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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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已成为唯一的地方，从那里可以大声宣扬三大政策，给那些在溅满鲜血的中国土地上重新组织起来的劫余的革命力量以鼓励和宣传。此外，由于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革命一生的总结，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称是孙的继承人，所以使人们看到孙中山的年轻的遗孀和最亲密的伴侣站在捍卫孙中山遗教的队伍前列，将像一道政治上的闪电，使人震动。
　　在那些严酷的、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这位年轻妇女承受着比武汉时期还不知大多少倍的压力。来自国民党旗帜篡夺者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来自亲人们的压力中有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她的立场。在7月30日合众社记者古尔德再次访问她时，她一举戳穿了南京蒋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这个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同时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她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①
　　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36页。
　　8月1日，在江西省会南昌的北伐军部队起来反对南京和武汉的革命叛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核心，包括久战沙场的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为了重申共产党和仍然忠于革命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联盟，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将领张发奎（本来期望他会支持，但未实现）。虽然起义因遭受挫折而失败，但它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历史。（8月1日现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在上海，不少人企图用恫吓或诱骗使宋庆龄宣布不参加南昌的革命委员会。前不久还是武汉国民党领袖的汪精卫也写了一封信——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明显地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同共产党分手。但她统统加以拒绝。
　　她签署了8月间由22位国民党中央机构前高层领导人联名发表的声明。签名人中包括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和邓颖超。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遗教的叛徒”、“投向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
　　（一）决定性的行动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①。她在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①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63页。
　　“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
　　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为中国的现代化铺平道路，则已为历史所证实。
　　从一般真理，她进而谈到具体任务和政策：“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援。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们在数量上既然如此众多而且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那末，如果我们要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和切合实际，很显然地就必须把他们吸收进来。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共产党——这是宋庆龄从历史中得出的新的教训，现在作为她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公开发表出来。这个看法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
　　接下去，她谈到国际方面：“孙中山的第三项政策是关于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同样地，他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他相信，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孙中山不怕也不耻于承认他这个革命的论题，因为他知道，法国曾经通过拉斐德在美国革命中起了客观的革命作用（这里不妨重提一下孙中山在1923年曾把鲍罗廷比作当代的拉斐德——本书作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中，也还有很多同样的例子。”
　　宋庆龄着重指出，“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才使国民党“在北伐中取得伟大军事收获”“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迫得列强的代表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在会议上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
　　紧接着是鞭挞性的对比：
　　“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
　　“……这样惊人的变化，原因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反动派在广州、南京、上海、长沙以及最近在武汉的行动中我到答复。农民、工人、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这是因为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相信他们能够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
　　最后是她自己的保证：
　　“他们必然失败……但是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最后崩溃殃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孙中山活着，他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
　　同她发表声明的做法——那是公开和俾众周知的——成为对照，宋庆龄实际的旅行安排必须十分秘密。章克后来知道了经过情况，他回忆得起来的是：①
　　①宋庆龄着《为新中国奋斗》，第8—11页。
　　宋庆龄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三天，请雷娜·普罗梅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安排这次旅行——她自己、陈友仁和两个女儿、曾任武汉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没有船去海参崴，但8月间有条带客房的货轮，在此之前，她们这批想走的旅客只能静候。用假名住在市区旅馆里的陈家父女三人要尽量少出门。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宋家的人不断敦促庆龄不要说任何有利于已“被摧毁”的共产党的话，特别是不要不客气地反对蒋介石。她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准备出国。
