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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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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抑制因素。这不应该包括英镑回到即使是经过改革的汇率机制，因为市场很清楚地知道你能够再一次离开你曾经离开过的机制。它也不应该承担给予英格兰银行新的自主权。最终是政治家必须对经济政策负责。但是他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就不会重复这些错误。
80年代第二个优先考虑的事项是控制英国的财政。在1975／1976年度，公营部门借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9。2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措施的影响下，工党政府对它进行了控制，但在1979年大选时又上升了，当时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超过了5％。1981年的预算牢牢控制了公营部门的借款，在我担任首相时，对此从未放松过。在1987／88年度与1990／91年度之间，我们还偿还了270亿英镑的债款，将国民收入中政府债务的比例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公共开支费用，虽然由于1980／81年度的严重经济衰退使更多的人失业，使政府的岁入减少，从而增加了公共开支费用，但我们仍扭转了以前的长期趋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共开支的比重在1982／83年度与1988／89年度之间持续下降，在1988／89年度低达3——9。25％。在1989／90年度与1990／91年度期间，这一比例回升了1％，达到了40。25％。这部分原因是地方当局大量超支（它们知道可以将此归咎于社区税），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推动1990年实行的国民保健制度改革，还有部分原因是经济正走向衰退。可是在这整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公共开支费用比重从1979年的42。6％下降到了1990年的40。25％。
由于这些年对公共开支加紧控制，才有可能减少税收。杰弗里·豪的1979年预算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降到了30％，改变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83％降到了60％，投资收入也从98％减少到了75％。奈杰尔·劳森的1984年预算对公司税作了基本改动，实行了资本减免和减少了公司税率，以鼓励更加有效地利用企业投资。奈杰尔的1988年预算完成了削减所得税的计划，使较高的税率降到了40％（无论是储蓄收入还是工薪收入），将基本税率降到了25％。
80年代的目标是实现健全的财政和低的边际税率，后来这些目标实现了。我离职不久，政府作出的决定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提高了儿童福利，增加了国民保健制度、交通和地方当局的支出。再加上当时在汇率机制中英镑溢值促进了经济衰退，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还带来了一系列大的预算赤字——在19——93／94年度为450亿英镑，达到了高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上——税收的增加部分也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显然，越早扭转这两方面的情况越好。这就要求更加严格地控制公共开支费用，明智而审慎地使用首相的词汇中最有用的单音节词，“不”。
80年代取得的某些进展已经让位给主张增加开支的院外活动集团，但是那10年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缩小。由于我们在80年代有效地控制了财政支出，特别是将基本退休金和其他长期性福利与物价而不是与收入挂钩，以及按比例缩减与国家收入有关的养老金计划，英国的情况已经比没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其他欧洲国家好，如表所示（见下表）：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将得到的潜在好处会变得更大。一般说来，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趋势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数较少的劳动力养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长的上了年纪的人。这就得大量增加税收。蒂姆·康登教授认为，由于这些趋势，“90年代后期，联合王国的税收负担可能比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少15％至20％。较低的税收，再加上企业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气氛，这将增强英国作为外界向欧洲投资的主要场所这一地位。
目前和计划中的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支出
1993 1994 1995 1996
德 国 49。4％ 48。9％ 48。6％ 47。2％
法 国 54。8％ 55。3％ 54。3％ 53。4％
意大利 56。2％ 56。o％ 55。1％ 54。o％
丹 麦 63。1％ 62。8％ 61。9％ 60。9％
瑞 典 71。8％ 67。4％ 67。3％ 66。6％
美 国 34。5％ 33。6％ 33。6％ 33。7％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展望》，1994年12月
附表1994—96年的数字是预测数字。
80年代我们经济战略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促进私营企业和私有制。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我想打破国家现状的平衡；在这方面，私有化能起关键性的作用，1979年，只有航空与航天工业和造船工业作出了非国有化的明确保证，此外出售了国家货运公司的股票。但是我们的胆子变大了，我们边干边学。一个个国有企业的财政情况好转了，在经济气候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已作好了私有化的准备。到1983年大选时，准备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名单已经增加，它包括英国电讯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罗尔斯·罗埃斯汽车公司、部分英国钢铁厂、英国的莱兰汽车公司和飞机场。继英国电讯公司之后，对具有不同结构和不同管理体制的煤气、水、电等其他公用事业也实行了私有化。在我离职时，工业中的国有部分已减少了60％。主要是伴随着私有化而推行的更加广泛的股权制计划，使大约1／4的人拥有了股份。我试图重建一个自由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鼓励建立一个拥有资本的社会。我感到在实现这两个日标方面我已经走得很远，甚至比我期望的走得还要远。
