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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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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星期日是关键的一天。民意测验满天飞。我不去理睬它们。上午我做了头发，午餐后坐车到温布莱会议中心出席保守党工会会员群众大会，哈维·托马斯吸取他参加比利·格雷姆的福音会群众集会的经验，想尽办法把大会搞得异常热烈。一群演员和喜剧演员使集会开得生动活泼。哈维不顾过于严肃的党内官员关于维护“下届首相”尊严的指示，当我进入会场时奏起了《哈罗，玛吉》的乐曲，大家一齐高声唱了起来，这时尊严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热烈的场面——虽然与哈维以后一些年的异想天开的做法相比，这一次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
讲话本身简短而且尖锐，听众的反应异常热烈。接着我前往萨契—萨契广告公司录制最后一次大选电视广播。从下午4点开始，戈登、罗尼、蒂姆和我对讲稿反复进行修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拍摄同一个镜头，每次我们中间总有人觉得还不够好。最后，早已过了午夜，我们终于感到满意。
星期一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是参加格拉纳达电视台的“格拉纳达500”节目，由来自博尔顿东区的观众向三党领导人提出问题，博尔顿东区产生的议席被认为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许多年来，博尔顿东区的席位一直由组成下届政府的政党获得，但在1979年，选民们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也许是由于全国的注目而使这里的选民们头晕目眩）。我喜欢这样的场合，这比一对一的采访轻松得多。想到这些人是真正关心英国前途的“真正”的选民，使我神经放松，从“掌声测量计”来看，我在这次竞争中获胜。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又一次全国民意测验表明，工党领先0。7个百分点。这一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对这次民意测验作何反应。我不予回答，只是说：我希望这情况将推动保守党支持者到那天都出来投票。这样回答不仅为我在困难时刻解了围，我猜想也是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真的对我们取胜形成威胁，那就是自满，而那时已无自满可言。我接着到西北区进行竞选，当然，最后是在博尔顿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喜剧演员肯·多德出现在讲台上，手拿一根蓝色羽毛掸帚欢迎我。在肯·多德传达诺蒂·阿什的信息之后——他使博尔顿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保守党选区——任何讲话都会显得过于严肃了。但是在竞选运动的这一阶段，只有一个真正的信息，那就是希望把工党赶出政府的人决不要浪费他们的选票，把它投给小党派，而必须投给保守党。
而且，必须不断重复这个信息，直至投票选举那天。我在星期三（5月2日）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我到伦敦各选区又到处讲这个信息，最后来到芬奇利的伍德豪斯中学。一群女权主义者在那里高喊抗议口号：“我们要妇女权利，不要右派妇女”，我不得不从她们中间挤出一条路来。我驱车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时，感到自己真的累极了。我已找到机会，并牢牢抓住不放。说来奇怪，当我意识到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我已无法控制时，我感到高兴。多少个夜晚以来，丹尼斯和我第一次足足睡了6个小时的觉。
第二天是选举日，早晨一觉醒来，听到收音机里报道，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2到8个百分点不等。9点钟，丹尼斯和我到切尔西投票站投票，然后驱车到芬奇利。我像惯常那样，到委员会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后面跟随着一群摄影记者。我们回到福拉德大街，简单吃了一点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这天晚上要长时间熬夜。午夜过后不久，我来到巴尼特市政厅内的芬奇利选区计票中心。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僻静的房间内，屋里有一台电视，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在这里我可以迅速听到大选结果。罗杰·博登和我在一起，边看电视报道，边向我补充介绍早些时候总部从电话里传来的信息。我带着一台计数器，上面有基思·布里托为我准备的详细情况。最初的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已获胜，但其中也有令人沮丧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关于我们能取得多少个席位的预测数字开始逐步上升。当地市政会议员、我的选区主席和夫人、我的选举干事和其他一些人进进出出，脸上都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高兴。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过早露出兴奋心情：是为了谨慎小心，或者是出于迷信，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会比较容易对付坏消息。然而，到最后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就在我走出房间，听到我自己选区的计票结果时，谁都清楚，我们将组织下届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况现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计票中心支持者的热烈欢迎，访问总部，与家人短暂相聚的温暖和慰藉。关于当天下午前往白金汉官接受女王组织政府的授权，以及随后到唐宁街就职的情况，我已在其他地方记述。
