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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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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记录着他“在（1927年）11月对莫斯科作短暂访问，那是在庆祝苏联国庆10周年的时候”。③他们两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见，那时尼赫鲁已是印度总理，他访问了北京，而宋庆龄则是在1955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印度，受到尼赫鲁为她举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欢迎。
①这两份报纸的复印件承比中友好协会提供给本书作者。26尼赫鲁着《中国、西班牙和战争》（英文）。27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鲁致宋庆龄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们互致的一封电报承尼基尔·查拉瓦尔德（一位老新闻同业）在1989年复印后寄赠给本书作者，这是其中的一信。
②《尼赫鲁自传》（英文），第164页。
③尼赫鲁先后赞助了宋庆龄于30年代初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医疗队来华。
但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若干进步活动中合作。①他们也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通讯联系，信中所表达的热诚从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尼赫鲁1938年给宋的一封信中写道，“您也许记得，大约11年前您曾寄给我一幅您和孙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视同珍宝，挂在我的房间里，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总要看它。”②这些往来信件在本书中会多次提到，它们是关于中印人民友好历史的宝贵文献。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②除另行注明者外，本节所引章克的回忆均据他于1988年11月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处境之艰难可以用邓演达的经历做例子。
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官员们会谈时，他过分坚持中国革命进程的独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统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终坚定地主张中苏结成革命的联盟。很明显，曾经作出巨大的努力争取他赞同在莫斯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莫斯科有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敬重他的政治和军事业绩以及他的领导潜能。据章克回忆，①斯大林有一个晚上曾同他从8点钟一直谈到凌晨2点钟，并且在会谈结束后送他到外面门口——一种难得的礼遇。（章克本人遵照吩咐只在前厅等候。）后来邓演达告诉章，在谈话中，斯大林曾提议把邓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表示反对，除了他不同意共产党的某些观点外，他根本还不是共产党员。斯大林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一点，只简单地回答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去设法安排。虽然那天晚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也没有发生什么意见上的交锋。尽管如此，斯大林从此以后对邓演达就有了成见——他在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时经常如此——邓在莫斯科也就不能有所作为。
①1981年1月12日致本书作者的信。这可能是她第一次用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章克在回忆中说，陈友仁也认为没有很充足的理由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他预计，在日本进攻中国——几年内必将发生——之前，不可能出现新的、有意义的、以两国抵抗日本扩占领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中苏合作。
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由此达成共识；他们的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才能最好地开展。章克在回顾时认为、她还有一些个人的考虑。关于她同陈友仁“结婚”的谣传使他们最好不要呆在同一个地方。莫斯科的医生也没能治好她的痛苦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
宋庆龄在晚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①
①阿基姆娃书，227页。此书虽有英文版，但本书作者未见，故从俄文版译出。
邓演达走得最早，到柏林为宋庆龄打前站。陈友仁则去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打破“结婚”的谣言，他的子女丕士、思兰、依范和玉兰留在莫斯科学习或工作。
在离莫斯科之前不久，宋庆龄和陈友仁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谈话一个半小时。章克从陈友仁那里听说了一些这次谈话的内容：宋庆龄为中国同仁对他们在苏联所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作为左派国民党的代表，她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前面提到过的苏联年轻妇女阿基姆娃记述她有一次访问宋庆龄的情景：“那是在宋庆龄离苏前不久，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大都会饭店，她住在鲍罗廷夫妇的隔壁房间。这时正是1928年早春。鲍罗廷要我带宋庆龄去游览一下莫斯科。我就马上去看她，但发现她正在哭泣——她止住眼泪，谢谢我去看她，但要我另找时间再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①
①《1927年宋庆龄同志打给蒋介石的两份电报》，《百科知识》1981年第7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及吕明灼着《宋庆龄传》。
宋庆龄于1928年3月离苏去德，在莫斯科车站上送行的有哥伦泰夫人等。
当时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受雇任译员的章克4月间接到陈友仁的通知，要他去柏林，任务是帮助宋庆龄（章的离苏安排由陈协助）。
（三）“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决不回头”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宋庆龄对苏联的看法——就其同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始终是积极的。
1927年底，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同苏联的邦交。她在致蒋的两封电报中对此作出了非常尖锐的反应。
在12月17日的第一封电报中，她写道：“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①
①同上注。
