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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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中国、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未来，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但1945年究竟不再是1927年了。国内反对内战和争取新的未来的浪潮高涨。
　　何香凝在1945年11月1日致函宋庆龄、孙科和宋子文，把这一反内战浪潮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信中说：
　　“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的临终嘱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①
　　①关于这次事件可参看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603—605页。
　　但是，蒋介石不听一切劝告，一意孤行，继续展开内战。宋子文和孙科虽然有时不同意蒋，但他们终究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层，不可能同宋庆龄、何香凝联合一致行动。但人民群众不愿意回复到过去年代的情绪开始高涨和深化，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周围——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虽然反对内战，但能够对付它并最终击败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滞留了约3个月，于1945年12月回到上海——她已睽违8年的家乡——并准备进行新的斗争。帮助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运送医疗器械及药品给解放区。1944年因与蒋的矛盾，奉调回国任美军地面部队司令，旋调第十军军长，1946年病故。立场并且可说是那个时期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第十七章　在战后的上海：1946—1949年①
　　（一）和平或内战
　　1945年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时候，她是53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年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进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遗教而奋斗也已20年了。
　　①本书作者这些年在美国，没有在上海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因此，不可能像上两章那样对于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和重庆两地的工作，结合亲身经历来记述，而是尽量依据那些同她直接有关的人士的记述。——本书作者
　　正如过去常遇到的那样，她居住地的改变同一次历史性危机的发生又是重合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有过严重的压力和紧张的时期，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由于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没有完全破裂。在即将来临的和平建国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和发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不幸局面？
　　大众对国内和平的希望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1945年“双十协定”而大为高涨。但事情很明显，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正在把国家引向一场新的内战，他们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远东盟军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下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缴械投降。中国大片国土是由国民党放弃给日本侵略者的，后来由中共领导的部队夺取回来并在那里奋战近10年之久。按照麦克阿瑟这道命令，在这些地区（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干线）的大部队日军是不是就必须继续对解放区的部队作战，直到久已逃遁的国民党部队重新出现，然后向它们缴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着着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谋略。美国的舰只和飞机把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许多部队有第一流的美式装备，本来是为了打日本的）纷纷北运，为内战进行部署。国民党部队开进日军盘踞的城市和交通线后，不但不令日军缴械，反而要他们继续对中共领导的部队作战并与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经“投降”的日本在华占领军总司令同村宁次为蒋介石的国防部留用，充当反共作战的顾问。在地方上，据1946年6月号《纽约客》刊载的美国作者约翰·赫西的报道，他在山西发现武装的日军部队——这已是日本宣布投降10个月之后——在当地国民党“土皇帝”阎锡山的军队中对共产党作战。他的报道中还提到美国和日本军官一起参加了一个策划反共作战的联席会议，一个参加这一会议的美国军官告诉他，这样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他们预期不用多久他们就将在一次更大的战争——对苏联的战争中并肩战斗。
　　大批为虎作伥的伪军直截了当地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日战争期间，蒋的部下先后有57个将领归顺于日伪政权，他们本来就有这样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打算。
　　就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样，为蒋介石在外国的支持下所破坏。1945年10月的“双十协定”夭折了。共产党人决心不让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变重演，准备反击。蒋介石则决心要重蹈历史覆辙，为此玩弄政治花招、进行军事镇压，无所不用其极。经过4年断断续续的谈判和十分严酷的战斗，事情才算有了分晓。
　　国共之间的第一回合军事冲突发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国民党眼看无力占据上风，同意实行新的停战。这段暴风雨前的宁静是由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国内，全国人民反对和厌恶内战；在国际上，胜利的各盟国之间达成谅解，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它们之中谁也不想为了中国问题而产生对抗）。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方面，他们把停火不是看作迈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赢得时间的计谋，以便在美国帮助下运输、训练和扩充军队，对共产党作最后的摊牌。
　　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为了实行这个协定，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并在北京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执行小组——执行部及小组均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执行小组分赴各对峙或冲突地区，执行调处工作。
　　即使在前线暂时平静的时候，国民党在它统治的后方地区仍加紧镇压反内战运动。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省会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特务以暴力镇压、四位西南联大学生惨遭杀害的事件。宋庆龄回到上海之后首先参加的公众活动之一就是有两万人参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会。
　　后来，她又参加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李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参阅第十四章），闻是著名的开明学者和诗人。这两位举国敬仰的爱国人士只因为公开主张中国在战后应实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手下暗杀。对他们的悼念活动成了对国民党暴行的抗议。
　　像这样的集会，宋庆龄总是亲自出席。与此适成对照，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她就不去参加（她在名义上是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对她又一次运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这次全会上把她选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关键时刻一样，她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的立场。