如此规模的胜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这不仅表明我们赢得了一场选举，也表明我们得到了进行改革的新的授权。正如选举学家和评论家们在仔细研究选举结果后所说的，保守党的胜利模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议会赢得了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多43个席位的多数。这届大选工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比上届大选下降5。6％，全部转向保守党，同时，保守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超出工党7个百分点，这两个数字无论对哪个党来说，都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变化。
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转向保守党人数最多的阶层是熟练工人，其中1／3显然是在竞选过程中转变过来的。这些人恰好就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脱离毕生忠于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他们面临一个特别尖锐的基本矛盾，也是整个英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究竟同意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愈来愈大的角色，还是决心改道易辙，转变方向。特别是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即究竟是依赖国家提供的舒舒服服有保障的生活，还是为了为自己和家人赢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出牺牲。现在他们已决定冒一次风险（这确实是一次风险），给我提出的建议投上一票——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给现在体现在我身上的东西投一票。我将永远对他们严守信义。
第六节 重新开始
1990年11月28日，距我第一天踏进此地担任首相11年6个月又24天之后，我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10号，一片矛盾和混乱的思绪使我感到内心痛苦。我在世人瞩目的公务世界里生活了如此之久，现在却要离开这里走向……何处？然而，尽管我也许已跃入——或者可以说被推进——黑暗，我并不是毫无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体健康，我还发现，我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道义和实际帮助。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把他大学院街上离威斯敏斯特宫很近的房子借给我暂作办公之用。当丹尼斯、马克和我到达那里时，我发现一个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时的政治秘书约翰·惠廷戴尔，以及其他几张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的面孔正等在那里迎接我们。至于我们自己那套在多尔维克的房子，当时丹尼斯和我把它买下来，一半是为了投资，一半是供紧急需要时用（虽然我们很少预见到有此用途），现在我们已不想再留着它。它离威斯敏斯特太远，而且，尽管发生了目前的情况，我们两个都设想，不管我以后干什么，反正不会选择“退休”。我希望挣钱谋生，大概也有此需要。无论如何，不工作是会使我发疯的。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找到合适的住处；先是从亨利·福特太太处借了一套在伊顿广场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来做当然不成问题。我需要向无数对我表示同情的人写信致谢，他们的慰问使我深为感动。有些给我写信的人本人正处于绝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绪低落而已。
很幸运当前有一些个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个月就是圣诞节。离开唐宁街意味着必须取消原订在契克斯别墅庆祝圣诞的计划，同时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圣诞晚会预订饭店房间（我自己的房子已被从唐宁街和契克斯别墅搬出来的包装箱堆满，那是11年半积累起来的东西），需要重新邀请现在已不能去契克斯过节的宾客，定做一套新的离任后的圣诞卡，还要为所有这些付款。
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手上的时间仍多得难以打发。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我知道怎样通过忘掉过去、开展新的事业，为个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灵丹妙药。现在我必须调整工作速度。可是一开始这可并不容易。
我生来就不善于反思或回顾，我总觉得朝前看更可取，处理当前实际问题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范围内）越难越好。现在有了比我当反对党领袖或首相时享有的（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更多回首过去的机会。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内心的需要（虽然令人痛苦），来彻底思索7下我这辈子究竟干了些什么，获得的机会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
