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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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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末世界“中我的调子截然不同。”任何权力都蕴含着责任，任何自由都蕴含着义务。多年来工会享有（过去也享有）巨大的权力……（而且）这正是需要辩论的问题…工会是怎样使用它们的权力的。 我是一名国会议员，我进入议会不是为了使他们取得一个执照，去损害、毁坏、伤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如果我看到这类事情发生，我就必须采取行动。“
尽管我注意在进行充分考虑之前我们对具体措施不给予坚定的承诺，我与布赖恩·沃尔登还是历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自然这些变革比我的同事们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赖尔宣布的内容，我们将为罢工前举行的秘密投票和工会选举筹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强制执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项法律，如罢工前不举行投票，就拒绝给予社会保障。我还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业罢工。我宣布，我们将把按照短期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纳入缴税范围，而且，在“封闭式工厂”做工因参加罢工面临失业的人有权上诉。
次日，吉姆·普赖尔在电视台对我的采访讲话作出答复。他说，我们之间在罢工者社会保障补贴方面没有达成任何一致认识，他反对强制秘密投票。谢天谢地，其他人的反应要积极得多。我离开了队伍。人们看到我要战斗了。人们对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开始涌人我的办公室。
最有意义的是， 我收到工党前副领袖乔治…布朗勋爵邀请我出席一次会议的请求。1月10日星期三他到我在众议院的办公室来谈，而且星期六又开车到斯科特尼进一步商谈。 乔治…布朗几乎比任何现任领导人都具有更多的关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包括工会和工党的领导人。 他于1976年退出工党（作为独立人士任上院议员工，他对工会的权力的敌对批评日益增多，还在报纸上发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诉我强硬左派是怎样进入英国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的工会并掌握了具有影响和权力的地位的。他说，自1906年以来的立法赋予工会的豁免权，正在被以一种新的残酷无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对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对其负责的更改。
我在“周末世界”发表采访讲话以及得到的强烈支持，与吉姆·卡拉汉从瓜德罗普首脑会议回来3天后的讲话反应，形成明显对照。他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出国本身对政治具有毁坏作用，加深了人们对政府在罢工面前处于瘫痪状态的印象。新闻界关于首脑会议的报道对他没有帮助，首相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阳光下，穿着都很随便，这幅景象与国内的事件形成危险的对比。但是最终的灾难还是他飞抵希思罗机场时留给新闻界的印象。尽管他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辞——“危机？什么危机？”——这个神话忠实地反映了他缩小事态的企图。他的从容不迫和干练的形象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吉姆·卡拉汉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这一错误。无疑这部分是由于横渡大西洋的飞行使他疲惫不堪。这使我吸取一个永远铭记在心的教训：长时间出国或长途旅行回国抵达后，不要发表公开言论。但是，他的失误还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确，我一直认为这是某种报应。吉姆·卡拉汉把他的整个政治事业建立在与主会领袖结盟的基础上。对他来说这一直是个取胜的公式，如果说对国家并非如此的活。现在再也无法安抚工会了，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其他政策。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明他为什么被危机压倒）在危机面前作出无能为力的反应。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布紧急状态的决定。我担任特德·希思政府内阁成员时曾经看到，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种选择是设法与工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限制纠察队的影响，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呢？1月15日议会将复会。我写信给首相，要求就产业形势发表一项完整的声明并进行辩论。我们已经在1月17日星期三党的政治广播里安排了节目，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
