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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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9月28日（美联社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此事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
　　这些谣言对她的伤害是那样厉害，以至于影响了身体健康。她病倒了，使人十分痛苦的带状疤疹（荨麻疹）大发作——这种病显然是先天的，因为宋家好几个人都是一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就会发病。
　　使她精神更受刺激的是同好友雷娜·普罗梅的龃龉。据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希恩的记述，雷娜早就知道外面报纸上登了上面说的这些谣传，但估计到庆龄会为此而感到痛苦，所以没有告诉她（雷娜对陈友仁说了，陈也坚持不能告诉庆龄）。正像这类事情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一样，结果反而糟糕。庆龄从高加索愉快地度假归来，刚下火车，就有人因为从《纽约时报》上读到这则谣传而向她预致祝贺。她一听就晕厥过去。①这倒不是因为妇女要为死去的丈夫终生守节这种中国传统观念在作祟，也不是担心影响她的令名。她是一位现代妇女，丝毫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从她冲破世俗网罗同孙中山结婚一事可以证明。她也没有为任何个人野心所苦恼——她向来是不愿出风头的。她所看到的是，这些语言正在扰乱和抹黑她所献身的事业——她同孙中山结合就是为了促进这一事业，现在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她保证要维护和推进的也是这一事业。
　　①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时，宋庆龄特别否认了上海流传的、说她在莫斯科生活很苦的谣言。这些谣言的散布是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使得正为她担心的母亲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回国。
　　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1月的第二个星期，聪明、勤奋、充满活力和智慧的雷娜·普罗梅——她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像一把火炬，因为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突患严重脑炎，至11月21日去世。在她病倒前几天，她还高兴地告诉文森特·希恩——他正在追求她——莫斯科列宁学院已接受她，她准备下周入学，以便为她已决定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运动服务终生（她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她的中国老朋友章克也谈到她的热诚，但补充说，她当时内心却非常不安，因为她现在既已把理想寄托在共产主义运动上并希望它团结强大，而现实却是它因派系纷争而四分五裂——章克觉得这种忧郁心情可能毁了她的健康。
　　在雷娜的丧礼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泪流满面，发表了动人的悼词。参加丧礼的除了苏共党员、中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及从广州和武汉来的老友外，还有美国人，包括激进的经济学家斯科特·尼尔林、一点也不激进的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和著名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当时是汤普森的丈夫）。所有的人都在送葬行列中，走过莫斯科大雪覆盖的街道。希恩回忆说，宋庆龄拒绝乘坐小轿车，只穿着从中国带去的单薄的皮鞋，走完全程。
　　几天之内又来了令她痛苦和气愤的第三个打击。1927年12月三日，她的妹妹美龄成了扼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的妻子。这一事件给她的伤害由于个人的失望情绪而加深。当她们一同在美国的时候，美龄实际上是由庆龄带大的；而在庆龄不顾父亲的狂怒和母亲的哀哭执意要嫁给孙中山时，美龄是站在她一边的。所以庆龄很喜欢她的妹妹。现在，美龄却把自己的命运同这样一个人结合在一起，这个人由于性格令人讨厌而且在男女关系上行为放荡，所以即使在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之前，庆龄就已说过，她宁愿美龄死掉也不愿美龄嫁给他。但当这件婚事进行的时候，美龄并没有因此而迟疑，反倒因为蒋正交好运而急于促成这一“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庆龄曾这样辛辣地分析）①的结合。野心勃勃的美龄发现，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诱惑是难以抵制的。蒋则寻求同孙中山——他宣称自己是孙的继承人——建立某种亲戚关系（即使是姻亲），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种亲属关系。宋家有钱、有西方技术、有各种关系，包括外国和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将宣布自己信奉基督教。关于此事，庆龄的评论是“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宋庆龄对于她同陈友仁关系的谣言的反应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陈思兰的书中已详述。但不妨附带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国政治问题上非常天真的外国左派，居然也会为此而表示祝贺，例如比利时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在1927年10月五日显著刊登了家和陈的照片，说明是：
　　“中国革命的两位领袖……即将在莫斯科结婚。”
　　简言之，蒋和他的政权都在拿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又试图把她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目中抹掉——这种情况使她恼怒和感到羞辱。但由于她看问题都是从原则、而不是从个人出发，所以所有这些个人的痛苦和冲击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强了她的公共活动。
　　回过头来再谈莫斯科当时的局势。它影响着中国和在中山大学的中国人——犹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阳一样。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是在1925年即孙中山逝世那一年创建的，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联合主办，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训政治工作者，如同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样。招收的几百名中国学员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指派。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有两名学员的情况是很有趣的。蒋介石为了表示积极，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时仅15岁）参加第一批学员入学。另外一位不久到达的学员是由中共留法小组推荐、比蒋经国大8岁的邓小平。邓这时已经过工作锻炼，所以担任了学校内共青团支部主席的职务。年轻的蒋经国为当时俄国共产党人表现非常突出的艰苦、无私和国际主义精神所鼓舞，也参加了共青团（他本人后来这样回忆）。在上操的时候，因为两人个子相仿，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最后作为台湾国民党政权首脑病故的蒋经国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见斯诺着《复始之旅》，第100页。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1923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①之前，在这些学员中是难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后，国民党右翼学员看出了苗头，以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讲师某些过左言论（把孙中山说成是“乌托邦主义者”）为借口，抱成一团，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把孙文主义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面。蒋经国倒不在这伙人之内。在左派和右派长达3天的辩论中，他宣读了一封告诫父亲蒋介石的信，指出，反对共产党就是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还指出，这样做同蒋介石过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蒋介石过去曾公开赞同国共两党合作，并在演说中说到这一点时常常戏剧性地挥舞手势。）②