起初，我的非自愿“撤退”被一些阴郁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从报纸上读到有关“撒切尔时代”的讣告式评价文章。有些报纸刊登了一些有关我担任首相期间工作情况的文章，据我回忆，他们记叙的内容很不准确，这当然毫不奇怪。我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须写回忆录用我自己的叙述来加以纠正——毕竟我多次公开开过玩笑说要写回忆录，而且也不乏这方面的兴趣。再说，工作成绩是不会“为自己说话”的，虽然政治家们可能非常希望它们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不把写口忆录看成是自我辩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间的问题。倒不如说——而且愈来愈觉得——我要通过回忆录来鼓励那些与我思想和感觉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远以后的政治领导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被政治流放到孤岛上的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惊喜地发现，我这个小小的孤岛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不再是个荒芜人烟的地方。我周围不仅有关心我的朋友，还有一些与我志趣相投的学者、记者和年轻一代政治家，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响未来的人。我渐渐认识到，离开唐宁街，也就——尽管是多么不愉快和不情愿——摆脱了高级职务带来的某种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来，我不得不与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处或共事，他们之中除少数明显的例外，多数人与我意见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观点。他们尽心尽责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有的还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经常不得不像政府行为的孤独反对者那样行事，而这个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领导的。这种情况使无法避免的权力上的孤独进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绘成一个局外人，只是由于某些环境因素的奇怪结合，才跨进了局内人的圈子，而且在那里呆了11年半。对我的这种描绘不能说不准确。
现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我所记得的“局外”。我发现，与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时那些困难日子（这些我已在本书前面几章讲到）截然不同，现在我周围那些有见解、有作为、最能干的保守党人几乎都是与我思想一致的。过去那场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扩大所有制，恢复自力更生，建设摆脱贫困的梯子，加强国防，建立大西洋联盟，重振国家的士气和地位——是经过艰苦努力在政府里面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无法看清在政府外面进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间或——如一年一度访问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但并未掌握全貌。因此，由于我今天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担心，我相应地把较大希望寄托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进行思想斗争的人身上。何况，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实可行的一面。因为我一向善于做鼓舞人心的演讲；而且每当我对某个深奥题目发表讲演或撰写文章或介绍情况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一批热情而又具有专长的志愿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样，我多次到国外讲演，也有类似的体验。起初，我是作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时间会见我在职时认识的人。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首脑人物常常迅速更换。原先接触过的领导人日益减少。如果他们接待我不是因为我担任过什么职务，甚至也不是因为别人认为我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在一般意义上所“代表”的东西，那我才真正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奋。我想，我在美国大概可以期待得到这样的接待，因为美国是现代激进保守思想的中心，几乎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当我同中欧和东欧新解放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交谈时，当我同和我一样担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西欧人交谈时，当我同正统资本主义得到运转、经济正在腾飞的亚洲与太平洋国家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商谈时，当我同那些正在使拉丁美洲国家从第三世界的失败教训迅速向第一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前景转变的领导人交谈时，也有同样愉快的感受。我正在主持同时又参与一种巡回式的专题讨论会。他们非常愿意听我的见解，我自己也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我也看到挫折的一面。美欧联系不断削弱，“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前共产党人又悄悄口来掌权，还有已尔干战乱中发生的恐怖行为——西方对此态度软弱，无异于容许甚至鼓励他们如此胡作非为，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塞尔维亚人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叙述那里的惨状。但是，从国外东道主对我的接待方式中（同样从我在国内安然摆脱困境的情景中），我感到我多年来大力宣传并力图实施的基本内容仍和过去一样具有意义和说服力。并不是世界背弃了我的那种保守主义，而是有些国家的保守主义者对自己和他们的信念暂时丧失了信心。到国外访问是很累人的，但是我已拿定主意，只要我还有精力——到目前为止，我的精力似乎还很旺盛——我将努力去影响各国人民的思想，如果已不能影响各国政府的行动。而且我希望，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已无力去完成时）我的基金会将代我去完成这项使命。
