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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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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第二年夏天，她给本书作者（刚从外地参观工厂回来）的信上说：
“我猜想你一定听到许多有关‘老大哥’（5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称呼）到处欺骗中国的事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干出这种事来，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来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些事情。”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但即使在义愤填膺的时候，新中国——以及宋庆龄——对创建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的看法从未改变。在后来几年中，尽管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她每逢十月革命节仍要打电报给中苏友协的姐妹组织苏中友协（总部在莫斯科），表示祝贺，并且每封贺电总要提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对于苏联在航天事业上的每一个成就——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1961年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少校上天及以后的进展——她都表示祝贺，因为她认为这些成就不仅说明苏联科学技术的先进地位，也“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核武器问题上，她非常热烈地赞扬苏联1958年单方面停止大气层核试验。
而且，即使是在中苏政治论战日趋激烈的时期，她仍坚持要她自己的刊物《中国建设》尊重事实。这一点在其他人并不总是能做到的。例如，据本书作者回忆，1966年第三期《中国建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自力更生：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吉林化肥厂正在建设中”。她看后指出，这不是事实，这个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
对苏联人民以及她所亲见亲历的他们的国家，她始终保持着热爱的感情。
1953年初，她在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回国途中在苏联稍作勾留。这是她在睽违多年之后重访莫斯科。1月13日、她会见斯大林——1927年后第一次。根据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只知道斯大林说“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她表示赞赏他的这句话。表面看来，这样的谈话未免过于简章和随便。但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在为他过去怀疑过中国人民武装能否战胜美国供应的蒋介石军队，作某种补救（一个曾同斯大林谈过话的南斯拉夫人曾写道①，斯大林明白地对他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错了，这在斯大林是难得有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直接同美军交锋中的表现，可能更加促使斯大林要这样说。
①米洛万·吉拉斯着《同斯大林的谈话》（英文）。
像过去一样，她在莫斯科觉得很高兴。但气氛严肃，有时甚至令人沮丧。她想去看望老朋友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但未能实现，只安排她乘车到城郊阿尔汉格尔斯克村原来加里宁那座乡间别墅的外面看了一眼。她想问清楚为什么，但刘少奇劝她不要追问了。（加里宁夫人其实是在被流放中，但当时没人告诉她。）她想送一件丝绵袄（中国人认为它又轻又软。最适合老年人穿）给斯大林，又碰了个钉子，因为斯大林的衣服尺寸是“国家机密”，苏方不能提供。①
①当时随同宋庆龄出访的姜椿芳在同本书作者交谈中回忆起这件事。刘少奇劝阻一节据王光美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这是斯大林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宋庆龄写了悼念文章，有两篇是英文的，分别刊登在《人民中国》1953年3月16日一期和《中国建设》1953年第2期（3—4月号）上。
1957年，她参加中共代表团再度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使她情绪高涨。
总之，宋庆龄始终珍视俄国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把它看成是孙中山最后的信念中的关键部分，也是新中国的根本信条之一。只有当苏联领导人的态度背离了她认为绝对必要的平等和同志关系的原则时，她才感到愤怒。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在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同苏联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只有像孙中山在遗嘱中所说那样“以平等待我”，才能保持良好。在历史上，苏联曾经是唯一一个宣布对中国平等相待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从而赢得中国革命者的友谊和信任的国家。随着复杂的历史进程，苏联开始采取超级大国的架势，表现出甚至对中国的内部发展也要发号施令的倾向，苏共则对中国党表现出家长制的态度。一方认为有权进行控制，另一方认为有权抵制外来控制，双方之间的冲突自然就会发展起来——即使双方是老朋友，并且都自认为是在奉行同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
宋庆龄遵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间平等关系的全面规范。“和平共处”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作为苏联外交的目标，它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避免战争（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五项原则是这一概念的发展，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同它的亚洲邻国缅甸和印度共同制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体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政府形式如何，为保卫和巩固新获得的主权，在相互关系中保持和平、友谊和互利，五项原则为此提供了基础。后来，中国又把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关系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作为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事后看来，这是中国近代整个革命经验的总结——不论是孙中山的经验、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事实上是两种经验溶合的产物）。这也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宋庆龄在思想上或在行动上始终遵守的准则。抓住这一点，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她、了解她的时代。
＇亚洲的“亲戚”＇
如果说中苏友好是她从1924—1927年以后一直怀有的感情，她的致力于争取亚洲自由的事业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她是个亚洲人。她从孙中山那里了解到，整个亚洲都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独立和自我发展。她认识了来自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孙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日本官方鼓吹的泛亚主义不过是掩盖其企图操纵和统治亚洲国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对日本的这一野心她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但是她永远保持着纯洁的理想，希望所有国家在争取解放中互相帮助并平等相待。
