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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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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是我们的盟友》是一份更为令人振奋的文件。80年代后期，我重温这个文件，发现我成为党的领袖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与书中的相同。本书从探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中的集体主义不断扩大的原因写起，然后大胆地批驳了那种和平时期应该继续像二战时期那样对经济进行计划的论调。本书甚至指出了一个每个人都知道是正确的，但战后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人说出的事实，即不管战时的计划体制在当时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是多么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费的、官僚的。 如果把贝弗里奇勋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报告 《一个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1944年出版）中提出的设想与十年后的情况作个回顾性比较，就更能揭示对经济进行详尽预测并制订数量指标的经济计划之愚蠢与荒唐。令人敬佩的是报告的一切论述均在情理之中。《变革是我们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党竞选宣言的作者们没有做的——这不是说我当时已想到他们应该做——建议从根本上消灭工业中的集体主义，或者对福利国家进根本性的改革。5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党至少已经开始考虑对自由市场进行一项连续性分析。一旦保守党有了执政的机会，将可能自然导致自由市场政策。但未来情势的发展并非如此。
1955年4月，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由安东尼·艾登接替。接着很快发生了一连串事件，举行了新的大选，产生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惨败，哈罗德·麦克米论——这个善于变革的人入主唐宁街10号。
在1955年5月的大选运动中，我到一些选区发表演讲，这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事。一旦你当过候选人，其他的事情均对你没有吸引力了。另外，大家对此次大选的结果看得比较清楚。果然不出所料，保守党以超出对手58席的优势赢得大选的胜利。但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期却十分短暂。艾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即觉得拉布·巴特勒在选举前制订的预算太宽松，随后就于10月制订了一个较为紧缩的预算，这使巴特勒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6个月后，哈罗德·麦克米伦取代巴特勒任财政大臣——也使政府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真正使艾登垮台的将是外交事务。
1956年7月至11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背景一直是各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当时，大家总的感觉，至少保守党人的感觉是英国作为一个强国不能受到纳赛尔的埃及的摆布，应该教训埃及一下，决不能鼓励专制者。当时，公众对英法及以色列是如何合作的许多细节并不知道。因此，对我们来讲，安东尼·纳丁及后来我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为抗议政府干预运河事务而辞职几乎是难以理解的。虽然即使这么多年后我仍然不能表示赞成，但现在觉得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行动。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则之间找到平衡，决非易事。我丝毫不怀疑英国有权对纳赛尔非法攫取国际航道作出反应——只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是，夏季以来，比我们更聪明的独裁者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就必须牺牲我们的法律原则的处境。英、法、以相互合作受到批评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有人认为一旦事情暴露——肯定会的，也确实这样发生了——我们的声誉将受损。同时，苏伊士事件可能是欧洲大国顶住并搞垮一个第三世界独裁者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独裁者对遵守国际协议不感兴趣，除非协议对他有利。纳赛尔的胜利成果还有：伊拉克亲西方的政权被推翻；埃及占领了也门；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围，并导致了六·五战争。到我离任时，我们还不断收到这场战争的帐单。
随着我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从这一悲伤的事件中总结出4方面的教训。首先，我们不应该进行军事行动，除非我们已下决心并有能力取胜。第二，在影响英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我们再也不能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第三，我们应保证我们的行动符合国际法。最后，优柔寡断者必输。
当时，我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行动。工党起初支持政府，后来又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我对工党的这种投机行为（我这么认为）十分反感。丹尼斯和我与许多读者一样取消了《观察家报》的订阅，并发誓不再读该报，因为它反对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作法）这并不是说我对政府的行动没有任何看法，即使那时我对国际法的细节不如后来那样清楚，我冒着大雨冲过档案巷去买的晚报竟然登出这样的标题：“最后通碟！”英国和法国要求埃及和以色列从运河撤军，使英、法军队将埃、以军队隔开并保护航道。我当时不太清楚英国人怎么能向埃及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支持艾登。
