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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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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也反对同苏联建立反帝联盟，而赞成同帝国主义妥协。实际上，“戴季陶主义”是要瓦解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宣布的纲领。
在组织上，戴的领导地位到1925年底为“西山会议派”所取代。所谓“西山会议”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郊孙中山灵梓暂厝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后来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党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因为得到了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的支持及最后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应，它将“西山会议派”若干头面人物开除出党，并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重申和发展“一大”通过的方针政策。
（五）国民党“二大”：政坛首次表现
就在这时，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以她的声望和言论来加强左派的力量。在码头上欢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党政要人外，还有群众的队伍（主要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妇女团体），共约20万人。刚刚遇刺的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继续战斗，她用拥抱和鲜花来迎接庆龄，使政治的含义和私人情谊融而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庆龄出席“二大”，并应邀发表演说。她说：
“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指孙中山）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灵。”她这样说无疑是指当时国民党左派赢得了新的主导地位。
她接着谴责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遗训，号召革命党人“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她呼吁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诉代表们“先生主义的成功与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①
①《宋庆龄选集》，第12页。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推为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1月16日，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在有效票总数249张中得245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层职位。新的中执委委员36人中包括另两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7位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在候补执委24人中，也有7位共产党人（毛泽东、邓颖超等）。林伯渠当选为农民部长，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为组织部长，宋庆龄为妇女部长（由何香凝代理），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但是，由于汪精卫（国民党左派名义上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和陈独秀（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动摇，本来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将大为削弱的右派，通过妥协这扇“后门”仍然钻了进来。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和几个幸免于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都被选进中执委，而在另一个高级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左派处于少数。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左派”、“右派”是按当时的政治态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当时陈独秀把蒋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员或盟友，而一位苏联顾问则认为他属于“中左，正向左转并将继续这样”。
汪精卫当时被公认为是左派首领，实际上正如以后的历史所证明，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在廖遇刺后，他在实际职权上成为掌握广州政权的三人寡头统治之首。另外两人是陆军部长许崇智和以黄埔军校为骨干建立的新军首领蒋介石（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样高的层次出现）。辅助这三个人并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是两个俄国人——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总参谋部顾问罗加乔夫。作为“三人统治”的首席和国民党左派首脑，汪精卫同已故的廖仲恺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诚、朴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气。而汪则喜欢装腔作势。他利用体型和面容上的天然优势（他看起来常会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总是精心梳理、讲究穿着，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从来都是连每根头发都梳得十分整齐。他的妻子是马来亚一个橡胶园主的继承人，所以他也有钱来讲究仪容。他能写会讲，口若悬河，非常雄辩。他的经历富于革命浪漫色彩。青年时期曾拟用炸弹谋杀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来据说光绪帝的遗孀见他年轻俊美才免其一死。但从他以后的生活中却再也看不到他早年一定曾经有过的那种勇敢的决心了，甚至于他同别人握起手来也使人觉得他的手是如此软弱无力，简直像块果汁软糖。①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第4日第7号第42页，转引自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32—133页。
“二大”之后，宋庆龄主要从事于妇女、教育以及妇女学校和妇女团体所进行的红十字会救济工作。她在一篇对广州女校、妇女团体的演讲中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引用者）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这可见得我们女子，已有多数的人，明白三民主义和知道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实现党纲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我更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那么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①
①本书作者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虽然时间上要晚得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那场战争中，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为汉奸。
由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团特来感谢她为支援罢工募集捐款时，她回答道，这次罢工是爱国行动，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加以支援。16个月之后，当北伐胜利进展时，委员会向她报告，已决定停止罢工并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复信赞扬在这次长期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她说。这次罢工延续已一年以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中国人民带来荣誉使所有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深感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她对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轮赴上海，转往南京，参加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陵址在城郊雄伟的紫金山上。