现在，使她十分喜悦的是，她的祖国已经站起来了，不但中国本身——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解放，而且还会使那些尚在外国统治下的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得到新的鼓舞和空前有利的条件。
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担当着一项对她来说最为合适并且使她感到十分满意的任务，那就是作为中国同那些已获自由或正在争取自由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同它们的妇女界）之间的联系纽带。
新中国建立不久，她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重述了她20多年来对中国妇女一再阐明的基本观点，即：妇女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妇女和人民有着）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亚洲的妇女们曾经长期与男子并肩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反抗她们本国的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她们曾经面对过枪口、集中营的酷刑和种种可以想象的惨死。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印尼和其他各国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妇女可以引以为荣的。”①
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在这篇讲话中，她还着重讲到苏联和新中国妇女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有关亚洲的方面，其他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将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题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说：
“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武装群众在一切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终究会赢得胜利的。……中国如此样南与朝鲜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标志着力量的日益转移，成为对于今天的亚洲说来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实。……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①
①《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44—249页。
这些话表达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即：亚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终于开始、并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两个星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妄想“压平”新中国，但终被志愿军击退。（朝鲜的斗争以后在中美关系部分还会谈到）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强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别是在亚洲）联系起来。（有一些西方代表团集中注意大国之间的缓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义这个有刺激性的问题，而这种观点并未受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前面提到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发表的中印、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文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①
①《五大原则》，载《人民日报》1955年3月25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7页。“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及整个世界事务中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它是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相互沟通的主要桥梁。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有的已独立、有的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聚会，共同商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过去都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来作出的。后来，它又成为不结盟运动、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最后又在中国倡导下使之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
＇对印度的情谊＇
50年代初，宋庆龄对印度的感情再次开始表现出来。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批文化活动。1951年5月，她寄词祝贺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说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出：应在古代就已树立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全副的力量”。①
①《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81页。
十年前，她同尼赫鲁曾表示希望在两国获得自由后见面。这个愿望在1954年实现了。10月19日，已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宋庆龄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在毛泽东主席举行国宴招待尼赫鲁时，她陪同毛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她家里来共进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领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在欢迎词中说：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论中国和世界受到什么样的风暴袭击，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始终为和平呼吁。”据一位感觉敏锐的观察者说，尼赫鲁致词时的“那种声调是他在对欧洲来宾致欢迎词时从未出现过的”。①
①詹姆斯·贝特兰着《重访中国》（英文）。
致答词时，宋庆龄说，“我的印度朋友曾经两次邀请我来贵国，然而英国当局两次都拒绝发签证给我。现在伟大的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才使得你们的老朋友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妇女团体）的热情欢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她说，“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35页。
在回到北京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①中，她说：在印度，同在她访问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她体会到“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这无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首次访印时所受到的欢迎一样——那次苏领导人的访问她在报告中提到了并加以赞扬。
①《人民日报》，1956年3月11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7期。
接着她谈到印度人所询问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
