺曼还担任影子议会的议长。大选近在咫尺，我基本上把各个派拢在了一起。
　　年底前我把令人尴尬的工资政策争论稍加平息。在10月份伯威克和东罗森的补选中我们未能获胜，几位后座议员朋友公开抱怨特德·希思在布莱克普尔的干预性讲话。我到独立电视新闻台去讲话为他开脱，也许做得慈悲有余了。在年会过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暂时听从了以波得·桑尼克罗福特为首的一伙同事的呼喊，他们要求我采取在“正确的经济思路”中提出的工资政策。我在圣诞节前的一周在帕丁顿的讲话中表达了这一意思。
　　困难的一年就要结束了。在民意测验中我们落后于工党，从我们的表现来看好象我们愿意永远当反对党，而不是一个潜在的政府，这一失误被现政府欣然利用。在下议院，政府企图制裁福特汽车厂，因为它给职工的增资超过了5％的标准，我们成功地挫败了政府。这时，首相得以描绘出一幅图画，表明一个负责的少数派政府，怎样受到保守党的机会主义的阻挠而不能维护国家的利益。次日，有一场“信任案”投票辩论，政府以10票的多数得以生存下去一而我的发言十分不佳。
　　的确，我们在改造党和公众舆论方面按照我认为需要的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事件对我们有利，如格伦威克事件中出现的情景，特别是与工会作交易的“社会契约”的失败。由于工党工资政策破产，我们保留制定自己的工资政策的选择，这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烦恼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纲领没有明确的承诺实行变革，特别是关于工会立法的变革，我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七节　工党的报应
　　工党的时间在流失。1976年这段历史和哈罗德·威尔逊一起留给吉姆·卡拉汉一手坏牌。他像一个玩扑克的好手，运用技术、玩牌人的风度以及简单的吹嘘，尽量推迟失败的到来，以便等待时机，突然变出一张或两张王牌。然而，1978年变成了1979年，倒霉的事接踵而来。12月12日星期二，代表全国保健服务界和地方当局的工会拒绝5％的增资限制，宣布他们将在新年期间罢工。12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捣乱，雪暴、风暴、洪水相继袭来。1月3日星期三，运输工人工会号召卡车司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25％。200万工人面临辞退。医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罢工。垃圾在莱斯特广场堆积如山。在政府的顺从下，工会车间代表散发准许证，使运送“重要”物资的卡车得以通过纠察线。总之，英国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对工党政府更大的破坏则在于，它把国家管理交给了工会的地方委员会。
　　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机会吗？这可能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一项总称为“踏脚石”代号的计划。我们自1977年夏天以来就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项计划。它是由约翰。豪斯肯思想出来的，他是一个很能干的转业军人，是最早开设计算机软件公司的人之一。后来他把公司卖掉，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公共事务。我们与他见面之前，约翰曾与基思·约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触过。他与他的同事诺曼·斯特劳斯总的来说对政治决策的短期行为，特别是影子内阁的决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饰的鄙视，这种态度既新鲜又有时令人发怒。他们二人辩论说，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政策规范到一个战略中去，我们就不可能取胜。在这一战略中我们需要事先制定采取行动的次序。战略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第一次听到这一言论时，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们在福拉德街吃午饭时见面，会见结束时我说，他们吃了整整一大块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从谈话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参加会见的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挖昔说，下一次他们将带三明治来。
　　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当考虑长期问题时，我开始体会到约翰·豪斯肯思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形势的发展，他和诺曼·斯特劳斯在1977年秋天准备的以“踏脚石”为标题的文稿，后来用来作为讨论的框架，既有说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题是工会改革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舍此国家振兴纲领的其他方面将会受阻。但是，只有一个在这场辩论中取胜的保守党政府才能执行这一纲领。在下次大选中，如果只是在对工党政府1974年执政以来的表现不满意的基础上获胜，即使占有很大多数，也是不够的。因此，不仅不能像许多同事们希望的那样回避工会问题，我们应该设法开展这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并不可怕：工会正在日益成为工党的负担，而相应地成为我们的一笔政治财富。有了智慧和勇气，我们能够把一谈“对抗”就充满退缩和失败情绪的状况扭转过来。
　　1977年11月底，我在众议院会见作者，一起喝饮料、用晚餐，我对其分析热情起来并讲了许多话（与基思·约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怀特洛一起）。紧接着我们成立了“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并于1978年1月开会，建议影子内阁部长和有关人员分成小组，制定计划，通过演讲、小册子、写文章等推进这一战略。同时还有一个“政策探索”小组，由更坚强可靠的内阁成员组成，包括基思·约瑟夫、戴维·豪威尔、奈杰尔·劳森、诺曼·拉蒙特，他们与约翰·豪斯肯思和诺曼·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结合“踏脚石计划”这个总的主题提出政策建议。