最后，还有一个广泛的结构改革计划——自然，削减边际税率和私有化也是它的一部分——以使市场运转得更加有效，即所谓的“供应经济学政策的革命”。从1980年起，我们实行了“逐步”的工会改革计划，其中，减少了工会豁免权的1982年《就业法》是至关重要的，1984—1985年矿工罢工的结局有效地巩固了新秩序，即就业要依靠满意的顾客而不是使用集体力量去勒索补贴。劳资关系有了相应的改善。在我最后担任首相的1990年，产业停工数是1935年以来最低的。诺曼·福勒1988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对工会改革作了补充，通过减少所谓的“贫困圈套”使工作更有意义。工资委员会过去的工作是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类标准导致了人们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后来对这种委员会进行了改革，不再为21岁以下的青年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后来又取消了这类委员会。当我开始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主张制定收入政策的人与主张“自由集体谈判”人们之间进行的大辩论。在我任期结束时，已经取消了收入政策及其所有累赘的曲解。而且工资谈判也远不是“集体的”。加入工会的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从50％下降到35％，这是劳力市场更加灵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标示）。
但是，我们所进行的旨在使市场运转得更好的改革当然没有局限于劳力市场，它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以及对物价、收入和股利的管制。在财务服务方面，我们促进了更大的竞争。我们减少了对私人出租房屋的控制以鼓励人们提供更多的住房，给公营部门的房客很大的折扣购买住房。在教育、国民保健制度和地方政府方面也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促进公营部门的竞争，以提高货币的价值和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月标：降低通货膨胀，控制财政和随之而来的削减税收、私有化和实行供应经济学政策的改革。此外，每一项目标都有其自身价值，同样有助于减少国家的作用，使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我在80年代所执行的经济计划基本上改善了英国的经济？有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证据仍在增加一一表明情况的确如此。
生产率是关键。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国家是那些劳动力和资本创造了经济价值的国家。生产率不高的国家虽然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的汇率进行一些管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不会享有高的生活水平。英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与美国之间生产率方面出现了大的差距。在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也很快地赶上和超过了我们。在70年代，我们在主要工业国中的表现是最差的，而且差得很远。
但是80年代出现了重大转变。美国劳工局关于制造业中每小时产量的数字表明，自1979年以来，英国生产率的增长比其他任何主要的工业国都快，特别是1985年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生产率增长的远景已经在改善，我们不仅仅是只看见了一次性的、“你追我赶的”效果。虽然生产率的增长在制造业特别明显，在服务业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在英国整个非石油经济中，每个工人的产量在1979—1989年期间每年增长了1。7％（这超过了经济周期），而在1973—1979年期间每年只有0。6％。
一系列其他的证据也表明80年代的政策在英国经济中导致了结构改革。只要这些改革不被错误的政策所彻底改变，到2000年将使我们的情况处于良好状态。衡量经济成功的一个方法——当然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方法——是它能否兴建新的企业和增加新的工作。虽然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减少就业，但生产率的增长对于使企业能够参与竞争从而可以提供稳定的、高工资的就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毫不足奇，80年代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50万。意义深长的是，即使在19——92年底长期失业达到了高峰，但它比上一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数字还要少25万人以上。
在英国，由于我们长期致力于放松管制，因此与邻国相比，我们受在欧洲流行的管制病、高税收和总体主义——它抑制了可能出现的工作机会——的不利影响也要少一些。可是，如果未来的政府要支持马斯特里赫特《社会宪章》，更不用说再回头实行最低工资条例，那将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当我们需要的是美国式的灵活时，这些条例却迫使我们接受欧洲的硬化症。
国际生产率的增长
1979—1993年制造业中每小时产量
（1979年＝100）
1979 1985 1989 1993
英 国 100。0 127。1 151。1 174。8
美 国 100。0 112。4 126。3 141。7
德 国 100。0 112。9 119。7 130。6
日 本 100。0 126。1 152。3 168。5
意大利 100。0 134。3 147。1 175。9
法 国 100。0 120。1 139。5 146。8
荷 耸 100。0 127。8 138。3 144。0
丹 麦 100。0 113。0 113。7 122。6
挪 威 100。0 118。7 128。9 138。4
瑞 典 100。0 119。4 129。5 156。0
加拿大 100。0 115。4 115。6 126。9
1973—1993年生产率的增长
1973—791979—851985—891989—93
英 国 6。3％ 27。1％ 8。9％ 15。7％
美 国 无 12。4％ 12。4％ 12。2％