我为辩论准备的讲话也许是我在下议院露面作的最为详尽的准备了。几个月之前，我曾让别人为在不信任投票的辩论中发言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不成功，此后我下决心，重要场合的发言不再借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写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纲发言效果更好。我准备发言稿，就像是列纳税清单，估计我的财源，用色笔标出来，起草几页手写的发言提纲，在发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发言的框架。前座和后座议员同事们也来帮助我，有的提供他们选区的情况，有的从法律角度给予帮助，特别是伊恩·琅西瓦尔和利昂·布里顿。受到影响的公司发来传真，报告他们的最新消息；英国工业联合会每天送来新闻摘要；丹尼斯把每天听到的大量消息告诉我；我们大家都仔细阅读报纸。
我最初的想法是，从反对党的角度作一个猛力抨击，但基本上又是传统式的发言一敲打政府， 要求它改变道路。但1月13…14日在斯科特尼度周末期间和星期一回到伦敦后，几个人敦促我采取另外一种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写信给我，建议如果政府准备修改立法，打破工会堡垒，我在发言中可以表示支持。罗尼·米勒和克赖斯·帕顿正在准备党的政治广播发言稿，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这有儿条原因。首先，与我的具有联合思想的同事们不同，我相信反对党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持反对态度。我们与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相信我们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是想要政府接受我们表示的合作愿望呢，还是想要政府拒绝我们的表示。在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表示合作的愿望是危险的。很可能，涉及问题核心的任何东西，吉姆·卡拉汉的政府都不会或者说不能接受。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表示具有可相信的诚意，我们关于改革措施的目标要求需要定得很低。而且，如果政府真地接受了我们的表示，我们就得至少是暂时地丢掉把它赶出政府的机会。还有，修改工会法本身不足以解决英国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战略，而社会主义者是不可能同意这种战略的。
1月15日星期一晚上，我召开了指导委员会会议。我的大多数资深的同事们赞成有条件地表示合作，这时我自己也接近这一想法。重要的是要进行改革，如果政府准备采取改革措施，我们怎么能够反对呢？表示提供帮助可以提高我们的道德权威。同大多数赞成这一想法的人一样，我相信我们的表态要适度，既充分有理，又使政府不大可能接受。这在细节上是很难判断的：工党可能被说服同意去谈判在重要行业不准罢工的协议，同意由纳税人为工会秘密投票出钱，甚至可能同意制定废除同情性纠察线行动的准则，尽管能否同意最后一点是有疑问的。同样，我知道，如果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表示，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遵守我们的承诺。同意就一些有选择的措施表示与政府合作的愿望，将来一旦保守党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吉姆·普赖尔及其支持者就很难拒绝支持。
会议结果是指导委员会同意了以下意见：如果政府在纠察线（保障重要物资流通）、制定废除同情性纠察行动的立法、鼓励通过秘密投票进行工会选举，如果政府致力于就重要产业不准罢工进行谈判，政府就可以相信保守党会给予支持。世事的演变是强有力的支持者。
次日，由我提出辩论。我首先描述了危机的状况：货物陆路运输受到广泛阻碍，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没有直接卷入纠纷的公司采取同情性纠察行动的结果。英国铁路公司发表一个简单声明：“今天没有火车。”英国工业联合会报道说许多公司已被窒息，因为缺少原料或者无法运送产品。港口也是混乱的，给出口商造成困难。已有至少12万人被辞退，周未有可能达到100万。特别是食品工业混乱不堪，基本原料如食油、酵母、盐、糖等日益短缺。而且还有去年一个冬天的罢工、卡车司机罢工、面包工罢工、养老院和医院的职工罢工、新闻广播界罢工、飞机场和汽车厂罢工、掘墓工人罢工。
我在发言中不遗余力地发起进攻。我阐述了乔治·布朗向我提出的观点，工会愈来愈被左翼分子控制。我提醒大温和派谢利·威廉斯，她参加了格伦威克的纠察线。我作了指导委员会赞同的有条件的支持政府的表态，我还提出了一个进行合作的条件，即政府对“封闭式工厂”采取行动；我对这个问题感受非常之深。必须包括在内。
首相接着发言，他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开始：
我祝贺这位尊贵的女士在议会作了最为有效的表现，她的辩论方式极为良好，其风度值得这位尊贵的女士自豪。“
开始是好的。但是，首相在发言中能够提供的只是对工会的更多让步——超过5％的增资幅度不受惩罚，加强物价控制，延伸“工资比照级差”原则，这样公营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可望增加收入。所有这些表示的用意是吸引工会签订一项新的工资政策。但是他没有谈及工会的过大权力问题，除了极左派外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主要问题。
对于我的表态首相没有直接答复。他的立脚点肯定锗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在次日晚我们党的政治广播节目中重申我的表态呢，还是仅就政府的瘫痪无能发起进攻，表示一个保守党政府将会改革工会立法。
我仍然不感到轻松，第二天我又强化了我的发言稿。毕竟，我们已经作了表态，我们的姿态愈高，对我的情不自愿的同事们就愈有束缚力，我们得到的公众支持就愈多。因此我们向前走去，着手在众议院我的房间里摄制我的讲话录像。
