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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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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看，其中很多说法是自欺欺人。我们不可能既赋予殖民地自由，同时又决定它们以后的前途。然而，在当时这些主张看上去似乎英国既有可能继续扮演世界角色，同时又不背负帝国的负担和罪恶。
1946年春天至1947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调查团到印度试图与印度人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达成共识，政府在分治的基础上签署了一项解决方案，在这段时期内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就这种解决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给予批评，但是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正确的，对英国、印度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来说其方向是进步的。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和蒙巴顿总督试图走得更快。从悲剧的意义上讲，这时爆发的内战表明了英国的统治对保证印度的统一与和平的重要程度，在这场战争中一百万人丧失了生命。
然而，这些想法与战后的世界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中，新的全球机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欧洲殖民地帝国的前途极为有限。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成功地实现从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个稳定的后殖民地世界的转变。像索马里危机一样，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方自己无法建立秩序，对此国际机构也无良策，肯定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统治那样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时对英国影响最为巨大并对我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是苏联由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重要的是需要强调指出，此时西方大多数人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事实上，如果注意对其进行调查和报导，还是能够了解到事实真相的。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没有这样做。一般而言，报纸也是如此。例如，《每日电讯报》对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就没有给以突出的报导，甚至在1939年8月的《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该报也只是奇怪地把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入侵说成是它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表现。
人们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以减轻丘吉尔和英国在放弃中东欧问题上的责任。1944年10月，丘吉尔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他在著名的半张纸片上写下了共享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建议。丘吉尔本人也承认，这的确有一丝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的意味。他称这是一纸“恶作剧的文件”。纸片上的内容显然公开背离了1941年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精神。但承认了红军已占领大部分东欧的现实，而且有可能有助于维护希腊独立。丘吉尔至少意识到，在和红军对峙的形势下，我方部队的仓促撤退将会置德国的中部地带于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势必使我们彻底失去对东欧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而此时美国人还惜然无觉。
话虽这么说，但承认现实与将现实合法化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合法化经常是把不合理的现象具体化。由此看来，在关于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问题上，弃权或投了政府反对票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员。在听完德莱尔伯爵和达德利分别在泰勒瑞安学院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讲后，我由忐忑不安转而开始反对该协议的签订了。当然，强迫苏联人尊重民主、尊重苏占区的民族自决权是困难的，甚至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且也不难理解，当时的美军和英军都疲惫不堪，伤亡较重，他们想告别战争带来的恐惧，不愿冒险去同旧时的盟友展开新的冲突。尽管如此，在我们内心深处都不准备遵守的协议上盖上表示赞成的印章，而且还试图迫使流亡国外的波兰非共产主义政府去接受它，却是错误的。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引起了我对于共产主义军事威胁的深思。共产主义现实上的其他一些特点也在我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地联系起来。比如说，我读过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书，该书对共产党人主持的一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作了生动透彻的描述。
几年以后，我任反对党领袖时见到了凯斯特勒。我对他说，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并询问他是如何想象出拉巴斯夫以及对其施加折磨的那帮人的形象的。他告诉我：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那些都是真实的。