从政治上来讲，在苏伊士事件中的失败行动是一个严重挫折。虽然，事件的全面情况多年后才逐渐清楚，但当时立刻看见的是政府无能，而它的无能是以一种极其令人羞辱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对保守党政府，特别是对由一个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享有信誉的人领导的政府来说，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保守党支持者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诅丧感。丹尼斯作为一名前皇家炮兵的军官，对军事行动快要结束时被迫中止而使我们的军队受到愚弄感到十分气愤，因此，他的反应愈加强烈。他对我说：“当你的部队正在外巡逻时，你绝不应宣布停火。”我将记住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政治家们在作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决定对实地作战的部队意味着什么。
我们也严厉指责美国的表现，一些保守党人从来没有宽恕美国人。到我任首相时，一些较右翼的圈子里的人仍怀有反美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我也觉得我们的传统盟友确实让我们失望了——虽然那时我当然也未意识到英、法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同样让艾森豪威尔失望，因为和平是他的主要竞选口号。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感到我们与我们大西洋彼岸近亲的“特殊关系”的基础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样的危机也不会破坏它。一些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表明美国人极力反对英国的大国作用，美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应该再信任他们，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并且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没有取得美国的支持就无法持久。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苏伊士运河事件还发挥了一个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护者，而这种力量的转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虽然十分关注苏伊士事件，但并非对1956年11月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恶毒野蛮行为无动于衷。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仅几个月前曾携其为人友善的妻子访问了英国。当时，还有一件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对匈牙利采取的残酷的、野蛮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数年后，我同鲍勃·康奎斯特谈起我当时的反应。我后来任反对党领袖时，鲍勃·康奎斯特给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在60年代后期写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残杀大量无辜的情况。他说，我们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犯的典型错误是我们认为他们会像西方人处在他们的形势时那样行事。影响他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残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为想到以上这些，1980年9月伊拉克进攻伊朗后，我要求情报部门回顾一下像匈牙利这样的事件。我们未能预测事件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们将采取行动的结论。
当然，对于匈牙利悲剧的发生，我们几乎无能为力——而且无论有没有苏伊士运河事件，北约都不会为了匈牙利去冒险打一场大战。但许多匈牙利人却不是这样想，这就更加使他们对我们的背叛感到气愤。我记得一家星期日报纸采访了一名隐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妇女。她说：“西方不会来帮助我们。自由是很自私的。”听到这种指责，我感到心如刀绞。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大丢面子后，很明显安东尼·艾登不能继续担任首相了。他在这场危机中患病，1957年1月辞职。我所处的圈子里许多人都在猜测谁会继任首相——因为那个时候保守党领袖是“应运而生”，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我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相信女王绝不会召见拉布·巴特勒，因为他大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被认为是右翼候选人。这一切都说明我对这两个人——特别对那个十分聪明、令人难以捉摸的，不久将成为首相的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信念了解得多么少。
哈罗德·麦克米伦具有任何老练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点。他养成一种倦怠并且几乎很陈旧的风格。这不足以——也不是为了一一掩盖他背后的精明。他是一个戴多个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虽然外表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实际上是一位十分虔诚的政治家。
哈罗德·麦克米伦最大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成就是修补与美国的关系。这是英国恢复其信誉和地位的基本条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补苏伊士运河事件对英国政界的士气造成的损害——一种十足的“苏伊士综合症”。他们从相信英国无所不能到几乎神经质地认为英国将千事无成。这总是滑稽可笑的夸张。那时，我们仍是一个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的中等强国，北约的重要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伟大的英联邦的中心。
麦克米伦对国内事务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在他的领导下，1957年政府取消了对私房房租的控制，这就大大减少了自1915年以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对房租控制的程度。这是一项必要的，但决不是受到欢迎的举措。但总的来说，在麦克米伦领导下的保守党逐步向国家干预的方向迈进，而这种趋势在1959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
即使在那时一些事态的发展也使我感到不安。当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伊诺克、鲍威尔、尼吉尔·伯奇一一麦克米伦的整个财政班子——因为1958年1月公共开支增加了5000万英镑而辞职时，麦克米伦诙谐地称之为“小小的局部困难”。我无权评论争端本身的是非，但我觉得节约公款并非是辞职的不体面的原因。只要在偏离财政道德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那么最终放弃财政道德就变得容易得多。而放弃财政道德又带来自身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后来几年的情况。