　　她在上海居留的这一时期（1945—1949年），在国内局势的发展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六、七个月，为避免或控制内战的谈判继续着（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充当表面上的调停人）；第二阶段有三年，内战猛烈进行着。
　　这场内战本身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最初，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攻势，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并在1947年攻占了延安，从而大事吹嘘它在全国已经获得胜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的力量发展起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踊跃参军，以保卫土地改革的果实——通过土改，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解放区扩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广泛地、巧妙地开展运动战，歼灭了国民党许多大部队（国民党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土改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要为反对土改的国民党卖命）。许多国民党士兵被俘后很快就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术兵种的士兵把技术带给了原本缺乏技术的解放军。一大批美制武器因俘获或国民党部队投降而转入解放军手中。
　　最后，从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然后是总反攻，大城市相继解放。
　　同上述历史时期中的两个阶段相应，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现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它还能给解放区送去一些医疗用品及其他救济物资。在后一阶段，这样做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动大多只能限于上海，给贫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是带着一种进步的倾向和动机。在她居沪的最后一段时间，革命已经胜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项目输送供应了。
　　宋庆龄在1945年底回到故乡上海时，她个人的处境在某些方面较之战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险。战前的上海有外国租界，租界当局虽然也是反动的并且常常同中国的市政府相互勾结，但多少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动余地。战后，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归国民党统治，过去的一点活动余地也没有了。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庆龄的声望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已大大提高。
　　至于她在上海的寓所，她发现她所喜爱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孙中山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后来她又一个人住在这里继续奋斗——已经不能居住了。她告诉友人，这座房子“已被荒废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连自来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长时间和一大笔钱。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断的决定：
　　“……我想还是放弃算了……住了那么多年。当然，我对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许多使我怀念的东西……但老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抓住不放又有什么用呢。”①
　　①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第414页。
　　在上海没有住所是她迟迟没有从重庆回来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战胜利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才拨给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号（当时更名“靖江路”），本来是德国人的，作为敌产没收。1948年冬，迁到前法租界霞飞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居住（当时为林森中路1804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以后，她在上海时就住在这里，直到晚年。她去世后，这里辟为“宋庆龄故居（上海）”。她和孙中山原来居住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新中国成立后已照原样修复，作为“孙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二）从保卫中国同盟到中国福利基金会
　　宋庆龄在战后首先关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并更改这个组织的名称。她给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说，
　　“我们的‘保盟’由于形势的改变现在已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尽管可怕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面前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情况很惨……人民面临着疾病和饥饿……没有希望实现经济稳定。黑市到处存在，我们过去认为必需的东西，现在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了。”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关于宋庆龄自渝返沪后的住所，据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任舜提供的资料，宋于1945年11月乘飞机抵上海，即驱车去靖江路45号寓所下榻（房主原为德国人，作敌产没收），1947年下半年搬回香山路7号（原莫里哀路29号）旧居，至1948年5月间又迁至林森中路1804号（原房主因汉奸罪其房产被判没收，经蒋介石下令拨给孙夫人居住，香山路旧居改作中山纪念馆）。
　　这封信是给刘陈伊华的。她是一位美籍华人，在香港曾在“保盟”当打字员。这个例子说明，宋庆龄总是想着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们联系，并且不论他们职位高低，她都一样热情。
　　这封信还显示出，她总是把公众的需要放在个人的要求之前：
　　“……许多人邀请我访问美国，但我在这里的工作实在使我分不开身……我非常想去重访朋友们，再看看我儿时到过的地方。真是遗憾，环境还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
　　保盟的改名实际上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在重庆决定了的，但直到迁往上海之后才宣布。这是因为在决定改名时定下一个条件，即：“在我们为实现战后的目标而在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之前”①，暂不使用新名。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旧金山刘陈伊华，1946年3月1日。
　　但这不是说保盟的工作在迁移和改名时期要暂行停止。相反，还在重庆时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战刚刚胜利的有利时机，把尽可能多的供应品运往长期遭受封锁的解放区去。
　　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是由于形势的难以捉摸——既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也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种情况在支援解放区一所医院的事情上具体表现出来。在沿海运输恢复之后，宋庆龄就向在美国的友人发出呼吁：
　　“苏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迄今为止收到的供应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应首先得到运抵上海的物资的绝大部分。”①
　　①重庆保卫中国同盟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信，1945年9月20日、10月1