由于我读过这些书，不难想象我对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发表的演说会作出什么反应。当然，此次演说由于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警告而闻名于世，即：“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尔这一横跨欧洲大陆的地区上，已经落下了一道铁幕，在俄国人支配下的这些国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统治。”但在我看来，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丘吉尔借此唤起人们去缔造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它所蕴涵的“英美两国人民传递给整个人类的‘理想主义’的信息”。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两个国家中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制度中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看来，丘吉尔的那次演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但在当时，它却受到了北大西洋两岸评论家们的严厉批判，认为它大肆叫嚣战争论。不过没过多久，苏联在希腊和东欧地区的意图照然若揭，这些人的笔锋也随之而改变。
在获得了一个二类化学学位、从牛津毕业之际，我对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况已知之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了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见。简言之，我长大了。这个神秘的过程把人们带向种种显赫的或者平庸的职业。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之前，我回距格兰瑟姆约10英里的小村考比格伦参加了一场舞会。散场后，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处的厨房里喝咖啡，品尝三明治，像通常一样，我谈起了政治。我所谈的某些内容，或者说是我谈论时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发问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为一名议员，不是吗？”“对，那正是我想要做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还从未这样说过——甚至对自己也没有，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后记
1993年5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里斯托尔饭店重新开业时。我作为贵宾访问了华沙。如果从某一适宜的立场来看，它是一次有意义的重大活动。布里斯托尔饭店曾经是欧洲的大饭店之一。它于1901年开业，为一家公司所有。公司的主要股东是钢琴家、波兰总统帕代雷夫斯基。1914年以前，官以欧洲第一流的饭菜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典雅而闻名。当波兰为纳粹主义所统治而陷入灾难时，布里斯托尔饭店也陷入了灾难。80年代初它关了门。现在，它在一家英国公司的帮助下又完全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很高兴主持了它的重新开业典礼。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囫到了它在欧洲天然的家。我也为我的基金会在华沙的办事处正式揭幕，我希望它能有助于巩固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经济。
但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使得我的访问值得纪念。它正好碰上华沙犹太人聚居点起义50周年纪念。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这时已被夷为平地的该地区散步，由那次起义中最年长的幸存者给我当向导。后来带我去看纳粹摧毁该城市犹太人社区的照片。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当我回想起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时，这些可怕的事件就发生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使我感受更深。
第二夭早上，我在圣十字架教堂做弥撤。教堂里的气氛非常虔诚，仪式安排得细致得体，与英国圣公会拘谨的虔诚仪式和格兰瑟姆卫理公会非常简单的仪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唱诗班唱着我不熟悉的波兰赞美诗，使人更加兴奋，因为我不懂它的诗句：因此迫使我试图从音乐中想像教徒们向上帝乞求了些什么。虽然我对这一切很陌生，但它给了我一种欣慰的感觉：在跨越了国界与教派的信徒们的友谊中，我成了他们许多人当中的一员。
可是，当神父站起来布道时，我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家注意的焦点。人们转过头来看我，向我微笑。
神父讲完道后，仪式还在继续。做完弥撒后，我被邀请站在了圣坛的前面。当我站上圣坛后，一排排的儿童向我献了小花束，他们的父母在一旁鼓掌。
在与苏联的长期斗争中，我总是认为，我最坚强的盟友是东方集团里的普通人民大众。虽然真正的差异将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分隔开来，但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孩子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一个人们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国家。
当一位读者将我这两部自传读到这里时，他将要读完一份工作忙碌的、富有成果的并且总的讲来生活是愉快的记录。我希望今后一段时候情况仍然会这样。但是写自传不仅迫使我要进行更多的内省，而且甚至要把我的一生看成是某种已经做完的工作，好像出版商提出的最后期限更加重要，所以，一位活着的政治家能合理追求的墓志铭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已作了回答——不是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要作出一个公平的定论，必须首先要问：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取得的最好成果是什么？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告诉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不幸都转瞬即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更不用说决定未来，在私生活中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们在这些前景上继续有所作为。同样，作为首相，当时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给予我的继任者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比我在1979年不满的冬天所继承的那个国家要好。我努力这样做。虽然也有一些挫折，但我可以声称我取得了许多政绩。1——990年，英国人民更加自由了，更加富裕了，内部纷争带来的苦痛减少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享有更好的世界和平前景。但是在政治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这些成就会是永恒的吗？这些成就会倒退吗？有些新的争议或云雾现在不及一个手拿大，它们今后会毁掉这些成就吗？
