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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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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特市·威尔（B．L．伦诺克斯一辛普森）着《为什么中国被惹发了性子》（英文），第72—73页。
回到孙文一越飞会谈这件事上来吧。十月革命的发生还只是五年前的事情。俄国的内战刚刚结束——1922年10月，白卫军在它最后一个据点海参崴被歼灭。几星期之后，越飞就动身来中国了。
派遣这样一位资深人员（副人民外交委员）到中国来也标志着苏联开始参与远东的外交事务。越飞先在北京开始执行他的任务，试图取得中国官方政府（当时在军阀主宰下）对苏联的承认，从而打破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列强要把苏联在亚洲也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企图。如上所述，他还努力向中国的舆论界解释苏维埃革命的意义及其实践。但北京的官方不同他谈判（部分地是由于外国的压力，这些外国在1918年曾迫使中国派兵到西伯利亚去进行干涉）。至此，越飞才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样，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反对和蔑视的苏维埃政府和孙中山之间，除了过去列宁和孙都表示过的革命同志情谊外，又有了外交上的接触。
下面将会谈到，越飞要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努力并不使孙中山感到高兴。越飞解释说，那里的现存政府——不管人们怎么看——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是必须要与之打交道的。越飞甚至明白地说，不论现时怎么做，在苏联的心目中，代表未来的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并没有真正被说服。
就其他历史背景而言，应该记住的是苏联当时还不富裕，还很穷困。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诉孙中山——他当时听了显然很苦恼——俄国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还没有恢复到战前（即1914年前）的经济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国的穷人不但战胜了本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且战胜了最富有的外国“列强”的干涉。俄国和中国人民相互同情，不仅因为他们都穷，还因为俄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希望，以及胜利了的俄国人民对于帮助其他国家被压迫穷人的鲜明愿望——尽管他们自己还衣衫褴褛、穷苦不堪。这就使苏联与其他绝大多数外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深得人心。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有力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容掩盖的。
孙中山和越飞的谈话以及在此之前五个月中他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并且无疑都是由作为孙的英文机要秘书的宋庆龄经办的。
在越飞之前，庆龄已遇到过达林和维金斯基这样一些较早时期的苏联信使，他们的年纪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现在她又看到了越飞那种成熟的智慧和经验——这是她一贯尊敬的两种品质。同时，在同越飞用交谈和通信进行的谈判中，她了解到共同的立场，也知道了种种复杂的情况。
（一）《孙文—越飞宣言》
孙文—越飞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这份用辞谨慎沉稳的文件，开始了以后几年中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苏方在政治组织和军事工作中的援助）——不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孙在广州的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的。“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的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第二点是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苏俄于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会中列举的原则，并“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第三点，建议将来举行中俄会议解决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孙博士以为可作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的。越飞向孙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卫军确曾控制外蒙并对西伯利亚发动袭击，后来红军开进才将之击败。）①
①《列宁选集》英文版第44卷中列有列宁致越飞的7封函电，索引中越飞的名字出现17次，45卷索引中出现9次。
在会谈结束时，越飞说他将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处温泉去疗养。实际上，双方都觉得要进一步谈判国民党同苏联合作的细节，在外国的一处温泉，比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特务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孙中山也派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以“疗养”为名，到日本热海去同越飞继续会谈，以便把许多具体事项确定下来。
越飞同时也在寻求日本对苏联的承认。在孙中山方面，他也对他的一些日本老关系做工作，要他们赞成对苏联的承认。他过去曾经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亚细亚情绪）从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上拉转来，走上帮助亚洲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道路。他现在为使日本承认苏联而作的努力，同他这个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确要求得到保证，任何苏日之间的协定都不会不利于中国。
总的说来，同越飞的会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共同利益——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看法——这是次要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蒋介石的国民党后来所说的那样的情况：越飞要把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理论强加给孙中山，而孙中山则予以抵制，《孙文一越飞宣言》第一段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关于另外一种正好相反的说法，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说法当时曾由右派的宣传家们大肆鼓吹，他们把孙中山说成放弃了他自己的所有主张，俯首帖耳地接受苏联人的主意，认为他们的优秀智慧，毋容置疑。事实上，孙中山尖锐地批驳了越飞提出的某些观点、有力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革命的调子不是比越飞低而是比他高。当然，越飞受到他本国政府外交战略的约束，对这一战略的某些方面孙中山曾直接予以批评。
所有这些方面在最近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①中都得到了反映。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从北京派来的代表，并接受了他所转交的越飞于8月22日的信函。8月27日孙复信，由此开始了他们的通信往来。越飞给孙的信迄今未见，在这次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中，有两点是明白的，即：他要同苏联建立合作的决心以及他对自己的论点的坚持。还有一层含意也是清楚的——最了解中国现实的还是中国人。
①以上《孙文—越飞宣言》引文据《孙中山全集》第7卷（1923．1—1923．6），第51—52页。宣言中提到的“中东铁路”为我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旧称，原为沙俄修筑（1897—1903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
这两封信中的第一封就是孙中山在1922年8月27日给越飞的复信。信的开头说，“您本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下面主要是谈论了越飞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孙的答复中推断的）。
一个问题是越飞想同当时由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孙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同意：
“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他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个双方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是对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态度。孙中山正在寻求同张结盟，反对由张的对手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当时在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国际的许多人中，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中，都认为吴佩孚要掌握整个国家的权力，从而能统一全国，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一个必要的客观条件。从阶级分析来说，吴被说成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走向掌握全国政权的阶级——的右翼，孙则代表其左翼。越飞显然也持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原来的任务之一就是同吴、孙双方接触，促成双方合作。与此相对照，张作霖则被看成完全是落后的、封建的，并且肯定为苏联所厌恶，因为他盘踞在中苏边境一带，背后的支持者又是日本。（吴佩孚的外国支持者是英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他。）
孙中山强烈地坚持他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吴佩孚没有一点进步的地方，应为革命所推翻；他同吴的对手张作霖结盟在当时形势下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所以，他在给越飞的信中说：“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