　　汪精卫给她的信①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当天写的，一开头假惺惺地说，“闻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当指宋之“七·一四”声明），更为惊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汪精卫名兆铭），能不服膺。”接着闭口不提他在两周前下令“分共”、实为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反诬“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然后挑拨说，“度夫人闻之，亦必深责共产党之反复无信”。最后又说，“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几句话表现出他的反动和伪善面目。未庆龄对汪此信同对其他各种压力一样，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作了回答。
　　①章克自己不是同宋庆龄等人一起走的，但她们到莫斯科不久他就遇到了。他随同鲍罗廷等苏联专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友仁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一些人，乘汽车取道蒙古赴苏。邓演达也是走这条路去的，乔装为苏联军事顾问捷罗尼的中国厨子。
　　8月中旬，雷娜·普罗梅得悉苏联货船已到并且知道了上船的办法。在深夜里，宋庆龄和雷娜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汽车。清晨3点，她几和陈氏父女、吴秘书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货船在拂晓时启碇。
　　陈友仁大女儿思兰的叙述略有不同①。她写道，陈友仁先从汉口到上海，装扮成一个日本人，因为他是被悬赏通缉的。两个女儿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马路上碰到的。她们年轻，不耐烦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参加聚会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会上，她们被上海的一个外国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认出来了，幸亏没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个索科尔斯基老想结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实际上当时他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密探。以后，他成了美国的一个喜欢叫嚣的右翼专栏作家。）
　　①汪精卫的信一直保存下来，现陈列于上海宋庆龄故居。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32页。
　　据思兰回忆，她们姐妹上苏联船时，宋庆龄、她们的父亲、雷娜和吴教授（秘书长）已在甲板上等她们了。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她们在上海时认识他，称他“李先生”，但此刻别人介绍他是“鲁宾斯坦先生”。
　　思兰回忆说，这条船又小又旧，在长达7天的航程中，天气很坏，常有暴风雨，大家都晕船，受了不少罪。
　　但到了海参崴之后，一切都两样了。一行人乘坐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经过11天横越西伯利亚的旅程，到达莫斯科。由高级苏联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沿途照料一切。每到一站都有群众欢迎，把他们看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刚刚经历过本国革命的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厚的同志式感情。
　　1927年9月6日到达莫斯科时，聚集在月台上欢迎他们的有工人、农民、青年、机关工作人员和华侨的代表团，还有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哥伦泰夫人（教育人民委员）。哥伦泰夫人是妇女领袖、老布尔什维克，但出身于贵族家庭，受的也是贵族教育。她将担任来自中国的这一行人和苏联当局之间的联络员，同宋庆龄住在一所房子里。据章克说，这两位现代化的、会多种语言的女革命家相处得很好，常常谈论苏联、中国和世界事务。
　　在到达时发表的声明①中，宋庆龄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
　　①陈思兰书，第89页。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你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却根据国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这段话显示她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毛泽东稍早时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国民党左派”那样对农民运动有一种出自阶级根源的恐惧，也不像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那样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着重指出，今天的反动派是昨天的“革命领袖”。
　　“几个月以前，广大的长江中部地区还是为反抗世界帝国主义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中心，但今天已经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众信任为国民革命领袖的人物，现在却领导着这个可耻的反革命，这对于中国来说，确是莫大的污辱。
　　“……所以我这次访问苏联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她坚信革命将取得胜利：
　　“在革命旗帜的掩护下，新的封建军阀背叛了革命而抬了头……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最后，她又像常作的那样，把话回到她已故的丈夫：
　　“孙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实现他的一个最珍爱的愿望——亲自到莫斯科与中国的坚强的革命友人们会谈……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二）在莫斯科：鼓舞和困扰
　　在苏联首都，宋庆龄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它的大理石镶嵌和镀金工程是如此富丽堂皇，就连在芝加哥有钱人家养大的雷娜·普罗梅也说，她在那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在下房呆惯了的厨子从正门进了上房”。（尽管庆龄沮丧地说过，某些基本的卫生供应品这里却付诸阙如。）
　　同住在这所宅子里的有李维诺夫和他的英国夫人艾维，还有哥伦泰夫人。孙中山在早年流亡时期的旧友。现在苏联外交事务的负责人格奥尔基·齐契林在这里设宴款待宋庆龄和陈友仁，陪客中有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他以深刻揭露战争罪恶的小说《火线》享誉国际，以后像宋庆龄一样，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战的积极分子。）