但麦克米伦确实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政治家。早在1957年夏天，他就已经意识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断言“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工党及批评者则攻击这一点，说这表明麦克米伦满足于现状、追求物质享受。但实际上这是对的，在政治上是有说服力的。大家有一种感觉，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而且这归功于私有企业而不是计划。这个国家最不愿意做的是回到那种粗布衬衣式的紧缩简朴的时代。因此，对“超级麦克”的攻击反而于己不利。
虽然这样，保守党人在政治上恢复元气并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在1957年10月党的年会召开时——这是我未出席的少数几次年会之一——民意测验显示对工党支持率为52％，而保守党仅为33％。更糟的是，自由党在1958年3月的托灵顿补缺选举中获胜，对我们是严重的打击。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党才在民意测验中赶上工党。1959年大选时，两个主要政党都毫不掩饰地竞相附和全国要求物质改善的愿望。 保守党宣言直率地称，“保守党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让工党破坏了。”宣言接着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英国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则在竟选运动开始几天后宣布，虽然工党计划增加开支，但将不会提高所得税——这个承诺即使在当时的乐观的政治气氛中也是根本难以令人置信的。
第四节 芬奇利之路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重新加入到选举的角逐之中。1956年2月，我给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唐纳德·凯伯里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回到活跃政治的想法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刚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时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从事财税及公司事务的一点经历非但没有使我的注意力离开政治，反倒使我对法律之信念愈强，对立法机构则更加密切关注。”
过了一个月，我去拜访唐纳德·凯伯里。把我列入候选人名单不成问题——而且这次只考虑保守党拥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胜的。更令我高兴的是唐纳德·凯伯里是1位能够经常提供良好建议、为人友善、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对希望成为候选人的我来说可不是件小事。
我与选拔委员会打交道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54年，我争取成为奥尔平顿的候选人。1957年和1958年曾争取成为贝克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被列入范围缩小的候选人名单，再进行一次大家认为不错的演讲，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多数问题的意图是相同的。问我家务缠身，能否有足够的时间为选区工作，我是否意识到当一名国会议员花在外边的时间会很多，花在家里的时间会很少，我一、两年后再争取进入议会是否更好。有时候，问题会更直接了当：我是否真的认为我能够在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照顾小孩的同时承担一个议员的工作。
我觉得选拔委员会完全有权问这些问题。我介绍了我家庭的情况，说我已有一个一流的保姆帮助我。我也常常解释说，我觉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时间，在做一个母亲的同时做一个职业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气愤的是我察觉到一些批评意见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妇女应该去的地方。固然选拔委员会的一些先生们可能有这种偏见，但那时及以后我均发现几乎公开表达出这种偏见的却是妇女。这证明左翼关于“性别歧视”的过分简单的概念又一次错了。
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伤害并很失望。他们的攻击不仅是对想作一名候选人的我的攻击，而且是对一个妻子、母亲的攻击。但我绝不会因此而退缩。我相信我在政治上会有所作为。我知道我从政之路上遇到的许多人都很希望我进入议会。另外，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对此没有任何怀疑。他总是安慰我、支持我。
1958年4月，我在中央总部与唐纳德·凯伯里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我谈了即将选拔候选人的选区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作为一个妇女遇到的来自选拔委员会的困难。遗憾的是，在这种事情上，即使是聪明的男性朋友也难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见。不过，唐纳德·凯伯里倒还是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场合，应该穿得萧洒，但不应太华丽。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说，他想我当时穿着的带棕色饰边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适。他在服饰上的鉴赏力将很快得到检验，因为伦敦北部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将不再参选，这是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选区，我报了名，将于7月参加面试。