德 国 28。1％ 12。9％ 6。0％ 9。1％
日 本 39。3％ 26。1％ 20。7％ 10。7％
意大利 39。7％ 34。3％ 9。6％ 19。6％
法 国 28。9％ 20。1％ 16。2％ 5。3％
荷 兰 38。1％ 27。8％ 8。3％ 4。1％
丹 麦 27。8％ 13。0％ 0。6％ 7。9％
挪 威 13。1％ 18。7％ 8。5％ 7。4％
瑞 典 16。9％ 19。4％ 8。5％ 20。4％
加拿大 12。9％ 15。4％ 0。2％ 9。8％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局的统计数字，1994年8月。
通货膨胀、工业效能和提供就业机会是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但最终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是经济增长，就此而言，经济已经得到改善的全貌也得到了肯定。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人们自然要考虑经济周期的效果。在进行评价时，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1979年期间，英国非石油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不到1％（欧洲经济共同体平均为2。5％），而在80年代，它每年上升了2。25％。这与国际上的趋势正好相反，因为整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地区在80年代没有改善。
再次叙述80年代的这些事实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澄清是非。低估当时发生的一切就很可能会使政府回头寻找其他办法，实际上是70年代灾难性的药方的回笼。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在美国，主要的共和党人试图与里根时代的做法拉开距离，结果在1992年使民主党人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使他们成功地以“该是变革的时候了”为主题赢得了选举。事到如今共和党才看到，只有发展而不是背离“里根主义”才能取得成功。80年代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低通货膨胀、更大的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边际税率——都表明了什么方法奏效，而70年代的情况则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什么方法不能奏效。
第三节 为什么是西方？
当然，不可能在真空里很好了解自由企业经济学的药方，更不用说有效地利用它。这些药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条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的经济条件。为什么只有现代的西方文明才导致了持续的繁荣，从而在过去250年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前景，这很值得讨论。显然，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力结合所产生的机械结果。经济的进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科技的发展，因为科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自身又为文化和其他条件所促进。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学与技术。的确，这一条才突出了现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水手们使用的罗盘，但是不像西方，他们没有利用它们建立一个海上帝国。西藏人发现了轮运动，但只满足于利用它制作祈祷轮。拜占庭人发明了发条装置，但仅将它用于宫庭的礼仪，在来访的大使们面前将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状况不能作出全部解释。基督教对每个有责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视，对于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正教会的东方。它的影响显然很不一样。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国教或许也起了作用，但是这不能解释中世纪银行业与商业的发展或威尼斯的兴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释”忽略了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解释。
但是有两个特殊因素表现得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更加广泛的历史解释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后政策的指针。第一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发展工商企业、银行业和贸易所必需的信心。显然这为现在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所执行的战略具有重要含意。 第二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在关键性时期，“欧洲当时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和管辖地区”。因此，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执行破坏经济自由（或者其实还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动力的这一政策而不担心会失去资源，因为尽管困难和费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干的人最终可能把他们的技术和资金带到其他更欢迎他们的国家去。今天，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不同的立法、财政和管理制度之间的竞争仍然是抑制滥用权力和制止社会贫困化的因素。现在有些人想将欧洲的民族国家淹没在欧洲合众国之中，使集权的官僚政治通过协调各种条例不让任何企业逃出它的控制。
第四节 拉丁美洲