　　①蒋经国在苏联一直呆到1937年。像许多外国共产党人一样，他在那里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他先上中山大学，后到列宁格勒一所军事学院学习，再后来参加苏联第一座大型机器制造厂“Uralmash”（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建设，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党组织和市苏维埃担任各种干部职位。（参看《独裁者的继承人》，载苏联《远东问题》（俄文）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是一位名叫沃龙佐夫的苏联历史教授。本书作者曾读到该文的中译文但未见俄文原文。）
　　②“中山舰事件”详情见本书第七章。
　　1926年末和1927年初，两派学员之间的分歧由于北伐势如破竹、大家都欢欣鼓舞而隐没下来。1927年3月，当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奔上街头，高呼“上海是我们的！”，狂欢庆祝，路上的莫斯科人也参加进来。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在莫斯科的中国人都会被人称作英雄。“上海无产阶级万岁！”和“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声溶合在一起，因为蒋介石是军事指挥员。不但在莫斯科，在其他苏联城市——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基辅、敖得萨、海参崴——和一些西方国家，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世界革命20年代初期在欧洲遭受阻碍和挫折、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也失败了，但现在看来在东方却正在复兴。
　　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一切都变了。上海工人曾经为蒋介石成为一个解放者铺平了道路，现在当工人们上街欢迎他的时候，他却向他们开枪。在莫斯科的学员中，亲蒋的都陆续回国了，许多人被派到特务机关工作，因为他们对左派的了解“很有用处”。左派学员们仍留下来，其中有17岁的蒋经国。在一次集会上，他宣布说，“我不再是蒋介石的儿子……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他不但是中国工农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这些话在《消息报》上发表后使他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老子反革命、儿子革命”的范例。
　　到了这一年7月，当武汉国民党不让蒋介石专美于前、继起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时，在中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国共分裂就绝难避免了。
　　使事情复杂化的是苏共党内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之间的斗争，而且同“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季克同托洛斯基有关系，还曾请他来校讲话斯大林也对学员们做过报告。那是在5月13日，即在蒋介石叛变之后。武汉汪精卫叛变之前，他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危机及前景的10个问题。①这一年11月间，托洛斯基和他的几名主要盟友和支持者（拉季克包括在内）被开除出党。（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为外国革命学生知道，因为按照当时苏联的作法——以后就改变了——外国革命学生都被邀请参加苏共的活动，甚至旁听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争论。）
　　①有关记述之一是《青年时代的蒋经国》，本书根据作者访问现尚在世的
　　中山大学学员的回忆，记录了当时校内外生活的许多具体细节。
　　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有人打出了支持托洛斯基的旗帜和标语，有人就去撕抢，中国学生中支持双方的都有。拉季克被免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后，有些中国学生也被开除了。拉季克的继任人帕维尔·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登上舞台，充当错误的清洗者和正统的保卫者。在越来越浓厚的猜疑气氛中，他们给一些学生扣上“反对派”的帽子，又把另外一些学生说成“动摇分子——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尽管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在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充满了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特别在年轻人中间。宋庆龄对此印象很深。她到达苏联不久为苏联读者写的一篇文章①中说：“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我们在中国……还没有像你们这样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也必须动员我们的青年了，因为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工作。
　　①据《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载《斯大林著作》（英文、），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243—273页。
　　“孙中山经常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青年的热情和支持。……他时常不得不请那些事务繁忙的人等上几小时或几天——但从来不让青年学生或那些年轻、热情而诚朴的工人和农民等候他。对于这些人，他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如果有人抗议说：青年们年轻，有时间等待。他就会回答说：国民党的主义只有中国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领导者们……有的死了，有的动摇了……
　　“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过去几个月中，老的领导者们叛变了。许多十五年前同孙中山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经加入了反动的行列……主要是青年领导者们，他们始终拒绝妥协，始终对抗反动派，虽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仍是会胜利的。”
　　几乎可以肯定，她这样说的时候所想到的是像邓演达（当时32岁）这样的人以及她在广州和武汉曾遇到的她的同辈人如周恩来（当时29岁）、毛泽东（当时34岁）。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她以一种既是警告、又是希望的语气写道：“这些年轻领袖们，有许多也会变得衰老，因此他们必须把革命的火炬传给今天还在学校与工厂中的男女青年们。……中苏两国的青年团结起来……就能产生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尽管中山大学的学员们在宋庆龄抵达莫斯科时集体出来欢迎她，但有许多因素使双方保持距离。在“左”的方面，有人正在贬低孙中山，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事业，她已同他们断绝关系。在苏共党内争论中卷入较深的学员又想从她的嘴里得到一些对本派有利的材料。而她作为新来乍到的人、又是这个国家的客人，不便说话。关于她被邀请去中山大学的事，说法不一，就我们所知，她去过一次。邓演达曾代她去过一次，据说被轰下讲台，轰他的是托派还是新教条主义者则谁也说不清。
