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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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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1921年10月，孙中山到广西南宁视察时，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对听众说，‘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君武）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本省军阀）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①
①据宋庆龄着《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原注“1924年9月8日《广州公报》刊登的谈话”），载《宋庆龄选集》，第463页。
孙中山坚持不懈，但不固执，善于学习。他曾经希望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共和国”的现有军队中找到真正的支持，但这个希望落空了。1917年，海军司令和桂系军阀曾经支持他的第一个护法政府，后来就变了。他很信任的陈炯明将军的部队曾为建立第二个护法政府扫清了道路，但时隔不久，陈同前者一样很快就背叛了孙中山。正是由于这一现实情况促使孙中山要求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此相仿，他在国际事务中的亲苏倾向也是由于他曾为了争取别国优待——或者只是公正对待——中国作出过许多努力，而结果总是失望。他确实赢得了不少外国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的同情，但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曾经同情过他。即使早在1911年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一再试图使西方列强和日本把他和他的革命党人看作未来中国的代表，而这些国家却仍然继续支持腐朽的君主政权，并多次禁止他入境或把他驱逐出境。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回国之前先去游说英美以求结盟。但它们却会资助“强人”袁世凯（在他为清王朝效劳时已得到它们的欢心），并且在袁世凯窃据大位之前，拒不承认民国新政府，更不要说给以贷款了。这是孙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如此，英美两国也没有急忙承认。
英国政府的算盘是要使它的承认换来一笔它从清朝统治者那里未能获取的代价。它威胁说，如果新国会中有西藏代表参加，它就不承认民国。不难看出，它是何等迫不及待地想把这片地方（约700年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中国分裂出去。
美国是旧世界中最老的共和国，但也迟迟不承认这个最新的共和国（它是以美国为楷模的）。它刚一承认，它的一位最杰出的宪法专家弗兰克·古德诺就被袁世凯雇用为“立宪顾问”，以帮助袁帝制自为。他禀承袁的意志，断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他还用明显的外部干涉的威胁作为他这一论断的根据。他先指中国属所谓“民智低下之国”，如“率行共和制……祸乱将不可收拾”，“此诚与欧西各强国利害相关，盖其经济势力，久已膨胀……其权力所及，必将有所主张，俾其＇与国＇所用之制度，不至扰乱治安，盖必如是而后彼辈所投之资本，乃可得相当之利益也。极其主张之所至，势将破坏他国政治之独立，或且取其国之政府而代之，盖苟必如是，而后可达到其目的，则列强亦将毅然为之而有所不恤也。”①（当时，“欧西”一词包括美国在内。）
①宋庆龄着《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从现代的观点看来，美国对孙中山（他被称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的态度，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是“对于美国不喜欢第三世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①当然，这不是最后一个实例，因为后来还有许多美国支持“袁世凯类型”“强人”的例子：墨西哥的迪亚斯、中国的蒋介石、古巴的巴蒂斯塔、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南朝鲜和南越一个接一个的军事独裁者、智利的皮诺切特之类。日本在这一时期狂妄荒谬的行径以及凡尔赛和会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出卖，前面都已谈过了。
①古德诺的文章转引自H．F．麦克奈尔编《中国现代史选读》（英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743—746页。麦克奈尔在脚注中指出，古德诺在经过10年之后仍然不把他的英文原文公布出来，说是“找不到了”，所以本书的英文是从中译文译回来的（中译文的准确性没有疑问）。＇中译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见《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1915年9月编印。复印件承蔡美彪见赐。——译者＇
至于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在美国威尔逊总统“民族自决权”的主张中本来已含有这样的承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提到这些要求时，它的那些所谓“盟邦”根本不加理会。孙中山在他《实业计划》一书中曾呼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原本用于军事的经费应转而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投资。他的这一提议同样无人理睬。相反，协约国在获胜后运往中国的是剩余的军火，以有利的条件卖给各地的军阀。这些军阀能够、也愿意破坏和分裂中国，在看来永不休止的内战中为他们各自的外国“后台老板”保持或扩充其势力范围。
更有甚者，当孙中山正在努力准备北伐以扫清主要军阀时，西方列强却在支持那个阴谋在孙的“后院”破坏这次北伐的军阀——一度得孙信任却不忠不义的陈炯明。孙的计划是利用各系军阀正为争夺全国控制权而内哄的时候，以广东为基地兴师北伐。由孙任命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另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这个富庶省份的统治权和财权据为己有，而绝不愿意为了任何其他事情去冒损失部队和权力的风险。他提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的口号来笼络本省的人心。他起初作为反清革命党人、后来又作为革新派的行政长官，小有名气，现在他又鼓其如簧之舌，保证要把广东建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他讨好进步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企图使他们从支持孙中山改为支持陈炯明。他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手法，使得连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也曾一度支持他，①唯一的一个苏联驻广州记者也说他的好话。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曾一度被他委任为省教育厅长。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③等来访中国的著名西方自由主义者都对他有相当深的印象。④
①布赖恩·丁·乔治着《国务院和孙逸仙：1920—1924年的美国政策和中国的革命性裂变》，载《太平洋历史研究》（英文）。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11月号。
