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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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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华莱士自己所讲述的那样，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到达了安波那岛以北的一个小岛——特尔纳特岛，在这里，他患了严重的疟疾，在疟疾发作时，他无法工作，他考虑了各种问题，特别是他早已从事的物种起源问题。他此时想起了他在十二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的著作和马尔萨斯这样的想法：不幸、饥饿、疾病和战争妨碍着人的繁殖；他把这种解释用于动物。于是就明白了，动物中适应性好的就有活下去的可能，适应性不好的就要绝灭。他立刻感觉到，这种想法解决了物种起源问题和生物的适应问题。他把这种解释同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解释加以比较之后，看到他的这种解释比其他那些解释更合乎情理。当天晚上，疟疾发作以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写了出来，他还把它誊写了两个晚上；从而得到了《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类型的倾向》这篇论文。华莱士把它寄给达尔文，希望把“生存斗争”原则用于物种起源问题，这对达尔文和他本人来说，都是新鲜事。
毫无疑问，达尔文在他所有的信中，无论对于生存斗争原则，还是对于最适者保存下来的原则，都只字未提。而华莱士是在脱离达尔文的情况下独立得出这些原则的。但是，生存斗争原则在生物学著作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德坎多尔、赖尔和其他人都谈到过它。物种自然绝灭也是赖尔创立的。可是，重要的是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新物种的形成。只有相信在变种和物种间没有原则性差别，变种能够变成物种，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一点，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中只字未提。而达尔文给予华莱士的正是这一思想，华莱士在给贝兹的信中提到的达尔文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里论述的只是物种，而在第二篇论文里，就明确地论述到能够转变成更高级的个体的变种，从这一点来看就十分清楚。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认为，不愿接受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宁普遍相信物种只是在一定的狭小范围内才发生变异。可见，一般认为自然选择（这一名称是属于达尔文的）的思想是华莱士完全脱离达尔文独立得出来的，这种看法必须在某种限度内说，因为关于物种和变种之间没有原则性差别的思想，则是达尔文提供给华莱士的。
但是，华莱士的思想同达尔文的思想的两相吻合当然令人惊讶。达尔文对此感到十分吃惊的心情可以从他给赖尔的信里看出来。
“我亲爱的赖尔：……您的那些威吓的话语——别人会抢在我的前头——已经得到证实。当我很简略地向您解释我们的自然选择和它依存于生存斗争这一观点的时候，您曾说过这句话。我从未看到过比这更为惊人的巧合了：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简明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那些术语都可以成为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请我发表，当然我要写信给他，建议他把草稿寄给任何一家杂志去发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内容怎样，将被毁掉，虽然我的书如果将来某个时候能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的，因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这一理论的应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赞成华莱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诉他您对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么巧合，却有一个根本差别，这个差别好象是达尔文自己在很久以后致赖尔的信中指出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达尔文从家养动物的人工选择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并把选择的原则用到自然界。而华莱士所写的论文，则从断定在家养状况下得到的变种或多或少是不稳定的，并且是自然地经常地表现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种的正常形态这一点开始的。在毫无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论点后，华莱士竭力表明，这种论点不能应用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斗争的作用。他举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生物的数量与其说取决于它们的繁殖力强弱和凶猛的禽兽的多少，不如说取决于一个地方（往往同其它有限制作用的条件一起）在固定状态下能保证维持这一或那一生物的个体数目的食物的多少。他接着证明，这样的变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因为原来的状态不可能完全经受住或不可能经受住同变种的竞争。他断言，这样的竞争可以在各种相近的物种之间进行。他没有看到这种变异的界限。最后，他断言，可以出现几个变种，其中有些变种可以成为性状分歧的开端。