　　使她感到同样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风浪影响到了她同曾在广州和武汉同过事的俄国挚友们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她同鲍罗廷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她所主要关心的事始终还是中国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国局势的变化作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打击对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时间同邓演达和陈友仁一起检讨国内的局势。他们自省：真正忠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应该得出什么经验教训？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最终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国民党组织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蚀和欺骗。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把余剩的国民党健康力量——开辟未来的核心——很好地组织起来，不让机会主义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此之前，他们曾争辩过要不要用“国民党”这个名字，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污。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让孙中山创建的党的旗帜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孙中山的最后遗教作为建党的重心。“行动”一词则是表示，斗争决不仅仅是口头的交锋。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两者交叉使用。①
　　①《青年与革命）（1927年9月），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3—24页。
　　这时，在中国国内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动。在1927年9月19日所写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苏联妇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个中国妇女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国民党”；在9月6日发表的三个声明中，其中一个的提法是“革命的国民党一，另两个是“国民党左派”。见（为新中国奋斗》，第12、13、14、17、18、19页。
　　这些暴动中有两次——虽然为时短暂——后来证明成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由此诞生。奇异的是，这次起义的地点南昌就是几个月前蒋介石建立他的第一个自立山头的右派总部的同一个城市。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25名成员中——这里不妨重提一下——有宋庆龄。
　　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参加者是各地农会幸存下来的骨干分子和安源煤矿罢工工人。他们很快同南昌起义部队中幸存下来的、经过锻炼的战士们会合，组成红军的核心，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个战略最后导致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①
　　①上引书第20—21页。
　　但对于当时来说，这个胜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还要经过以后长达22年的三大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个局势是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抗争的星火还极微弱。这使宋庆龄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讲话中所充满的对最后胜利的信念更加突出。这一信念的来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国人民的重要阶层的觉醒——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转的：“过去两年来，在广州、长沙、武汉和华南、华中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妇女，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妇女了。
　　“现在的工人和两年前不同了。他们懂得组织了，并且一度得到过政权。农民也不同了。他们懂得了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军阀的剥削……中国人民大众都懂得了悲惨的日子不是注定的，通过革命可以换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一种认识保证了胜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争论中，关于中国的某些观点双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后，几十年也恢复不过来，而且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当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后），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把它们说成是毫无希望的拼命行动。
　　1929年，在这些起义所发动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不断增长之后，他仍然这样写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来是贺龙和叶挺（两人都是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指挥员）冒险主义行动的翻版。……这一起义——在没有战争或革命的情况下——为今天处
　　在这里没有一点关于所谓“中国革命的悲剧”的暗示。这场“悲剧”是当时许多论著的主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假设的死亡，有的作者伤心、有的作者高兴。对宋庆龄来说，他的长远观点是，中国革命尽管备受挫折、也犯过错误，但它的生命力是决不会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动中表现出这一点，她就将在此后加以支持。任何对此反对或动摇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谴责。
　　她在苏联的6个月勾留，总的说来，给了她无穷的鼓舞。但在这段时期内，她也遇到了复杂的情况，还由于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一些事件而使她个人受到了深重创伤。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现在在苏共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的她的同胞们中间都出现了不团结。
　　因此，她开始感到莫斯科在当时对她来说不是最适宜的地方并在1928年春前往德国。
　　在不少著作中都记载着在此之前她曾短期离开苏联，于1927年12月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国际会议，这个组织还推她为名誉主席。在它的主席团名单中还有爱因斯坦、尼赫鲁等世界名人和高尔基（苏联）、巴比塞（法国）、罗曼·罗兰（法国）和辛克莱（美国）等名作家。
　　这次旅行过去都认为是事实，但本书作者核查了当时出版的两份布鲁塞尔报纸，证明宋庆龄在1927年12月并没有到那里去。共产党报纸《红旗》和资产阶级报纸《晚报》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报道说，宋庆龄发来了一个电报，本人没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与会，因为大会讨论到正处于反革命苦难中的中国时，总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争。
　　①《中国目前的形势》，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0页。
　　由此可见，她第一次认识尼赫鲁也不是像有些书上写的那样，是在这次大会上。尼赫鲁自己回忆，他在20年代曾见到“这位高雅的夫人。自从中国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后，她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火焰和灵魂”，他只同她谈了“短短的半小时”，但从此“一直抱着同她再见的愿望，因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给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写到了宋庆龄给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书作者研究结果，弄明白了他们的相识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鲁1938年给宋庆龄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时同您短暂相见，已有11年多了，但从那时起我一直保存着关于那次会见的生动而愉快的记忆。”②而在他的自传中记录着他“在（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