　　这所医院设在敌后的新四军地区，保盟要从重庆运物资去无论从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在上海就可以想办法了。保盟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250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苏北。但国民党的封锁事实上仍然存在，花了许多时间办交涉才从蒋政府那里拿到了许可证。即使如此，因为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原定1946年4月运到，结果迟了两个月。
　　全部设备运到后，当地县政府把一座本来准备作办公用的房子让给医院——这种作法当时在解放区是很普通的。安装工作立即开始，这所医院为了报答国际上的友好支援，保证要成为本地区卫生工作的模范。为了帮助这所医院，受过西方培训的一些医生志愿从上海去苏北服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医生和一位波兰籍医生（后者同他的从事医疗技术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内战时“国际纵队”老战士）。担任医院化验室主任的一位中国医生是著名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中国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并曾在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多年。他承担了为当地培训35名技术员的任务。这种志愿从大城市到艰苦的内地去工作的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员代表了当时正在传播的一种新的精神和对中国未来的新希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在收到这所医院的全部装备后高兴地专函向宋庆龄致谢并开列了详细的收据。①
　　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与抗战时期游击战争中技术和物资都严重匾乏的状况相比，现在看来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现了一场劫难。蒋介石重开内战后，这所医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击的目标之一。有些新设备还没来得及打开，医院又得转移到北面数百公里处山东境内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并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成了最大的关键。如果宋庆龄和保盟的动作稍慢一点，这些进口的医院设备就永远不可能运进解放区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个办公地点是当务之急。上海的房屋本来拥挤，抗战胜利后那么多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难，房租也直线上涨。国民党当然不会帮助保盟解决房子问题。幸亏宋庆龄的交往广阔才算有了办法。她在战前就认识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颐中烟草公司任副经理，答应匀出一点地方供她短期免费使用。关于这个办公处，她写道：
　　“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经常有6到11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据上海中国福利会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谢。
　　一位年轻美国妇女西尔维亚·坎贝尔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单间办公室里只有4个工作人员……房间很小。孙夫人到办公室来，我们之中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7年5月29日。
　　虽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断拓展，会址也几经迁徙，但它的办公室多年来总是挤得可怜。后来找房子的困难，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谈到：
　　“从苏州路颐中烟草公司大楼搬出来之后，我们搬进了中央信托局大楼的一间房子，但那个经理老是打电话催我搬家，说他们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伤透脑筋，除非你有金条去换得‘优先权’或付‘押租’，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间席棚搭盖的平房，在（原来的）霞飞路一条弄堂里……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有才能的木刻艺术家，他有志去外国留学深造。我答应他想办法从某个外国大使馆搞一个奖学金，他在出国之前就继续住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至于他什么时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为现在办护照很困难。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着手修理和粉饰这间棚屋。”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后来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结婚。此处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写给在美国的双亲的，承她在多年以后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惠赠。
　　（三）在新环境中保持老传统
　　尽管条件艰苦，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庆时一样，在同宋庆龄的接触中他们感到温暖和活力。西尔维亚·坎贝尔写道：
　　“我越来越喜欢孙夫人了……很幸运，这里的会议都很不拘形式。我们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带来了‘热狗’（红肠面包）和啤酒，并且谈笑风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孙夫人一星期到办公室来两次，我们常常进行自由的讨论。”
　　在上海新参加工作的中国职员证实了办公室里这种活跃和民主的气氛。
　　一位儿童福利工作者回忆道：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她是一位伟大的名人而我不过是一个地方孤儿院的教师。但我一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房间是这么小，又听到她对我说，‘欢迎’，我就放松下来了。她信任和尊重我们，平等待人。”①
　　①同注6，1948年7月19日。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几次迁址，据《中国福利会五十年（1938—1988）》一书的记载，1946年6月迁至南苏州路175号＇按：即信中所说颐中烟草公司大楼＇201室办公，1947年秋迁至广东路86号＇按：即信中所说中央信托局大楼＇104室办公，1948年下半年迁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号办公＇按：即信中所说原霞飞路里弄内棚屋），1949年12月迁至陕西北路369号办公。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改称中国福利会，迁至常熟路157号办公。
　　一位普通工人回忆道：
　　“我初来工作时不过二十多岁……从一开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并且像慈母一样对待我。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上等级分明，贫富悬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横行。但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我们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员都一样。
　　“办公室在一楼，库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孙夫人不但去办公室，还去库房。我送信到她家时，不论多早，总见她在打字机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办公室一样，总是工作。
　　“国民党造谣说她多么有钱。实际上她一个钱也没有。她穿着朴素——总是蓝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车都不是她自己的。后来我们办公地点搬了家，她的办公室仍旧很小，不过六、七平方米，只够放她的办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带简单的午餐，如曲奇饼之类，还常常分给大伙吃。
　　“我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问我下了班做什么，我说上工人夜校，她听了很高兴，问我在学些什么、读什么书，还对我说孙中山是如何重视知识的。她说，‘我家里有地方给你住，要是在办公室觉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实际上，她是怕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晚上被抓走，因为办公室有人（国民党特务）监视，形势又很紧张。
　　“我起初称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对我说，‘叫我妈妈吧。’（在中国，孩子或年轻人可以这样称呼和父母同辈又较亲近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