至于说到家养动物，那么华莱士认为，它们所出现的一切变异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因为动物的食物是由人提供的。如果家养动物野化了，它就会绝灭。“跑得快但耐力差的赛马和能拉重物但行动笨拙的马就是在野生条件下也同样是毫无用处的。如把这样的马放到判帕斯草原而不予照顾的话，那么它们很快就会绝灭，或者在有利的情况下，如果不再发挥使用它们特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就会失去，经过几代以后，它们就会返回到通常的类型上去，即这种动物的各种不同能力在更好地获取食物方面是处于彼此完全势均力敌的状态。”我强调指出的这一论点，正象从《物种起源》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达尔文是绝对不同意的，特别是在这种类型里。例如，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野化动物在自由状态中不是绝灭了，而是增多了。华莱士得出结论说：“可见，从对家养动物的变种观察中，绝不能得出任何有关在野生状态下的动物变种的结论”。
这样一来，华莱士就不怀疑，家养动物的各个亚种正是由于那种选择过程的结果，但这一选择是由人来进行的，而不是由于生存斗争所产生的，因此他就使选择原则本身也失去了说服力和鲜明性，这种说服力和鲜明性是他在实际研究家养动物中所得到的。
不管怎样，要是达尔文在华莱士发表他的论文后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话，那就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即达尔文抄袭了华莱士通过选择和生存斗争而进化的思想。显然，为了避免这一点，需要在发表华莱士的论文的同时发表达尔文已经有了的东西，以便证明他在理论形成方面的独立性和优先权。在这方面，赖尔大概是在同虎克商议后写信告诉达尔文的。
这件事损害了达尔文的健康。更何况这件事正和他的家庭不幸一起发生：他的儿女患了白喉症和猩红热，其中有一个因患猩红热死了。他要不要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呢？仅仅为了保持他从前坚决拒绝的优先权，现在就把理论的概要出版，这是否诚实呢！他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给赖尔的一封信里清楚地描绘了他的心境。下面就是这封信。
在华莱士的那篇草稿里没有任何内容在我誊清的《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是没有的，十二年多以前，虎克曾看过它。约在一年以前，我给爱沙·葛雷写了一个草稿，我有一份草稿的副本（由于我们通信讨论几个问题），因此，我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并且证明，我没有抄袭华莱士任何东西。现在我很想把我的一般观点的概要用十几页（或大约这么多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但我不能够使自己相信，我能诚心诚意地这样做。华莱士丝毫没有谈到发表这件事，而我把他的信附去。但是，因为我不想发表任何概要，只是由于华莱士把他的理论的概要寄给了我，我才这样做，这是否诚实呢？我宁愿把自己的那本书全部烧掉，也不愿使他或别人认为，我的行为是卑鄙的。您不认为，他把这个概要寄给我是捆住了我的手脚吗？……如果我能以诚实的态度发表我的概要，我就要补充说，我现在之所以发表这个概要（如果可以说，我是遵循您给我的劝告的，那我就很高兴了），是因为华莱士把他的一般结论的概要寄给了我。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于，我的观点是在对家养动物进行人工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我要把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的副本寄给华莱士，以便向他说明，我没有剽窃他的理论。可是我不晓得，如果我现在发表什么东西，这是不是胆怯或卑鄙的行为。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我接不到您的回信，我当然会依照这种想法去做。
我麻烦您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您不能想象，我会多么感激您的意见啊。
顺便指出，要是您不赞成把这封信和您给虎克的回信还给我，使我再来利用的话，那么这样做会使我得到我的两个最好的和最热心的朋友的意见的。这封信写得非常不好，因为我写它是为了忘却这件事，哪怕一时也好；我已完全疲于思考了……请宽恕我，我善良的，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封倾诉衷肠的苦信，是由许多难言的苦衷所引起的。
您的最诚挚的
查·达尔文
又及：我以后绝不再为这一事件打扰您和虎克了“。
看来，达尔文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再写新的概要，而只是向林纳学会提出（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能证明自己优先权那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概要。这就是，第一，《一八四四年概要》中的“自然选择”这一章，第二，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这封信对表明达尔文的观点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七年依然未变这一事实是必要的。在这封信中，达尔文用六点阐述了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他在六条提纲中，阐明了在华莱士论文中也有的所谓“性状的分歧”原则。正如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的那样，他来到唐恩许多年以后，即在一八四二年以后，才忽然发现了这个原则。正如他在这里指出的那样，来自共同祖先的所有生物，随着自己的特征起了变化，其“倾向”也就逐渐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而提出来的这一原则的基础，在于自然界中兴旺发达的生物的变异后代，在自然经济中竭力占据尽可能多的地方。这个说明现代分类法的原则，在他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他还记得途中坐在轿式马车上最初揭示出这个原则的谜底的那个地方……