“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的人士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表示非常重大的兴趣和关怀。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产不增加，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有所发展。如果生产增加的速率不能高于人口增加的速率，那就很难解决粮食问题。”
在这里，尽管她说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高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是正确的，她也表述了当时中国官方所持的错误观点，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
“一部分受帝国主义学者所说的‘人口论’的影响的印度朋友们，一向怀疑是否有办法解决因人口迅速增加而发生的经济问题。现在听到我们平均每年农业生产的增加竟能超过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听说他们准备组织考察团来我国访问，想了解我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和发展的秘诀。”
在更为健全的立场上，她提到了新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长期问题，即政治独立之后必须继之以经济独立：
“在孟买住在省长的官邸。官邸三面临海，风景美丽……我国唐朝的时候，许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国来经商都要经过这个海湾。唐宋两代，广州、泉州和阿拉伯海湾一带的国家的商业来往、非常繁盛。而现在印度的对外贸易都要靠帝国主义的船舶。他们和我们的贸易往来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发展，缺乏海上运输工具也是一个原因。帝国主义者在航业上的垄断实在是我们两国之间大规模经济交流的阻碍。”
她很高兴地知道在深水港维扎格巴塔——从加尔各答飞往马德拉斯时曾途经此地——印度的造船业将要开始发展。
以后，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并在西藏边境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在中印关系史上、在宋庆龄对印度人民的情谊上，这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两国共同的历史经历以及在和平发展中的基本利益。在这里，关键是信守两国所首先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
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受到十分；隆重的礼遇和热情的欢迎。年初，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前往缅甸。在缅期间，她再次强调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仰光大学发表的演说①中，她指出，“这一切（指上述二事）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不安”，他们虽然已经不再处于直接统治的地位，但仍然企图支配我们，并“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为了挫败这种阴谋，亚洲人应该团结一致，维护独立，并发展经济和掌握科学，以加强民族独立。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但仅仅经济和科技是不够的，还要提高认识。在缅甸独立日后两天（1月6日）举行的、由吴努总理主持的大会上，她在演说①中指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同世界和平的关系”。只有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力量才能阻挡侵略者。她在曼德勒演说时以会场附近故宫旧址的一段缅甸的史实作例子。缅甸最后一位国王思宝的王宫在英国人占领缅甸时被英军用作总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入侵，又成了日军总部旧本投降，缅甸人收复了这所王宫，却又遭到卷土重来的英军的轰炸，变成一片废墟。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8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3期。
在巴基斯坦，她强调不但应该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她显然是指印度——也应如此。
正是这些希望亚洲人捐弃前嫌、并肩屹立的号召极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唾沫飞溅的评论可作一例：
“现已六十一岁的孙夫人是一个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处兜售红色中国的共产党路线的贩子……赤色份子的战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脱离西方阵营……”①
①《叫卖共产主义的人：孙逸仙夫人》，美国《时代》杂志（英文），1956年2月6日。
仅仅几年前，同是这本喜欢滥用形容词的周刊，还在令人作呕地称颂她：“小个子、有精神、坚贞不屈的孙夫人……是中国的民主良心”，“文雅的孙夫人……为她已故伟大丈夫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纲领仗义执言”，如此等等。①
①这里的引文分见美国《时代》杂志（英文）1943年2月15日一期所载《中国：黑暗时刻》一文及1946年2月14日一期所载《来自重庆的呼声》一文，后面一篇文章还配了一张宋庆龄的照片，说明是：“另外没有人敢这么说”。
（她的已故伟大丈夫的学说毫无疑问是主张民主的，但丝毫不是自由主义的。无论在社会方面或民族方面，它都是革命性的。在转向同苏联结盟之前很久，他已经作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保护资本主义的，宋庆龄的观点不是背离了、而是继承了他的学说。）
在巴基斯坦，如同在缅甸一样，她宣扬的不止是现代化。她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达卡当时是东巴基斯坦首府、现为孟加拉国首都。）她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在讲话中着重提出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我说，人类的进步是愈来愈快的，这固然是由于文化的积累，可是也由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程度不断的提高。广大人民一旦有了这种认识，就发生伟大的力量。历史证明凡是觉悟了的人民都曾推翻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了自己国家的独立。”①
①同注36。
从这里，人们似乎听到了孙中山“知难行易”和马克思“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名言。
在访问巴基斯坦半年之后，宋庆龄又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她在讲话中说，“在你们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心常常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之间友谊的增长和我们的合作的扩大，对于必将属于我们的最后的和必然的胜利，是重要的。”她敦促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这个群岛的千百万中国人同侨居国建立坚实的联系。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
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国宴上的讲话中说，他年轻时曾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把它译成印度尼西亚文。正是这部书鼓舞他去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他说，孙中山早就高举的旗帜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所有的亚洲人。他同尼赫鲁一样，对于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的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这样一种情绪的象征就是万隆——1955年4月，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城市，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举行国际会议，表现出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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