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她的抗议和留在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孙夫人避开胜利》（英文），载纽约《SURVEY》杂志，1928年10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也报道了宋庆龄对于那些有关她的独立判断能力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包括以她是女性为由的说法）感到气愤。宋对斯特朗说，“每当我发表一个声明，他们就总是不承认我——一个女人——能有自己的见解。似乎我的所有见解都是受别人影响的，通常是说受莫斯科的影响。”对此，斯特朗加上自己的评论道，“作为一个认识宋庆龄多年的人……我可以作证：她形成自己的见解总有一个缓慢而透彻的过程，而见解一旦形成之后便会持久地、锲而不舍地加以坚持。”
斯特朗接着具体写道：
“我记得她从莫斯科电责蒋（介石）将军与俄国断交及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她发这封电报完全出于自动并且是自己动手的。我碰巧知道，那两个通常认为主宰她的行动的人，即鲍罗廷（前驻华俄国顾问）和陈友仁（前国民政府外长）是在报纸上才读到这封电报的。他们和她住在同一座旅馆里，如果她是一个不习惯于独立形成见解的人，那末她去找他们友好地商量一下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①
①关于德国方面的材料，据前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和拉尔夫·胡帕内尔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国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载《洪堡大学科学杂志》1988年春季号。蒙费尔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电蒋介石时已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德国政府在决定批准时下令，鉴于她“在共产主义及中国国民运动中的作用”及“与莫斯科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应对她实行“严密监视”。后来，在12月19日，德大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她由于健康原因推迟原定的访问。直到次年4月，应苏联外交部的请求，德国发给她有效期为3个月的入境签证。①
①致本书作者和邱茉莉的短简，1957年11月11日。
从这些日期可以推论出她的推迟离苏是出于政治原因——蒋介石同苏联断交的时候她不应该离开苏联而是留在苏联（即使是短时期的）。“健康原因”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的皮肤病情况正是她要去德国的原因之一。①
①《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5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由此可见，宋庆龄在准备离去时对苏联的感情仍像孙中山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找不到比苏联更好的朋友——或者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别的朋友。而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革命给予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这就是她在几十年中的一贯立场。在60和70年代，中苏发生严重分歧，她站在自己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边。但这不影响她的坚定信念——俄国的苏维埃革命和中国自己的革命，作为我们时代改变世界的伟大事件，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一点在这里要论述的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1927年及以后若干年里，中共的政策和领导层起伏变化，对宋庆龄的态度也有变化，这是事实。尽管如此，她越来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继续革命的唯一可能的领导力量，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全身心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努力。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屠杀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愤恨，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内“左”的和教条主义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项决议中谴责同国民党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①从广义上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但从狭义上来解释，这可以而且常常被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外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的努力最初得不到中共的回应，尽管她把自己看作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的一员，力图把其他左派团结起来，并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同中共的合作，作为实行孙中山遗教的一部分。
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187页。
对中共来说，抛掉国民党的旗帜、独立领导革命，这从历史进程来看，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但否定同任何类型的国民党左派联盟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宣称，国民党各派都已完全反动。它斥责邓演达所组织的“第三党”是乡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工具，须对之作无条件的斗争。推出一个“第三党”是有问题的——宋庆龄也没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邓演达和他的团体硬说成是反革命（他们并非反革命）、甚至说他们支持封建阶级（他们实际上是支持农民）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成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一个认识、扬弃、再认识的过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这方面犯了过分右倾的错误，放弃主动权和领导权，使党处于从属地位，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有一段时期实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联盟，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并丧失了不少机会，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只有在一支强大的武装核心力量同一项广泛的联盟政策（在党领导下的联盟）结合起来之后，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胜利建立。
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错误，特别是在同邓演达的关系上，后来周恩来曾以自我批评精神作了检讨。①
①见屈武着《操比金石节币冰雪——回忆宋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辑入《宋庆龄纪念集》。屈武是国民党左派，当时在莫斯科上学，以后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主席。“‘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是列宁用的名词，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题目。