所有三个文件（达尔文从《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摘录的关于自然选择的笔记片断，上面提到的达尔文给爱沙·葛雷的信和华莱士的《论变种的倾向》，出乎达尔文的朋友们的意料之外，比他们所估计的可以提交林纳学会的时间要早得多：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召开了协会会员全会紧急会议，选举协会副主席，以接替逝世的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六月二十九日，达尔文派人把全部材料送给虎克，第二天，赖尔和虎克把材料连同他们的一封信一起交给了书记宾尼。
这封信最确切、是接近实情地讲述了华莱士事件的整个经过。让我们引证信中几段最重要的文字吧。“这两位先生（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互相独立和彼此不知道（著作）的情况下，创立了同样一个非常巧妙的学说，它可以解释我们大陆上的变种和物种的出现与保存，他俩都有权被人认为是在这个重要的方面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但是，因为他俩没有一个人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在许多年内不止一次地促使达尔文先生这样做，因为两个作者现在都把他们的作品交给我们全权处理（赖尔也有权就华莱士的作品说，华莱士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处理，因为华莱士在附给达尔文的信中问过达尔文，他（达尔文）是否认为只要他（华莱士）的想法重要而把论文转交给赖尔），那么我们认为，要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摘要提交林纳学会的话，我们就算为了科学的利益效了最大的劳”。
按着按年代顺序一一列举了所提出的论文。最后在谈到华莱士的论文时，几个发起人作出结论说：“一八五八年二月在特尔纳特岛写的这个概要，也是专供他的朋友和通信人达尔文先生用的，这个概要他也曾寄给达尔文，并明确表示希望，如果达尔文先生认为它是崭新的和有意义的话，那就请把它转交给查理·赖尔爵士。达尔文先生高度评价这个概要中发挥了的观点的内容，以致他在给查理·赖尔爵士的信中，建议征得华莱士先生的同意，尽快出版这一概要。我们完全赞成这一步骤，但是有一个条件，正如达尔文先生所决意要做的那样（为了有利于华莱士先生），就是要达尔文先生不阻挠发表他就同样题目写的回忆录，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曾在一八四四年读过这个回忆录，其内容我们两人多年来都早已熟知。当我们把这一点告诉达尔文先生时，他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决定处理他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东西，并且在决定把它们提交林纳学会后，由我们再向达尔文先生说明，我们不仅遵循他建立他的朋友的相对优先权的愿望，而且遵循科学的共同利益，因为我们认为最合乎愿望的是，要使建筑在从事实得出的广泛结论的基础上的观点，经过多年深思熟虑而验证的观点，能马上成为其他研究者的出发点，而且要使学术界在等待达尔文先生的全部著作问世以前，使达尔文的著作及其天才的通信人的著作当中一些带指导性的成果，能成为公众的财富”。
当然，达尔文没有出席七月一日召开的林纳学会会议。他被华莱士这一事件以及家庭中的烦恼弄得心绪不佳。更何况他的身体又很不好。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是由学会书记按照惯例宣读的。出席会议的只有赖尔和虎克，他们强调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重大意义。虎克回忆道：“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这个题目过于新奇，对于旧学派是个不祥之兆，使得‘旧学派’的人在没有武装以前不敢挑战。”虎克继续写道，“会后很多人私下议论：在这次论战中作为达尔文的代理人的赖尔，他表示赞同，还有我表示赞同（虽然程度不大），可能使学会会员们感到了敬畏，不然的话他们会猛烈地攻击这种学说的。除此而外，我们对于作者和他们的论题都很接近，这也使我们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多么有趣的细节啊！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列有学会会员之一，大植物学家边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本来要根据旧观点证明，在分析不列颠的植物区系时，他具有一系列的观察，这些观察能证实物种的永恒性，并表明，偏离常规的和由于培植或者通过其他某些途径形成的生物自然地返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但是，边沁听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报告后，他对新的观点感到如此吃惊，以致他立即撤消了自己的报告，决定重新审查他表示怀疑的那些观点。
虎克在他的回忆里提到的那个博物学家的“旧学派”是什么意思呢？索博利在他关于英美在这个时期内的情况饶有兴趣的论文①中说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绝大多数普通的大学‘骨干’生物学家和其他专业的博物学家，直到达尔文的书发表以前，他们的思想趋向是什么。当时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纳和居维叶所确立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科学同宗教毫无矛盾。相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相当多的人员之中（我们主要指的是英国，当时那里的很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都具有‘圣’的称号），官方的科学和教会都相互支持，好象是溶为一体似的”。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在朋友告诉他学会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时，他感到十分高兴。对达尔文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即赖尔和虎克），向舆论界介绍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来批判拉马克本人并反对拉马克进化学说而闻名四方的赖尔发言表明，达尔文的思想和观点是拉马克无与伦比的。