　　在宋庆龄到达后不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关于他到“糖宫”去找宋庆龄的经过，他曾有过一段有趣的、幻想式的描述。他说，在“糖宫”那布满走廊和厅堂的迷魂阵里，他最初撞进了艾维·李维诺夫的房间，艾维“强征”他同她一起在一架大钢琴上演奏两重奏，最后，“我被引进……孙夫人住的房间。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开阔的，宋庆龄站在中间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她多年来第一次作欧式打扮，因为穿着短裙而显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确实使她看上去像个15岁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运之间的对照任何时候都是强烈的，但最强烈的要算那个晚上了。”①
　　①《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16页。
　　希思关于宋庆龄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忆是在另一个晚上到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苏联作曲家赖因霍尔德·格利尔创作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这件事在陈思兰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过。看来中国客人们并不很喜欢这个舞剧——虽然它是献给中国革命的——因为剧中的中国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苏联海员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种家长式统治的态度写得头脑简单、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书，第268页。陈思兰书第95—96页上有关于这次宴会及在“糖宫”的其他活动的叙述。以后“糖宫”曾有几年租给美国驻苏大使馆。
　　希恩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庆龄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觉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没等正片开映就离席而去。①
　　①尽管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感情是真诚的，但已掺杂了一些家长式的味道，如同这部芭蕾舞剧所表现的。在这一点上，苏联人一直感觉迟钝，并且变本加厉。据苏联外交官及汉学家费德林的记述，在20多年之后，苏联居然仍用这部芭蕾舞剧来招待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虽然主人的用意是赞颂，客人们仍然感到它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感。
　　宋庆龄在莫斯科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加里宁农民出身，土生土长，当时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夫人是一位心胸开朗的俄国妇女，对庆龄很热心，有时乘三匹马拉的雪橇来接庆龄去郊区林木繁密的阿尔汉格尔斯库耶村。她们坐在雪橇里，身上盖着皮毯，一路观赏冬景，最后到加里宁的官邸别墅小住。在这里，女主人使庆龄觉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还不断问庆龄她能再做些什么使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适有趣。宋庆龄从没忘怀她的热情。①几十年后，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重访莫斯科时，她专门提出想看一看这个地方和加里宁的遗孀。她试了两次。②第一次是1953年，没有成功，因为尽管加里宁身居高位，他的夫人却由于斯大林的病态的怀疑心理而被流放出莫斯科③。到了第二次，在1957年，庆龄才得以见到此时已上了年纪的加里宁夫人和另一位老朋友法尼娜·鲍罗廷夫人。
　　①希恩书，第269页。
　　②美国记者和工会活动家玛丽·希顿·沃尔斯曾在本世纪20年代初访问过莫斯科。她写道，“我变得非常喜欢加里宁的妻子，有生气、快乐、勇敢、年轻——她属于那种最好典型的俄国妇女。”（见沃尔斯着《蠢事的注解》（英文），第381页。）
　　③据1986年与已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姜椿芳的谈话，他1953年曾陪同宋庆龄访问莫斯科。
　　在北京寓所的床头柜上，宋庆龄一直放着一个装有她同加里宁夫人1927年合影的镜框，直到她1981年逝世。（现仍按原样存放。）
　　宋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是在1927年莫斯科所能提供的最好条件①。但她的整个处境却相当困难。她到莫斯科来是为了重新评估和重新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中国革命同它的唯一朋友——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经验的激烈争吵。这场争吵，不仅就中国革命本身进行辩论，还成了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的筹码。斯大林同托洛斯基相互指责，都说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中国革命惨败的责任不在自己。鲍罗廷是宋庆龄所喜欢和敬重的。他同斯大林关系密切，但在中国出岔子的时候，他作为斯大林的人正在现场，所以成了使斯大林发窘的话把。在共产国际内部，他被作为在中国受挫的替罪羊——他对中国的败局有一定责任，但决不能负全部责任。鲍罗廷原来的“保护伞”——印度人罗易也曾被派往武汉，但此刻却同别人一起责备他，要他为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负责。鲍罗廷没完没了地做检讨，这位中国革命的前任高级顾问现在不能过问任何中国事务，也不能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相聚。他很少见到宋庆龄和她的同伴，在见面时几乎什么话也不说，有时派他的妻子来。这样一种勉强的关系同他们在广州和武汉时完全不同了，当时他们作为政治上的同事和家庭友人是经常聚在一起谈天的。
　　①加里宁夫人不愿意谈她的不幸遭遇。据说这同莫洛托夫的夫人正好相反，她有类似的遭遇，但逢人便说。
　　事实上，中国既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舞台（不论就本国或国际而言），它就不再能引起莫斯科的迫切关注，而成为小事一桩。企图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多半只是为了论战，而不是真正的深入研究。苏联领导层中的争论双方，在苏联及其他外国共产党人中、在莫斯科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中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宋庆龄觉得她不了解这些斗争，也不应当介入。
　　在个人方面，虽然她能对付中外右派对她政治立场的攻击并且乐于一拳一脚地同他们战斗，但当有人企图用有关她私生活的谰言来损害她在公众中的声誉时，她实在气愤难忍。
　　10月间，同国民党右派在国内所造的谣言相呼应，在中国和外国都刊出了她要同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她看到，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义，而降格为“肥皂剧”①剧情中常有的一场私奔。她还看到，这又是一种诡计，想把她同受尊敬的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从而减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这是她一生最主要的目标——而战斗的力量。从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些谣传的卑劣用心和公开威胁。这是1927年9月28日美联社的一条电讯，是向全世界广播的：
　　①“肥皂剧”（Soap　opera）指美国以家庭妇女为对像、内容为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常由肥皂商人主办以推销商品，故名。——译者
　　“伦敦，9月28日（美联社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