在信的前边一段中谈到了外蒙古（后来曾写入《孙文—越飞宣言》第四点，见前）。孙表示希望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因为“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这里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这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只提旧俄白军，以免刺激东京。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写道：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借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他在信的结尾同开头一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写的。在此之前，他们已交换了不少信件，但孙在这封信里仍然严厉地批评苏联“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他写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官僚政府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为它树立取得国际承认的威信……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变这种也许可称为苏维埃的方法。”
在这封信里，孙说他“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自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攻击和镇压”。他是“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来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个派系的军阀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谓“缓慢地改造”其实就是根本不改造。
关于张作霖，孙在这封信里谈得没有上封信那么多，因为张在同吴佩孚的较量中，开始同北京政府调情。虽然这样做并不成功，但使孙怀疑张作为盟友的用处——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孙文一越飞宣言》中孙建议苏联同张商谈铁路问题的原由也正在于此。
孙中山的结论是：“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孙中山说，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处于英国影响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他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在国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采取行动。他说：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十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吗？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们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末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尽管孙中山在中国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随者——如他的老信徒于右任在陕西多年来领导群众性的反军阀运动——他所说的调动十万人，看来是他希望能够征集的人数而不仅是已经组成的队伍。总的说来，他的事业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军队或与之结盟都难以替代的。孙中山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一缺憾，正因此，所以至少从1921年以来就对苏联革命的红军模式深感兴趣。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孙中山关于只有革命的军事行动才能改变中国的论点是正确的。
他对于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看法同样是正确的。事实是，直接阻碍中国革命的是由主要的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支持的中国军阀的军队，当时的代表者是吴佩孚。在地理上，吴控制着中国中部。在政治上，吴是中国反动势力的主心骨。他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当时在共产国际中流行的看法是对他这样估计的），而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的同盟。孙中山在这封信里就指出，如果他的进攻北京的计划付诸实施，“我的真正敌人肯定会是吴佩孚……英国甚至现在就躲在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联盟’幕后，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正在这样干，尽管他保证善意对我。”（这里，孙是在警告苏联人不要为军阀吴佩孚有时披上的那件儒雅谦恭的外衣所迷惑。）在孙写这封信之后不到两个月，吴佩孚就在郑州、武汉、北京等地对罢工抗争的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充分证明了孙中山的看法。
孙坚决反对同吴联盟的计谋以及他所听到的拟议中的苏联对东北的张作霖采取军事行动以资促进的说法。他不仅写信给越飞，还直接写信给列宁。在这些信件中，他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毫无巧言令色的意思，尽管在某些方面他对于同张结盟显得过于乐观。（此事后来并未实现，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孙预见到这个奉系军阀陷入许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吴佩孚那样危险，但思想反动不下于吴。）
孙论辩说，一旦集结起力量以击败吴佩孚，张作霖不会成为绊脚石。张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张的最后命运——日本人1928年谋杀了他以摧毁他在东北地方的势力——证实了这个论点。
总而言之，不是越飞单方面对孙中山施加苏联的影响，孙中山也在对苏联申述观点、施加影响。后来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战争体现了孙中山的许多设想——尽管到那时他本人已经过世了。
从孙中山与越飞的通信中同样可以看到，在一个革命已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与一个革命尚在进行的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因素——即使两方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
宋庆龄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中继续向孙中山学习。
她也从孙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时的无畏精神中再次学习到宝贵的东西。陈炯明的叛乱夺去了他在广州的基地，还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险犯难，从广州脱身回上海不过几个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样的品质她吸收并继承了。
其次，她学习到了孙中山本人善于学习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中为确定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选择。她终生维护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苏联当前的作法产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之下。
第三，她学习到了孙中山对革命行动的始终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义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也赞成这样干。
第四，她从孙中山那里学习到在革命需要的时候就直言不讳。
在此期间，在革命内部正在开始一种进程，以弥补两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个真正有铁的纪律的、能把觉悟了的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党以及由这个党创建的、作为党的先锋的革命军队。
（二）同李大钊的交谊
在几个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号这间幽静的、四壁书橱环绕的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守常）（1889—1928）之间的谈话。孙氏夫妇从陈炯明的叛变和谋害行动中脱险之后所进行的这次谈话，标志着孙中山在这次苦痛和危险的经历之后继续探索着使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中国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农家子弟。他的体格也不像那种弱不禁风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结实。他说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的中国留学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许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回国后，他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和领头人。他年仅30岁就在北京大学任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并主编中国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关在书斋中的理论家，他同学生们一道走上街头，后来又组织和领导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华北）。
在外貌和衣着上，李大钊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他喜欢穿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而不是像他的许多同辈那样爱穿西装以示进步；他留着两端下垂的中国学者式的胡须。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并通晓世界事务。他教过的学生们记得，他常要求他们把书本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这样一些国家的时局。他的教学法也是非正统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课，不是在教室里讲授，而是在北大图书馆他的办公室里同学生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①
①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一前399年），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三大哲人。他一生好谈论而无著作，关于他的人格和学说，主要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尼的《回忆录》。——译者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孙曾与外国的共产党人谈过，但还没有与中共领导人谈过。）李虽然比孙年轻20多岁，但很快赢得了孙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同李的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的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如果说孙一越飞的谈话在国际上有重要性，那么孙一李的谈话在国内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为他们谈到中国本身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和各种思路。
在孙中山的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这种做法后来变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绍人是一个资深的国民党员张继（他一点也不左）。
此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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