对芬奇利不是特别熟悉，因此，我像其他的跃跃欲试想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开始去了解我应该知道的一切。我下决心我要像了解奥尔平顿的旧名是洛克斯博托姆那样去了解芬奇利，做到比任何人更了解芬奇利。一个城市席位特别是伦敦的席位具有一种有利条件。因为你知道当地最典型的问题与全国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一个农村或外地的席位却未必如此。因此，像全国一样，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在芬奇利也一定是有争议的。移民问题也刚刚开始成为政治上的热点——就在几个星期后，移民问题引发了首次诺丁山骚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芬奇利，经济状况及哪个党将更有可能继续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服务，肯定会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对以上所有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我都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是大约150名申请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参加选区选拔委员会初试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这是令人满意的，但这似乎还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这种场合，最为人知的人有时反倒不如树敌最少的人。随着比较弱的那些候选人被淘汰，如果他们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你的对手，那么很可能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时败下阵来，甚至我们的马还没有放出来。
根据安排，我们最后四个人——3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协会执行理事会的挑选。我知道我将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会遇到强烈的反对意见，这将是值得一搏的战斗。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我自信地认为我了解这个选区。我确信我能够对付即使根深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详细地读过我所能搞到的所有报纸和有关资料。我认真熟悉讲稿直到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而我已经掌握了不拿讲稿讲话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应具有最佳的心理状态——自信但不自负。我决定遵照唐纳德的指导，穿黑色外衣。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运珍珠，也别上了达特福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我的胸针。
但是有一件很背运的事。与执行理事会见面的那天——7月14日，星期一，丹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参加。实际上，整个选拔过程进行得很快，丹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个月左右，推销其公司的产品。这时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个地方”。而其他候选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当我在7月的那个炎热的夜晚进入已经挤满了人的会议室、在协会主席身边就座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
但只要我站起来讲话，一切紧张感都荡然无存。像往常一样，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绍我的主要观点，而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坐下时，场上爆发出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不出所料，麻烦从提问时开始。
一个孩子尚幼的母亲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对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怎么？我照例说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样，总有一部分听众难以被说服。毫无疑问，由于可怜的丹尼斯不在场，他们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并不需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当时在场。
提问完毕，我又与其他候选人及其夫人们坐到一起。大家过分客气地谈论着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种场合好像总是这样。我们中的最后一个表演结束后，好像是无休止的等待。然后，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结果。他是对我讲话的。没有时间感到放松和高兴，甚至疲倦。现在，我得回到屋里接受执行理事会的祝贺。
后来我才知道确切的结果。第一轮投票中，我获35张，与我最接近的对手获34张。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在这一轮中，我和我的对手分别获46和43张。一般来讲，下一步应该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表示没有任何恶意，执行理事会应一致投票选我为候选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对我做候选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继承的是一个需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协会。这就意味着我要把那些未掩饰对我不满意的人争取过来。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须向在格兰瑟姆的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丹尼斯是完全联系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这些会令他高兴的事。不久前，我留给他写信，谈了我当候选人的前景，但是他从未收到那封信。又过了几天，他从约翰内斯堡途经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前往拉各斯，在转机的时候拿起一份别人丢下的伦敦《旗帜晚报》。他在翻阅各版时发现了这个惊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选拔为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我好像总是给他惊奇。
次月上旬，正式通过我为候选人的会议是我在整个芬奇利选区协会全体人员面前表现我自己的第一次机会。这次我又穿了一套纯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帽子。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为我做了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她的介绍极尽赞誉之词，几乎让人尴尬。 她后来成为我的强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报》，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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