②见上引达林书。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当时的领导人是陈公博。陈后因支持陈炯明被开除出党，再后在国民党当大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日本的傀儡，战后以卖国罪被处决。
③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贝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
④这个俄国人是共产党领导的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电讯社（简称“远东社”）驻广州记者斯托扬诺维奇。据达林说，斯后来改变了对陈炯明的看法。
在玩弄手段、施放烟幕的同时，陈炯明暗中与香港的英国当局及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保持接触。（吴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也是孙中山北伐的主要目标。）到1921年底，陈的态度改变已趋明显，因为他停止了对北伐军的供应。接着，1922年3月21日，由孙中山任命为陈炯明参谋长的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伤重不治。虽然刺客逃逸，人们都认为陈炯明应对邓铿之死负责，因为邓拥护北伐而陈是反对的。邓铿是曾受高级训练的职业军人，早年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军事教育界颇负盛名①。他的被杀一定使孙中山想到其他类似的案件，如1913年宋教仁的遇刺，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的被害以及1920年朱执信在广州策反桂系军队时被杀。
①在一本题为《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小册子（英文）（纽约《新共和》杂志出版）里，杜威称赞陈炯明道，“在我所遇见的中国官员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很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全国性人物……他是一个既能使别人忠于他、他也忠于别人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了。”这最后一句话实在是绝妙的讽刺，因为陈很快就对孙中山叛变了。
（七）广州脱险
后来陈炯明公然叛变，在1922年6月16日对总统府发动突然的武装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只是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幸运，才幸免于难。这一经过，宋庆龄在事件之后不久就用英文写过一篇记述①。她说，当孙和她正在广东韶关（原为曲江县）北伐前线总指挥部时，陈率军潜入省城广州，纵部肆意抢掠，并断绝交通。孙察觉形势危急，即偕庆龄回穗。她写道：
①邓铿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革命军人的老师。他的学生中有蔡廷锴（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淞沪抗战的英雄）、邓演达（1927年前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同宋庆龄一起为捍卫孙中山的政治原则而斗争，1933年为蒋介石秘密杀害）、叶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军长，曾被蒋介石囚禁）。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中山先生即令陆军退回原防，陈虽屡次答应，却不见兵队开调。这时，陈在名义上是退隐惠州＇陈总部所在地＇。口口声声，仍是服从政府，与我们也时常往来。……陈素来的地位军力，皆由我党所界与，且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所以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在这里可以插叙一段情节。在兵变发生前，庆龄的姐姐霭龄带着她的小女儿洛士文（庆龄小时曾用的英文名字）来看望她和孙。庆龄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所以还要霭龄在回上海时把小洛士文留在她身边。一位同霭龄关系密切的作者在写到这件事时说，“如果霭龄真的把孩子留下，那么历史就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因为孙中山夫妇带着一个孩子是绝不可能脱险的。”①庆龄在文章中接着写道：
①《广州脱险》（1922年6月），载《宋庆龄选集》。
“此时城中听陈指挥之部队达二万五千名，而我党大军皆开赴前敌，留驻后方只五百名……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据另外一些文章中的记述，当此危急时刻，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决要孙先走，自己留下。①当时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②
①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122页。
②见《邓小平致悼词》（1981年6月3日），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5页。
张猛①曾是总统府卫队营士兵。他回忆说，当时任营长的是叶挺。叶是共产党员，在后来的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曾担任过领导工作。
①据廖梦醒着《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同上书，第136页。
庆龄接着写道：“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①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指种植许多亚热带树木、公园式的越秀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据见过的人说，它是封闭式的，像一条架在空中的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周漆黑……
①张猛现已故世。1985年，本书作者曾在广州采访过他，当时他已年近九旬，但记忆准确，声音洪亮。他是在越南出生的华侨，父亲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战士，在一次反清起事中牺牲。他自己在参军之前曾做过裁缝。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到了八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①（中山先生的侍卫），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流弹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这总统府四围也是炮火……
①龙济光是云南省的一个旧式军人，在清末和袁世凯窃国时曾在广东掌权。陈炯明在从事革命时多次对龙作战并最后将之逐出。
“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在炮火纷飞中过了几乎整个白天，其间有个守中立的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队提出的第一条是保孙夫人平安出险，那个军官又说他不能担保。于是宋庆龄和卫兵们设法逃出，遇上大群闯进来抢掠的乱兵和暴民，幸亏庆龄“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又逃了一大段路，庆龄记述道，“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我们跑到一座村屋，……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
叛军士兵再次来到，开枪乱射。宋庆龄的一个卫兵出门去看动静，不幸中弹牺牲。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妪，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于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庆龄最后写道：