自然，我对这类问题有兴趣。我至少有一般人的自负，但是除了下面最一般性的（并且是最令人沮丧的）答复外没有其他的回答：它们是人类的成就、因此是建造在沙子上的。
可是，这一沮丧必须具备两个限定条件。首先，大的政治斗争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随后的冲突可能在某个时候似乎要扭转这一结局。但事实上，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战场，这个战场已被早期的胜利所永远改变。所以，最后的状况可能包括了最近的胜利者原本所反对过的许多特征。最终，工党政府可能在英国上台。可是，即使它上了台，它也不大可能对80年代已经私有化的工业再实行国有化，也不会恢复1979年的98％的最高税率，也不会取消所有的工会改革，更不用说执行1——983年工党竞选宣言中所包括的一些建议。在有些中欧国家，原先的共产党人（打着各种旗号）已经重新掌权，但是他们没有迹象要恢复中央集权经济或警察国家，更不用说要复活华沙条约。罗纳德·里根和我在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将来很可能发生与我们志趣不符的变化。但它永远不会变回到我们恰恰反对过的状况。
我的第二个限定条件是，我们的经历既已成为过去，因此不能修改。就像一条生命已经结束，对它永远不能改变一样，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点起义中被杀害的年轻的犹太人，他们将永远完不成他们的学业，养不了家，不能为他们的社区服务，也不能决定自己的一生。苏联存在了74年，对亿万人民来说，那段时期就是他们整个的一生，对那些活下来能看到1989年的“丝绒革命”和1991年苏联流产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别人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一段经历。
但是1979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削弱和自由的扩大，他们已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了。一些人不会再因工会力量的阻挠而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一些人能够第一次购置一座房子、私人养老金和私有化公司里的股票——留给他们孩子的储备物；一些人发现一所好的私立学校或一座私人医院里的床位不再是富人的特权，他们也能出钱享有；在80年代慈善事业达到高潮时，一些人能与他人分享他们新的富足；由于所得税的减少，所有人都享有更大的自由，能够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未来的政府可能会限制给人们带来了这些新生活的改革——不管在东方或西方，但是它永远不能消除人们所度过的自由经历，或者使他们忘记这种自由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得到。在影片《尼诺奇夫》中，莫斯科的女主角收到了一封受到检查的信，信里从问候的话到签名都涂满了黑杠，但正如片中一位角色所说的：“他们不能检查我们的记忆。”
当然，人的脑子，或任何可以想像出的电脑，都计算不出这些经验总共带来了多少欢乐、成就和美德，或者带来了多少与它们相反的东西。因此。要完全说清我的政治活动到底怎样影响了他人的生活，这只有在最后审判日那一天我们才能知道。这令我感到畏怯和不安。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我站在那里倾听裁决时，我会想到在法庭上至少有圣十字架教堂里的人们作为我品德的见证人。
第三章 成家立业 走向议会
第一节 初谙政事
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是一个惊喜，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就是另外一种震惊了。在牛津，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乐此不疲地在化学领域里探索，热衷于校园政治。要告别这一切真是一种痛苦。
为帮助应届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牛津大学新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委员会，该委员会安排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其中之一是帝国化学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厂，地点我想大概是在比灵赫姆。几位经理对我们这些求职者进行面试，并写下了书面意见，交给总经理。总经理最后对我们进行面试。在接受面试时，我发现经理们给我写的评定意见放在桌子上，我忍不住从桌子对面偷看一眼。这些评价有的令我鼓舞，有的令我不安。一位经理写道：“此女子个性大强，不宜在此工作。”我一共参加了三四次这样的面试，虽然均未成功，但我很喜欢这样的考试。不仅仅是因为我被带人了一个新的工业世界，还在于那时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礼，乐意倾听每个人讲述他们个人的抱负和憧憬。我最终被BX塑料公司的研究开发部录用，该公司就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曼宁特里。BX塑料公司生产一系列工业用和民用塑料产品，包括胶卷。
很少有人喜欢一项新工作的开始阶段，我也不例外；当初我同该公司负责人面谈时，我理解我的职务大概是研究开发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这个职位，因为我想这个职位使我能更多地了解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并施展我在化学知识及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我报到上班时，公司说那个职位的工作并不多，因此我就又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头扎进了那丰富多彩的塑料世界里。研究与开发部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刚刚成立，万事开头难。但到1947年圣诞节前夕，我已经有了一两个朋友，一切变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帮助我渡过了这个难关。研究与开发部也已搬到劳福德附近的一幢相当漂亮的房子里。像公司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也住在科尔切斯特。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镇，我在镇上找到了舒适的住处，班车每天接我们去劳福德上班。