时到如今。整个政治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布赖恩·沃尔登采访我之前，我们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工党几个百分点，我们现在领先20点了。人们可以察觉到，我们愿意与工会好斗分子较量一番。要与工会好斗分子较量，这在以前对我们是个负担，现在成了优势。在影子内阁内，吉姆·普赖尔、伊恩·吉尔摩等人对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和我的想法的反对也有效地被压了下去，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无奇怪地意识到，无论是讲话时还是平时的感觉，我都本能地感到与全国大多数人和谐一致。这样的时刻是不能忘记的，因为这样的时刻是少有的。必须抓住这一时刻来改变历史。
第八节 政府的垮台
但是，班库的鬼魂现在又回来骚扰工党政府了。工党主张向地方放权，这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取得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以便掌权。现在，当吉姆·卡拉汉处在谷底时，它们回来缠绕他，戏弄他。1977年初，苏格兰和威尔士法案未获通过，此后工党政府又分别提出旨在放权的苏格兰法案和威尔士法案，其中规定在实施之前需耍分别在以上两地举行民意测验。由于工党后座议员有不同意见，结果通过了数条修正案，包括一条重要的要求，在每地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至少有40％的投票人表示支持，有关立法才能实施。我虽然没有公开鼓动人们在民意测验中投“否定”票，但我希望出现这种结果。1979年3月1日在苏格兰投票，仅就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而言，勉强达到了多数，但离有资格参加投票的人数的40％相去甚远。在威尔士参加投票的人以很大的多数表示反对。放权一事暂时呜呼哀哉：我没有为它哭泣。
从这时起，看来政府很难继续执政了，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在什么情况下举行大选却是难以预料。首相拼命拖延关于放权的讨论，而不是直接去废除放权法。但他的潜在盟友却在准备离他而去。苏格兰党再没有理由使工党执政，它想早日举行不信任投票。自由党希望早日举行大选，尽管它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虚弱。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它的前领导人杰里米·索普即将受审的尴尬处境。他被控告犯了蓄意谋杀罪，后来宣布他无罪。人们承认，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分子也许能被说服，他们比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特性。
这就是说，北爱尔兰的议员——包括10名北爱尔兰统一党议员，一名社会民主自由党议员，一名独立共和人士议员——看来将起决定性作用。格里·菲特是一个社会民主自由党人，已与政府疏远，因为政府企图用给北爱尔兰更多席位的办法讨好北爱尔兰统一党。弗兰克·马圭尔是一个独立共和人士，他的态度完全不可预测。北爱尔兰统一党的多数人曾准备在增加北爱尔兰席位的立法在议会通过之前，仍支持现政府执政：但这一点在3月15日已经做到。现在公众中很多人在谈论，北爱尔兰统一党无论支持两大政党中的哪一个党执政，其代价都是要求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把大陆与北爱尔兰连接起来，并要求加强北爱尔兰地方政府的权力。艾雷·尼夫代表我方负责与北爱尔兰统二党讨论；他已经与北爱尔兰统一党建立了个人联系。
我们很多后座议员患要早日举行不信任投票，但最初影子内阁没有开火。原因之一是我们需要反对放权的工党议员支持我们，以确有把握地在议会通过废除放权法的命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太信任政府。而且，与以前的场合不同，那时只是有可能通过在下院投票使政府下台，现在，除非我们确有把握获胜，否则我们非常不愿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在困难时期，如果政府获胜，它就得到加强。3月21日当我们在影子内阁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决定，除非苏格兰民族党、自由党，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就不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作走向执政的交易，是没有问题的。
3月22日星期四，首相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使放权问题拖而不决并把苏格兰民族主义党争取过去。他在议会发表声明，提出放权问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当天晚上他又作了首相广播讲话。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取胜机会，当苏格兰民族主义党和自由党看来将要表示支持我们的不信任动议时，尽管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还没有这种表示，我同意提出这一动议、结果在下午7点前我们提出了不信任动议案。保守党的督导们现在全力以赴，说服少数党注意使他们的处于犹豫状态的议员到时投我方的票。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保证保守党议员全体出席投票。幸运的是，没有人害重病，“尽管其中一位议员的车子在公路上翻了车，另一位议员的夫人前一天去世，但仍坚持前来投我们的票。
令人可笑的是，那天晚上最为难办的是威斯敏斯特的饮食业职工罢工。即使督导员的要命威胁，也无法阻挡保守党议员溜出去到他们的俱乐部或萨伏依旅馆吃点东西。威利·怀特洛和我在督导员的办公室与汉弗莱·阿特金斯以及他的同事们，一起吃了斯潘塞·勒·马钱特和托尼·贝里从福特纳姆店买来的两大盒食品。但我的胃口调动不起来。辩论的开场发言已经过去，我感到就讲演技术来说，谁都没有取胜，这与我的预料差不多。坐在我们临时搭起的晚饭桌旁，威利、汉弗莱和我知道，结果将是非常接近，很难断定成败，而这次投票结果又是利系千钧。也许他们真地是那么想的，也许他们不想使我精神高昂，以免因微弱少数而失败时遭受打击。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政府这次还能蒙混过关。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听取结束发言。迈克尔·富特代表政府一方的发言，可谓众议院有才华的讲演家的杰出发言之一。但是，要说服捉摸不定的议员，仅仅靠言词是不够的；结局全看议员们的决断了。