　　但是在执行这一计划之前，首先面对的是持怀疑或敌视态度的同事们。1月底我召开了领袖指导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我们的争论止步不前。同事们竞相称赞“踏脚石计划”这篇文稿，但警告说应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什么——这是一种有名的回避技巧。我们应该避免“过于迟钝或引起争议”（弗兰西斯·皮姆），我们在“反对姑息和对抗，但应该还有第三条道路”（约翰·佩顿）。彼得·桑尼克罗福特，伊恩·吉尔摩，吉姆·普赖尔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约翰·戴维斯坦率他说“如果我们在工会问题上讲老实话，我们肯定在选举中失败”。
　　克里斯·帕顿曾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论文，对“踏脚石计划”表示疑问。他的基本倾向是，作为反对党应采取务实的态度，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行事，这是无疑的。但是，我支持“踏脚石计划”作者的观点，要改造英国仅仅诉诸策略是不够的。与会的多数人抓住克赖斯的论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顿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统一起来的愚蠢愿望。我不得不屈从。实际上他们想把“踏脚石计划”扼杀掉，但我不允许这么做。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又使“踏脚石计划”回到轨道上来。但即使这时克赖斯·帕顿的工作也在“平行”并进，而持反对态度的人们如吉姆·普赖尔、伊恩·吉尔摩还在掌握着几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组”。约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说服吉姆·普赖尔在工会问题上开辟新的道路，吉姆允诺发表关于“踏脚石计划”的讲话，但发表时他的态度没有新的进展。尽管政策研究小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并不好），但没有涉及工资政策这个重要问题，到1978年夏末整个“踏脚石计划”陷入停顿。它对起草竞选宣言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如果在10月份进行大选竞选，竞选宣言对工会改革将提不出什么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5％增资政策的垮台使“踏脚石计划”重新获得活力。工党年会拒绝接受政府的工资政策，基思·约瑟夫立即来见威利·怀特洛和我，对我们没有继续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场合人们曾建议更换吉姆·普赖尔，现在可以不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而继续前进，这个时机是显而易见的。在11月中我随之安排了一次“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会议。
　　在这次和此后的会议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会问题开展二场有力的运动的建议。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从来不是“踏脚石计划”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议把所有“踏脚石计划”报告收口总部烧毁。尽管如此，党内意见开始转向我的方向。没有“不满的冬天”的工业混乱，即使进行多少讨论也不足以说服内阁成员、顾问们、议员们严肃考虑工会改革问题。
　　即使这时他们也需要领导。在这方面我们自1975年以来取得的进展甚少。吉姆·普赖尔作为影子内阁就业发言人所占的位置很容易否决关于工会改革的新政策。尽管在1978年圣诞节前夕我们说服他同意把我们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对自愿进行秘密投票的工会国家提供基金…我们将提供现金用于罢工前的投票费用和工会选举费用…这实际上意义不大。　的确，对一般投票者来说，我们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难与工党的政策区别开来：1978年11月首相提出，如果工会愿意，可以就秘密投票问题立法。
　　我焦虑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眼看着危机日益增长。如同1974年的圣诞节一样，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没有兴致像通常那样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许多事要做。我阅读了各政策小组送来的关于工会的文件，我还带来了一大包新闻摘要和感兴趣的局外人送来的信息摘要。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产业关系法教科书，回过头来又阅读议会法律原文，通读了1906年以来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收到的都是更坏的消息。我回到伦敦时下定了一条决心：在工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
　　找到一个讲话的讲台是没有困难的。圣诞节前我已经同意于1月14日星期天在“周末世界”栏目接受布赖恩·沃尔登的采访；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1月7日。新年时我口到伦敦，我与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见面，继续由他们向我吹风。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很难跟上，但在此后几周内我的手头上掌握最新事实，对我将非常有利。
　　1月3日星期三，吉姆·普赖尔插进来干预政策变革。他在电台接受罗宾·戴采访时，坚决反对罢工前举行强制性投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