同以前一样，我还是离不开政治。工作后，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积极参与党的各种活动。我特别喜欢参加一个叫做“39—45”讨论小组的活动。在那里参加过二战的保守党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就当时各种政治话题各抒己见。我也尽可能地与一些如爱德华·博伊尔那样的老朋友保持联系。爱德华后来在1950年大选中，被选为伯明翰选区议席的保守党候选人，1948年10月，我作为牛津大学毕业生保守党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兰多诺保守党年会。本来校友会希望我在大会上讲话，附议校友会提出的一项关于对取消议会中大学席位表示遗憾的动议。那时大学毕业生在议会有自己的席位，他们除在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外，还有权在其大学投票。（我支持为大学设专门席位，但不支持大学毕业生有两次投票权。我认为应该让毕业生选择在大学或其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本来那将会是我第一次在保守党年会上讲话，但后来一位来自城市的先生成为附议者，因为城市的席位也将被取消。
没能讲话给我带来的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且是以一种大大出乎意料的方式。有一次，我参加完了一次讨论会后，同别人探讨起未来想干什么的问题。年轻人经常谈起这样的话题。一位牛津时的朋友约翰·格兰特说他认为我将来会想当一名议员。“嗯，是的。”我回答，“但希望不大，目前我被选为议员候选人的希望几乎为零。”我当时还应该说，我没有工资以外的收入，根本当不起议员。我甚至没有去争取被列入希望参加议员候选人选拔的人选名单。
同一天晚些时候。约翰·格兰特碰巧同达特福德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坐在一起。那时，协会正在物色一名候选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还在为达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选人。”（大选最迟必须在1950年举行，还有可能提前，而达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选，这使保守党中央总部非常着急。）
“是的，有什么建议吗？”
“有个年轻妇女，玛格丽特·罗伯茨，你们也许可以见一下面，她真不错。”
“是吗？但达特福德是个工业重镇，我想一个妇女恐怕不行。”
“当然，你是行家里手。但为什么不可以先见见她呢？”
他们同意与我见面。星期六，我应邀与约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达特福德妇女协会主席弗莱彻夫人在兰多诺码头餐厅共进午餐。
他们大概是对一位妇女成为达特福德议员候选人持有异议。虽然如此，他们对他们见到的这个人还是喜欢的，我跟他们也很谈得来。米勒夫妇后来成为我的亲密朋友。弗莱彻夫人很有风度，我很快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午餐后，我们沿着码头走回会场，找个好座位，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大会开了一周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党的领袖并不出席年会，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后集会上露个面。自然，他讲话的重点是外交事务。因为那时苏联封锁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运日用物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忧郁的。他说：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保护欧洲兔受共产主义暴力，并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可怕地向我们逼近。
直到12月我才收到达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于市里奇街的保守党中央总部面试，这里离议会不远。同其他许多有望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12月30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选拔委员会的瓦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这样的场合多么让人神经紧张，忐忑不安。不感到紧张的面试者很可能发挥不好。因为懂化学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现，你的肾上腺液需要流动。我很幸运，桌边有几个人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这种场合，这对一名想进入政界的年轻女子来说，既有好处，也有不利。
我通过了这次面试，他们还通知我去达特福德参加下一次面试。1949年1月31日星期一，我应约到达特福德布尔饭店，向约由50人组成的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讲话。同其他5个参加面试者一样，我需要发表15分钟的讲话，然后再回答10分钟问题。
更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的正是那些问题。当时许多人本来就对妇女候选人抱有很大的成见，对妇女竞选达特福德这样的工业重镇的席位更加如此。毫无疑问，这是男人的世界，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当然，还有，保守党人赢得这个席位的希望很小。当然，即使像埃布韦尔那样被认为是工党有把握获胜的席位，参加候选人角逐的保守党人也不会道破保守党获胜希望渺茫这一点。在芬奇利，工党议员比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多得两万张选票，这种差距是难以消灭的，但也许，这个谁也不愿意点破的事实反而对我有利。为什么不冒险让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当候选人呢？保守党不会输掉什么，却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传。
一次政治活动成功的最可靠的信号是你感觉还不错。在达特福德的那个晚上，我感到很顺利，事情的结局证明我的自信是对的，我被选中了。会后，我留下与协会的干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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