①斯·尔·索博利。1858年7月1日——1859年11月24日。《普通生物杂志》1940年第1期第75——104页。
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林纳学会会议的全部记录，赖尔和虎克给学会的信，以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整个报告，在八月份的学会杂志上发表了。
达尔文感到不安的是，整个事件的发起者华莱士，将怎样对待林纳学会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英国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莱士那里去是很慢的，当然华莱士就不可能干预此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虎克前来帮助达尔文。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华莱士写了一封非常客气而明确的信，说明他们怎样安排，为什么这样安排把达尔文的片断和信同华莱干的论文一起提交林纳学会。达尔文在虎克的信上还附上了自己的几句话，并把信寄给华莱士。使他感到高兴的是，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自然选择学说“象一剂泻药一样对虎克的不可变化的肠子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虎克在他的影响下，坚定地抛弃了“不可变性”和物种不变的信念，而转向他这一边。
由于林纳学会报告而引起的激动和家中各种不安使达尔文非常痛苦，于是他出发到怀特岛的海边上去休息。
现在，当生活本身向他表明，绝不能无止境地搜集材料而拖延书的写作，他决定在休息后着手写关于物种这部巨著的《摘要》，也就是做赖尔很早就坚决主张做的事情。这个《摘要》根据最初提纲应是扼要地叙述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二、三个实例来说明某个论点，有些细节则应该略去。达尔文打算把《摘要》交给林纳学会，并在它的杂志上发表。根据笔记本上的标记，达尔文还是在怀特岛上的三塘开始这一工作的。从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二日，他每天工作几小时。但是，他很快就感觉到，《摘要》比他起初预计的要长得多。甚至他可以把说明某些论点的根据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但为了不彻底贬低自己的思想，他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证据不用。仅自然选择的第一章，在他的手稿中就占了大开本四十四页。
虎克当时建议他把书分成许多要在林纳学会单独作的报告。达尔文同意了，他写的《在家养下的变异》，足够整个一次会议用。但是，如果不能马上全部发表，他会感到遗憾，因为这一部分同其他部分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海滨休息期间，达尔文为自己书中阐述的思想不能不作些观察。例如，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转述了自己对海浪传播生物的札记。他复活了涨潮冲到岸上的十三个甲虫种，他还观察了飞帘的种子是怎样被风刮到海里去的。
九月中旬，在休息一个月以后，达尔文又着手写《摘要》。他在十月六日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摘要》写得太长”，“他不能把它写得短一点”，并且“预料，《摘要》是一小卷，因此不得不单独出版”。十一月，他已经在写关于本能和杂交这两章；每章都要占他十四天的时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还写道：“我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二、三个例子，对所有难点也只简略地叙述一下，但我实在无法把《摘要》写和更短了”。
在这期间，达尔文的孩子们开始收集甲虫，众所周知，这种事情在童年也吸引了他本人。他多次参加了孩子们的收集工作。他给拉卜克写道：“当我听到捕获稀有甲虫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好象是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号角一样。对于一个嗜好成癖的昆虫学家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高尚的比喻吗？”
就在十一月，达尔文还收到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一卷《试验》。赫·斯宾塞象达尔文一样，在《实验》中转载了《发展的假说》（一八五二年）和《进步、进步的规律和原因》（一八五七年）的论文，坚持生物的进化学说，并抨击关于“创造”生物的一般观念。的确，他认为，生物只不过是能直接“适应周围环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来证明生物的进化。达尔文在给斯宾塞的回信中也对一般的想法加以赞扬。达尔文还把自己对物种的研究告诉斯宾塞，并指出，他与哲学家不同，他是作为博物学家而不是从一般观点出发来研究对象的。
到十二月底，达尔文已经写了三百页手稿；根据他的计算，还要写一百五十页至两百页。在向虎克（达尔文由于不相信自己而经常把各章的手稿寄给自己的朋友去修改和提意见）谈到这一点时，达尔文给虎克写道，他最终“认为用单行本出版《摘要》在各方面都要好一些”。他继续写道：“这个课题实在太大了，不能在任何学会中对它加以讨论，并且我知道，人们会把宗教问题扯进来的”。
达尔文有各种根据这样想。还在一八五八年九月，在利兹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古生物学这理查德·奥温，在长篇大论的开幕词里，分析了“物种的创造或形成”的问题。叙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观点之后，他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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