在“西方”这一辽阔的框架中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一个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拉丁美洲，因为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模式在那里进行了试验。第一种是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义”，它的传统更久远一些，但不那么荣耀。它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行政机关，后来左的和右的腐败独裁政权一直将它延续下来。后来，促进“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组织又给予它太多的支持。重商主义的基础是经济权力集中在中央手中，使之有利于有权势的个人和集团，并阻止外来竞争。拉丁美洲国家未能享有北美的日益繁荣，它负有主要责任。德索托先生对秘鲁利马的经济情况最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于腐败的、不可预测的过多管理，它现在已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这种经济正支持着人们对住房、市场和交通的需要。
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得不把80年代的许多收益用于偿还债务。这些债务是借来向70年代犯有方向性错误的政策提供资金的。可是，由智利带头，后来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现在又有秘鲁，它们都已经基本改变了“重商主义”的做法，走向有限的管理、更加健全的财政、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也很重要的叫点是，尽管往往有国际机构的劝告和援助，但不是因为它们的劝告和援助在拉美也出现了这一清晰可见的新的方向，就像在亚大地区经济取得了成效一样。
当然，由于国际上对皮诺切特将军政权的敌视，智利被迫采取单方面行动，通过自由经济药方重振它的经济。后来在民主政体下，继续利用了这些药方。因而智利减少了货币供应以限制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进口关税，欢迎外资，促进了私有化（出售了350家国有企业），甚至使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了私有化的影响。各方面都感到取得了成效。出口带动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此外，·智利的经济也更加均衡、更加多样化了，因而能更加抵御各种不利因素。智利过去几乎完全依赖铜的出口。现在已出口计算机软件、酒、鱼、水果和蔬菜，其数量之大甚至使欧洲共同体现在都在叫嚷要抵制它的产品。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显著地表明自由经济如何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墨西哥的情况很相似。有几十年，准独裁的总体主义政权使墨西哥人一直陷入贫困。1981年我在坎昆参加“南—北”最高级会议时，墨西哥仍在顽固地将投资错误地用于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它躲在关税壁垒的后面，执行着再分配的社会政策。的确，那是一个宣传第三世界夸夸其谈的非常恰当的场所，当时听到了那方面那么多的议论。但后来我在1994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它在萨利纳斯总统的领导下，发生了受人欢迎的巨大变化。通货膨胀已经下降。财政状况良好，关税已经减少，工会权力受到抑制，在原来的1155家国有公司中，已有996家被出售、合并或关闭——包括出售了18家国家银行，这是世界各地金融服务部门所经历的最大的合并与收购过程。墨西哥最近的货币危机在国内外产生了连锁反应，它不是上述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选前传统的挥金如土。当这些遇到墨西哥固定汇价的限制时，出现了资本外逃，比索暴跌。这一教训表明，如果要稳固地实行微观经济改革，它要有可靠的货币和正统的财政，
可是，我在1994年第二次访问墨西哥时，它正要与美国签订一项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在早些时，当反美情绪和保护主义倾向占上风时，要采取这一积极行动是不可想象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有着更加广泛的意义。在过去，拉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一般是为了关闭边境防止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竞争。现在，和安第斯集团（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中美共同市场和南方市场集团（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一样，参加国把这些贸易协定视为促使贸易更加自由的手段。
不管阿根廷人当时对福克兰群岛的战败是怎么想的，它震动了阿根廷人民，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府，并且最近在梅内姆总统的领导下，收到了自由市场政策的经济实效、通货膨胀下降了，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计划，减少了补贴、管制和关税。经济增长很快。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国，人口占第六位。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它的潜力最大。即使在过去执行了基本上是不对路的政策，其经济增长率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它已认真开始执行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和促进私有化的政策，虽然为了限制过严的行政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腐败，它仍有许多事要做。经济乐观和政治谨慎，这也是对秘鲁情况的恰当的反应。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带来了好处，私有化计划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强劲有力。但是，如果自由企业经济所带来的充分好处要克服“重商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还需要有政治的稳定。
第五节 亚太地区
世界上经济最成功的地区是亚大地区，它们的增长率最高，产量每10年就翻一番，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资来源。当然，有必要将各国的制度、文化和国情分开。例如，日本强调通过共识作出决策，它的社会秩序井然。它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金融与工业联合企业，以及它比较不太发达的销售制度，使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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