在这类“左”倾偏向的影响下，以中共为一方、宋庆龄及邓演达为另一方的关系，在后者在莫斯科时已显紧张。在他们因各种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学讲话时，一些“左”倾的学生党员曾攻击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据说，宋庆龄“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①对于邓演达，那些年轻人“用开闭电灯和脚跺地板”②来打断他的讲话，因为他引用1927年失败的教训来反对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规定战略战术，还争辩说，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据此采取行动，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①见盛岳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65页。
②宋庆龄自莫斯科致杰西·劳埃德（后改姓奥康纳）（在纽约），1929年1月21日。
前面已经谈到，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使斯大林感到失望和恼怒。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宋庆龄和她的朋友们离开了苏联。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对苏联和苏联人民产生了反感。
1929年在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时，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回到这里真是高兴。这里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活跃的气氛……我要离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我还没有老，我盼望著有一天回来。”①
①同注38。
28年之后的1957年，她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在写给本书作者及其已故妻子邱荣莉的信中说，“我真希望你们同我一起在这里观赏一切精彩的景色、会见许多新的朋友。”①她还把莫斯科称作“我最喜欢的城市。”于孤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什么前景？这个前景就是剩下来的共产党力量的可怕崩溃和堕落为冒险主义。”
①是公使馆而不是大使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被压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外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27年又被蒋介石中断。
关于被他看作必要条件的“战争或革命”，他解释道，他指的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战争。至于“革命”，他的看法可以从下面的一连串反问中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造反？是不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得到足够的时间来治好它的创伤？或者因为颓丧虚弱的共产党已经有时间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经保证他什1同全国革命群众的联系了吗？罢工已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吗？总罢工已把无产阶级推向起义了吗？……”
从这样一些前提出发，托洛斯基论证中国农村群众的奋起和中共（在他看来已经“颓丧”）领导下建立和发展军队及根据地，是冒险主义的、注定要失败的，且毫无革命意义。
（以上引文据《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载利昂·托洛斯基着《中国革命问顾》（本文）第226——230页。）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邓演达在柏林对章克着重交待的一点、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①发生任何关系（不久蒋作宾被委任为公使，蒋在1927年12月曾与宋庆龄等人一起，为武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后投向蒋介石）。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汪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没有维持多久。②
①注视着中国事务的美国大使舒尔曼报告了他们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消息——她想避开他们的不安心情。舒尔曼1928年5月2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孙科昨抵柏林……他的继母从她的隐居处消失了……可能己听到了他来的消息。”他还报告说，孙科“因从政而发财了，而孙夫人在这里（柏林）的生活却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清贫。”
②这个地址是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的。请参看第九章有关部分。
宋庆龄在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邓演达告诉章克，“自从雷娜·普罗梅去世之后，一直没有人帮助孙夫人处理日常事务。我要你来就是为此。你来了，我很高兴。这也是为革命、为国家做工作。”
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①，是租的房子。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帮助邓收集资料，以便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时，邓演达曾同朱德（后任红军总司今）在一个革命研究小组，朱当时也在那里留学。
②邓演达着《新艺术的诞生》（1927年4月、5月）、《中国内战和文化问题》
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东西，然后来回住所，他到大学会上课（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德语课）。傍晚，他又到来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他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这批改，开始在中文写作上取得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风格。
这里对邓演达作一点补充介绍。他当时是34岁，瘦长，坦率，有军人风度（他从小就受军事训练）。他为自己树立起坚强的革命信念，并寻找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除了社会、战争和政治，他还对文化有兴趣。他认为中国的新民族文化应摆脱陈旧的封建模式，但也不应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个性解放、又要有集体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以适合中国的革命目标和未来的物质发展。①
①这一点在西方学术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共和中国人名词典》（英文），第3卷，第261页。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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