几天之后，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到那时为止右派对孙中山政治遗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战。“中山”舰即原“永丰”舰，在1922年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而改名。现在，这艘军舰又成了一次新的挑衅的牺牲品。进行这次挑衅的是蒋介石。他在参与第二次东征消灭陈炯明的斗争中，尽量为自己捞取了荣誉，接着就显示出了新军阀主义露头的迹象。他所策划的计谋很简单。先通过第三者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移泊黄埔。然后，他就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在黄埔的总部，并指这是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的阴谋。（作为证据，他硬说李之龙曾要求他没收广州的所有私营工商业，否则就把他抓起来，送到苏俄的海参崴去。）以此为藉口。蒋下令逮捕李之龙和几名苏俄顾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多名也遭到被捕或软禁。蒋还下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和宵禁。这一行动把“政府首脑”汪精卫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他转道香港，去了法国）。
这样，蒋介石为自己取得了第一号实权人物的地位。在达到了第一步目的之后，他巧妙地作了一点战术上的后退，以稳定人们的情绪。他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对苏俄顾问还表示歉意。在削弱了左派之后（许多被免职的人实际并未复职），他又对右派进行“打击”。他知道，右派总的来说是不会反对他的，所以他除了暂时扣留了几个右派之外，把两个可能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右派头面人物许崇智（前任总司令）和胡汉民（国民党重要政客）逐出广州。他的手法是利用他们在刺廖案中的重大嫌疑，以及他们靠拢左派的做作。
蒋介石玩弄这种两面的伎俩，大获其利。现在，两方面都觉得离不开他，而且由于他正在把军权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也没有人有力量把他赶走。
他的手法达到了使许多人被蒙骗的目的。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仍然肯定蒋介石是革命的。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在“三·二○”事件中受到突然袭击，但后来在蒋介石道歉后就心平气和地仍认为蒋是“中间偏左”。汪精卫用自己的出逃给了蒋莫大的好处。蒋得到了所有这些“成绩”，却没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发生任何直接冲突——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足够力量去镇压群众运动，而且群众运动还可以被利用来推进北伐，在北伐中他将取得全国的最高地位。
1926年5月，蒋为了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地位，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从而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国民党组织的最高层。又由于汪精卫既已出亡，蒋介石的支持者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主席，蒋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他在“三·二○事件”中先实行进攻、后佯装后退的战术真是执行得再顺利不过了。
这样，当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时，蒋介石成了无可争议的总司令。在北伐中，过去这一时期的准备工作和积聚的力量都表现出来了。国民革命军摧毁了所有武装抵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的群众宣传工作和农会的组织——这些都是通过共产党员的努力去完成的——为北伐队伍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主要由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组织起来的各地农会还为北伐军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并在北伐军继续前进后确保后方的安全。工人也在各处提供有力的支援，前线的运输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队伍担当的。到10月10日，距广州出师仅百日，革命军就占领了广州以北1000多公里的华中工商重镇武汉。这一天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5周年。不久，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
北伐出师前后，在老革命基地广州，群众运动继续高涨。工人运动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多次举行会议，扩大活动。在保证支持北伐的同时，工人运动对那些企图以战争为藉口限制工人已得权利的计谋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中国工运的国际意识有所加强。它不仅向全世界各地工会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号召中国工人声援1926年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总罢工。中国工人虽然贫苦，仍进行了募捐；支助英国工人。
广东的农会在彭湃领导下，在1925年东征中已经显示出力量。现在，在北伐中，农会发展规模更大。仅在湖甫一省，农会会员开始时仅40万人，到1926年11月下旬就增加到120万人，1927年6月又增加到451万人。在相邻的湖北省（省会武汉），农会会员原仅7万2千人，到1927年6月也猛增到250万人。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近1，000万人。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这篇报告中对农民运动作了分析和赞扬，并呼吁解除对农运的各种限制，使它的革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①《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宋庆龄选集》，第13页。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后，负责支援北伐的红十字会基金事务。10月间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六）从广州到武汉：迎接挑战
11月16日，她同一批党政高级官员作为先遣人员启程赴武汉——新择定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同行的有她的弟弟宋子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曾任广州市长）、徐谦（司法部长）、陈友仁（外交部长）和鲍罗廷（首席苏联顾问）等人。像那时广州常见的那样，各界代表高举横幅、吹奏军乐、燃放鞭炮到车站送行。车开之后，宋庆龄把她事先准备的食品（水果和美味的三明治）请大家吃——她总是这样细心和想到别人的。
当时的铁路，往北只通车200公里，当晚抵达终点站韶关。从这里绕道江西到武汉的长途旅程，有时坐轿、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有时乘内河船舶，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三个星期。①
①据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02页。
从孙中山准备北伐以来，韶关一直是北伐的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气氛同广州相似。城里高悬着谴责右派的大标语，孙中山画像的两边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革命歌声飞扬。但离开韶关不久，这支旅行队伍就进入了仍然实行着封建统治的农村山区，部长们仍像以往大官那样坐八人抬的大轿，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则骑驴或者步行（他们决定，共产党员不能坐轿子，轿子只用来装他们的行李人为了防备可能受到袭击，带着毛瑟枪的保镖们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
在这北伐军新收复的地区，广州的钞票还不通用，所以财政部长宋子文带了几口袋银元在路上花用。