我们在一片叫喊和混乱中开始走出会议厅进入走廊。投完票后，我回到我的位子，坐在威利、弗朗西斯和汉弗莱旁。等待着得知我们的命运。汉弗莱想设法使我早一点得知投票结果。他让高级督导员之一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迅速走过我们的走廊，站在走廊的另一端出口。由于某种原因，保守党议员总是比工党议员更快地通过走廊，即使他们不是处于少数时也是如此。我们刚刚走过走廊，约翰·斯特拉德林就会得到我们的得票数信息，而他同时还在听着另一条（政府）走廊的数票数。他们一结束数票，他就会知道我们是获胜了还是失败了。如果我们没有获胜，他就回来，站在议长的座椅的旁边。如果我们获胜了，他将竖起一个手指，这样汉弗莱就可把这一消息告诉我。这个秘密通讯方式只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我只看见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回来，然后汉弗莱探过身子用舞台式的耳语告诉我：“我们胜了！”
宣布的数字证明了这个消息。“赞成票311，反对票310。”这样，我最终获得了机会，我唯一的机会，我一定用两只手抓住这一机会。
第九节 艾雷
两天以后，我正在我的选区参加一项活动——为了使残疾人能买到较便宜的车，一个买车组织正在为此募集基金。我将在会上讲话。但此时我的心至少有一半仍在考虑当天晚上党的竞选广播讲话。这时德利克豪走过来对我说：“我想应该告诉你，一颗炸弹在议会附近爆炸了，人们认为是在车库。至少有一人伤势严重，但不知是谁。”
在我们驱车去波特兰—波雷斯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室的路上，有100种可能性闪过我的心头，尽管都没想到是谁。到了录制室后，我还没有化妆，一个制片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告诉我受害人是谁。他是艾雷·尼夫。他的伤势很重。从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出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在他的车下安了一颗炸弹。当他在下议院停车场开动汽车时炸弹爆炸了。看来他很难幸存，实际上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可能已经去世。听到此事后，我无论怎样也无法作广播讲话了。我给首相打电话，作了解释。我惊呆了。此后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从内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许多危险于不顾，他竟然死在一个比普通杀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
第十二章 抓住机遇出任首相
第一节 明确主题
前面已经讲到，我对1978年起草的竞选宣言第一稿很不满意：它篇幅太长，内容分散，满纸大笔花钱的承诺。8月份的修改稿比第一稿有所改进，但内容仍不够充实。责任当然不在执笔起草宣言的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其他几个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特别是在工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而未能制订出明确的、思路清晰的政策。
前面我还讲到，我如何在1979年1月决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1978年夏起到1979年3月宣布解散议会，这段时间内的大量事件，尤其是冬季大罢工，使我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政策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影子内阁中的多数人跟在国内舆论后面（不是在它前面进行引导），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具备条件，能够而且应该去剪掉工会好斗分子的翅膀了。同样——虽然我在摒弃我在政治上继承下来的这一不受欢迎的政策方面不大成动——工党工资政策的失败，使我们更有理由要求完全抛弃控制物价和收入的做法（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法定的）。总之，我非常肯定，这年冬季英国发生了巨变，我们的竞选宣言必须跟上这一形势。
在安格斯和克里斯着手起草以前，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
根据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和我们坚强有力的工会政策，我认为必须对［19——78年秋季起草的］这一稿进行一次根本性修改。但有限目标优先（如为了鼓励创造财富而减税等）这个总的方针保持不变。
将1978年8月的宣言草稿与1979年4月发表的定稿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修改的程度和内容，这是综合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我的顾问们和我本人的意见后写成的。当然，关于工会那一段是关键。在1978年，我准备接受吉姆·普赖尔提出的几乎每一条建议，包括允诺我们将“对劳资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全面改变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相反，我们只是“谋求开创一个保持连续性和进行建设性改革的时代”，1979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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