如今西方似乎正在虚张声势、愤世嫉俗与恐惧害怕之间犹豫动摇。国内问题很多。在大部分西方国家中，用于社会津贴计划的政府开支正在导致增加赤字和提高税收。国外问题也不少。西方的防御体系正在崩溃，使用它们的决心不断减弱。对欧洲和英国在该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处于严重混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已冷却到接近冰点。对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民主派，西方没有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支持；他们的地位正被许多态度暖昧的可疑分子取代。对于俄国人，我们先是无所作为，继而态度软弱，我们正在鼓励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像过去的苏联一样行事，只会得到西方的尊重和关注。在前南斯拉夫，我们让侵略得逞。混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滋长，因为它摧毁了一个帝国，却还没有确定该扮演什么新的角色。但并不是什么都糟。现在世界比冷战时期更自由，虽然还不能说更安全。但是政治上的成就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明确的目标。
当然，我可以这么说。难道我不可以吗？也许不可以。但是过去常常在政府中批评我的人现在也在这么说。在下面有关欧洲、更广的国际环境、社会政策和经济的几章中，我提出一些如何纠正这些方面问题的想法。但现在是其他人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第十三章 民族国家 欧洲联邦
第一节 狭隘的国际主义
新闻媒体一旦把某一政治家在公众眼里描绘成了某一形象，他几乎不可能摆脱这一形象。在他生涯的每一重要时期，这一形象便会出现在他本人与公众之间）人们似乎看到和听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被编造出来的那一人物。
我在公众中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不坏的。 我是“铁娘子” 、“好斗的玛吉”和“阿提拉母鸡”，等等。由于这些称呼，一般给予对手的印象是我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女人，我乐于被人们描绘成这样，虽然没有人会真正这样一个心眼地强硬，但在一个方面，我受到了损害：每当人们谈起欧洲问题时，通常把我描绘成一个狭隘的、怀旧的民族主义者，当欧洲理性的现代光芒照向不列颠古老政权的封建饰物时，我好像不忍眼看这些饰物像哈维沙姆小姐的结婚蛋糕那样落入尘埃。我“处境孤立”，“在向后看”，“扎根于过去”，“抓住帝国的残骸不放”，“迷恋于过时的主权观”。的确，把我对欧洲的所有论述都看成是那样。
事实上，我对欧洲联邦主义的怀疑有三个基本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联盟对有成效的国际主义是一个障碍。（另外两个原因是英国已表明，已经建立起来的、“令人满意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合作的最好的基石，并且，像我在本章其他地方所辩解的那样，民主在联邦制的超国家中不能发挥作用，在那里，各种不同的语言使得民主辩论和民主负责制仅仅成为了口号。）实际上，欧洲的联邦主义者是“狭隘的国际主义者”，是“心胸狭窄的欧洲人”，他们一贯将共同体的利益置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欧盟几乎要破坏关贸总协定，它已经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一系列的贸易纠纷；它对中欧和东欧新建的出口工业保持了高得出奇的贸易壁垒，从而拖长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它以不成熟的、莫明其妙的军事计划打算建立一个“欧洲支柱”或“欧洲防御一体化”，威胁要分裂北约组织。这些起破坏作用的大多数首创行动自己都不能言之成理。他们仅仅是为了要更加接近那一天——届时“欧洲”将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旗帜、国歌、军队、议会、政府、货币，人们设想，最后还会有一个统一的人民。
不止我一个人在告诫说，这样做会促使美国和日本也建立类似的保护主义帝国来保护它们自己。到那时，世界可能会逐渐走向奥威尔所描述的大洋洲、欧亚大陆和东亚这三个未来日益敌对的世界商业帝国。在这一进程中，战后对我们起了很好作用的国际组织，如北约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将会受到削弱，被搁置一旁，最终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前景依然存在，应该使我们感到担心。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展望21世纪末，前景很可能更加令人忧虑（因为更加不稳定）。考虑到世界上一些中等国家和大国，如印度、中国、巴西、可能还有俄国，现在正平稳地站在自由市场革命的边缘，再加上当今的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或者对这一方案稍作修改，成为法—德“快车道”集团），我们到2095年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拥有半打以上的“大国”，它们都有自己的庇护者，如果彼此孤立，它们的地位都是脆弱的；如果他们组成了对路的联盟，就能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而且不管愿不愿意，它们都会采取长期的外交策略以保证它们的相互地位能够得到改善而不是恶化。换言之，对于2095年看上去可能像1914年，只是舞台多少要更大一些。
不论你所喜爱的梦魔是奥威尔的三方分享战利品，还是1914年梦幻的重现，避免这些事件的要诀是同样的，如果大西洋联盟实质上仍然是由美国统治，周围有一些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一般都听从它领导的盟友，上述两种情况就不一定会发生。人口、资源、技术和资金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如果美国在联合起来的西方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伙伴，那么，西方就能在整个世界继续成为一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由于作为最后一招，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才能真正提供集体安全，因此，世界上的其他力量（不包括“胡作非为的国家”和恐怖主义集团）一般都会支持，或至少会默认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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