“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妪，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前美国人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
“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
在这篇记述中，庆龄没有提到她的怀孕，也没有提到她在脱险过程中因过度紧张劳累而致流产。这一事实看来是确凿的，但流产的地点不很清楚，多数记述认为是在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博士家中，庆龄最后是在这里暂避的。这件不幸的事情对她和她的丈夫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很巨大的，特别对她来说是如此，因为她热爱孩子，而据说医生以后检查的结果是她不可能再妊娠了。
孙氏夫妇是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由广州赴香港的。这事出于孙中山的美国老友及法律顾问罗伯特·诺曼的大力协助。他先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出，由美国炮舰送他们去港，但被拒绝。英国人当然不比美国人更喜欢孙中山，但他们的头脑看来要更复杂些：孙中山和他的信徒们在密迩香港的广东有根深蒂固的势力，而且说不定将来的天下也可能是他们的，那又何必做得太绝呢？
在香港，孙中山和宋庆龄换乘民用客轮“俄罗斯皇后”号赴上海。
有两件有意义的事在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
陈炯明占据广州后，得到了一些孙中山早期同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谈话的书面记录。他把这些记录（可能还加上一些歪曲和编造的材料）送到香港和大陆的一些不倾向革命的中国报纸和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外国报纸去发表，这些报纸对之大事渲染。陈借此以“使中国免于共产主义的大救星”自命，从广州最富有的商人、西方支持的大军阀吴佩孚（北京军阀政府的支柱）以及香港的英国人那里捞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金钱、军火源源而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另外一个军界和政坛人物蒋介石开始发迹。蒋是孙中山从广州脱险后登上“永丰”舰时随从军官之一。他第一次有机会同孙每天在一起，并赢得了孙的好感。在此之前，有好几年蒋脱离了军界和革命工作，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他在“永丰”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么英雄——他随孙上舰后眼看形势不妙就私自溜回了上海。但他同孙的关系使他后来得以取得国民党的最高军政大权。再后来，他同上海金融界的勾结又使他实现了从革命到反革命的叛变，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叛变，同陈炯明在小小一省内的叛变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昆明任中国与美军的联络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派女儿到北京来拜访他的老上级李济深（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澳门从事工程工作，1952年逝世。以上根据他的女儿姚曼裳写的关于他的一篇传略，载《文史资料选辑》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第16辑。
第六章 广州的变局：1923—1925年
1923年，宋庆龄30岁了。
1月间，她陪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使节越飞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谈，成果是在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蓄黑胡子、戴眼镜，身体瘦弱而才思敏捷。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一个坚决反共、但亲眼见到过他的作者笔下，也不能不对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一个最不寻常的人……尽管不到四十，看起来已经像个老头子了，因为在沙皇统治时期他在狱中受过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里的中国人＇出神地听他阐释他信奉的主义，他宣称欧洲的所谓政治原则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世代相传的偏见……他给北京的官员们讲《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幕（他是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有关于当时还是秘密的中欧历史的真正事实……（中国）首都的知识界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一个新的俄罗斯一中国团体组织起来了，它看来要产生一些伟大的事情。”①
①姚观顺的英文名字是“乔治·鲍上校”，他是美籍华裔，1887年生于美国加州格拉斯谷，后毕业于美国诺恩里奇军事学校。他的祖上原籍广东香山，是孙中山的同乡。1917年，他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卫队，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奉命保护孙夫人脱险，自己负伤。伤愈后，他又在1925一1927年的北伐军中任工程师（这是他的专业）。1931年，由宋庆龄推荐给她弟弟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派往财政部所属的“盐警队”任职。他先后参加了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1943年后，他在
越飞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曾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谈判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高级人员——这个和约在1918年签订，终止了俄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并且在保证被包围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得以生存下去这一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在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击败了国内的反革命和十四个外国的干涉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和平共处”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了第一个外交行动，藉以打破在欧洲各国中的孤立状态。
列宁对他在党内的同事和下属总是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去衡量的。列宁给越飞的信件显示，他首先看到的是越飞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和能干的外交家，但也不乏对后者缺点的尖锐而友好的批评，这些缺点中有神经质的内部争吵以及未经请示就自作主张地采取错误行动（在派到中国来之前的几次任务中）。①但尽管列宁对他有所责备，仍继续交给他新的重要任务。列宁不是会轻易抛弃老同志的那种人。（在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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