通过大庾岭（钨矿产区），队伍进入江西省。这一带路边的小镇上，鸦片烟馆和妓院的招牌仍到处可见，但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已经组织起来，它们散发传单、举行集会，表示欢迎，并请这些广州来的要人讲话（鲍罗廷用英语讲话，由张太雷翻译）。
队伍继续北上，有一段是乘船沿着赣江航行。一路上可以看到最近进行的战争和相当活跃的政治活动的遗迹。在标语口号中，有一些是明显的左派口号，如“列宁和廖仲恺的精神不死”、“工人农民要求减租、加薪、降低物价”、“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也有要求汪精卫复职的口号，因为汪仍被看作“左派”，为蒋介石所排挤。
但在江西省会南昌，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不一样。这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广州党政要员们12月2日抵达后，蒋介石用微笑、宴会和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们，但总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要员们同蒋介石不是在南昌、而是到附近的风景胜地庐山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有：
北伐军是否应暂停前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新克复的地区，还是应继续挺进？想维护和加深革命并通过群众运动来推进革命的人主张前者，而右派及蒋介石则要求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进展，特别是占领财富集中地上海。他们这样主张完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扩大革命的力量。尽管他们不同意，会议还是决定北伐战事暂时休止。
革命政府应定都何地？最后的协议是武汉。
汪精卫应否尽快召回复职？决定是召回。
对这两个问题，蒋介石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军费，并且希望他能掌握的军费越多越好。他的打算是通过他的家乡浙江省到达上海，用金钱收买这些地方的防军首领，而不是用战斗来解决他们。然后，他就可以从浙江和上海的地主豪绅、银行家和工商业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交换条件是蒋介石将以他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们，不受工农群众的侵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蒋介石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战略是麻痹他的对手，暗中扩大兵权和财源。
但当这些党政要员们动身前往武汉时，蒋介石却突然取消了他原来答应同行的计划，宣布返回他自己的重要据点南昌。他还免去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因为邓是国民党左派，而且这个职务同他的关系太密切、参与的机密也太多，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广州来的党政要员们到达武汉后，他们发现蒋介石早就越过他们，擅自下令制止武汉一切罢工行动并解除了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他对农民运动也给以类似的打击和破坏。
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党政先遣人员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从九江乘船溯江而上，路上较为舒适。他们到达武汉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个革命新首都港口的外国炮舰。这些外舰不但不按惯例升旗欢迎，以表示对革命政府的蔑视，其中一艘还故意阻挡他们所乘的汽轮航行。但他们很快就看见有三架带着国民政府标志的飞机正擦着英国军舰“金邑子”（“柯克捷夫”）号（它不久前参与了屠杀许多中国人民的万县惨案）的上空飞过。这是一个象征，显示中国终将成为它自己的水域和空域的主人。船上的革命政府人员为此深感振奋。
在武汉，等待着他们的是热烈的欢迎和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事件。
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宋庆龄和其他先遣人员的队伍于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为了欢迎他们，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一次游行示威、一次隆重的宴会和一次阅兵典礼。这些活动的规模都是同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地相适应的，而这一点也正是这些活动所要显示的含义。
三天以后，在一次由已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宋庆龄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这个委员会将在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到达武汉之前，行使党政最高权力。这样做是为了确认广州来的先遣人员有权临时代表全体行事，也为了挫败蒋介石想在他所控制的南昌建都的任何行动。
宋庆龄现在第一次处于政府的最高职位。在国民党内，她几个月前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现在又加入了临时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党内或政府的职位都不是她自己所谋求的——当时也好、以后也好，她从来不争名衔——而是出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意愿她才接受的。她感到在这时局发展的要紧关头，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了革命，努力加强左派是她的职责。在这个领导核心小组中，她辛勤工作，整天都在办公室里，有时开会直至深夜。小组的其他成员有陈友仁（外交部长）、蒋作宾（国民党资深军人和官员）、吴玉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老党员）和鲍罗廷（首席顾问）。这个小组虽然没有撤换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但收回了许多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权力——这些权力是蒋为了准备实行全面独裁而逐步蚕食去的。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
前面已经提到，先遣人员到达武汉时曾受到一艘英国炮舰的骚扰，现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帝国主义又来炫耀武力，妄图显示长江的水面和沿岸仍然是外国舰队的天下。但中国正在改变，事情的结局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领土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工人）。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杂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个国民党员并把他们交给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国水兵首先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示威群众人数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涌入英租界。英国人眼看形势不利并且担心继续使用武力将造成难以预见的更严重后果，就将水兵撤回到军舰上。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控制之下。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武汉政府当局将作出何种反应？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还是像过去从未发生过的那样，同人民站在一起，废止这些外国人的特权？
武汉政府一洗过去使国家受辱的作法，支持群众的行动，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后者也已为当地民众所占领）。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起了重大的作用。
据章克①回忆，宋庆龄曾同陈友仁和鲍罗廷讨论战略（章在场）。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①这里的描述根据达林《中国见闻录1921—1927》（第213—274页）中他所亲身经历的纪录，以及陈思兰的回忆录《历史的注脚》（英文）。
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也可能两者联合起来）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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