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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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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关于青年宋庆龄的背景和所处环境（生活环境及国际环境），已经叙述——有些只是揣测——得够多了，足以使读者对她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
现在继续往下写她的生平事迹吧。
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
宋庆龄1913年自美返国途中，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在第一章最后曾提到，她带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信，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转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亲和姐姐霭龄带她到东京去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正同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一起流亡，并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计划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霭龄在当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后来的10天里，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几个小时。这样，她热切地、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密探的报告清楚地纪录着庆龄她们来访的次数。①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不错、甚至对他们表示容忍。现在态度变了。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孙中山代表民国政府率领官方的铁路考察代表团访日，还受到公开的欢迎；现在却看不到一丝这样的表示了。他现在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客人、一个正被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而东京则正在同袁勾搭，并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关于孙中山的情报送给袁。不仅孙中山的活动和计划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袁世凯的杀手一直在追踪他。
①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政治部分（1）”、编号MT103，内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务监视报告。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发现并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庆龄研究者，曾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慷慨地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本书作者。
根据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监视报告，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并且在有一次孙患病时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情和敬慕。
孙的处境很不妙。不到两年之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在全世界被称颂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和篡夺。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在孙一生中，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策划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他所一直向往的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它们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宋庆龄的心。
1914年初她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当时孙为了推倒袁世凯、重建民国，正忙于重新组党。他原来领导的同盟会曾充满希望地、然而是过早地扩充成为一个组织更为松散的议会政党国民党。这已证明是个错误。当面临考验的时候，它的党员有的转向袁的一边，有的被袁的暗杀行动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有的腐化了。孙中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坚定分子凝聚成一个更紧密、更有纪律的活动分子集体，这些活动分子他认为应是名实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于孙中山的努力，中华革命党终于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孙被选为总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现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于这个新党的强硬党纲——号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凯并重申忠于革命、生死不渝——而在于孙中山坚持全体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他。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支新的队伍在战斗中保持团结，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胜利后不致分崩离析，就同过去所发生过的那样。有些坚决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张，其中有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一对英勇无畏的夫妇。（廖是旧金山出生的华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夫妇成为宋庆龄的终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样久经考验的忠贞同志却反对孙中山这一主张，其中”有历次武装起义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胜利的组织者黄兴。他们也希望孙中山来领导，并且经验证明，孙中山从不为个人争权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胜利。①即使如此，他们不愿宣誓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事业。这使孙中山处于从未有过的孤立境地，尽管在余剩的革命同志中间他保持着无可争议的权威。
①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后国内来电促请他回去出任总统，他却置若罔闻，因为他觉得他还有更紧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于1896年在伦敦营救孙中山脱险的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与谢尔登合著的《孙中山和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对此作了亲眼目睹的记述。）同样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这个最高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在以后的年代里，宋庆龄曾这样评述，并强调这是孙中山自己后来总结出的结论：“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复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了主要依靠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的党的纪律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①
①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孙中山诞生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宋庆龄选集》。
正是在这样一些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以及个人的急风暴雨式的压力之下，孙中山同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美丽而又能干的庆龄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对宋庆龄来说，他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一位传记作者夸张地但并非毫无道理地这样说，“在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身上，‘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①
①莱昂·沙曼着《孙中山：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英文），第128—129页。
从1914年9月开始，庆龄开始每天同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担任他的英文秘书。这个职务本来是姐姐霭龄担任的，因为她要同孔祥熙结婚，所以由庆龄接替。关于这一联姻，鉴于以后的发展及它所代表的势力，应该在这里稍作一点介绍。孔祥熙是山西经营当铺和票号（旧式的银行）的富家子弟。他又是孔子的后裔，所以在中国有着最高贵、最古老的“地主—学者—乡绅”三位一体的谱系。他又是一个基督徒、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这使他跻身于中国新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最高层，在东京成为当地中国学生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孙中山的一名追随者——虽然有些含糊不定。这种情况似乎有点怪，但中国社会的上等阶层在那个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递嬗的时代，因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常常产生这样的结果。随着后来的发展，命定要成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杰出典范——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而这对夫妇的升官发财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婚——这是历史的讽刺，因为这桩婚事的性质和意图同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这里我们所注意的不是孔家，而是庆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里，庆龄接霭龄的班，在孙中山身边开始工作。
孙中山是一位喜欢同那些忠心耿耿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论这些人职位高低）交流思想的领袖。他特别喜欢同年轻有为的人交谈。从庆龄一开始来为他工作，他就这样作。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局和问题发表评论，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把外国报纸念给他听，他们一起讨论世局。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同她谈起法国英勇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①，他在欧洲时曾见过他，非常敬慕。饶勒斯在大战爆发初期勇敢地揭露这次战争违反交战双方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双方的劳动人民都应起来反对。为此，他遇刺牺牲。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13日。
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①
①科妮莉亚·斯宾塞着《宋氏三姐妹）（英文）第151、157页。
青年的庆龄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后来回忆道，“他是坚硬材料制成的”。）他的不幸遭遇深深感动了她。她沉湎于他所讲述的长期经历、他的政治信条和现持观点，以及他的行为风格。对她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的一个至诚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从孙中山这边来说，他从她那种青年人活泼的朝气中感到振作和轻松，有了新的活力去应付紧迫的公务。她的语言和工作能力以及她的颖悟大大减轻了他的日常工作。（过去他常常要亲自去作英文打字工作，现在他可以依靠她，不只是英文打字，还可起草英文信件和声明。）
孙中山还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她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过度不信任，而是因为偶一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的谨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改变她最基本的性格——开朗、坦率，并且在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条件下，就会表现出来。
1914年11月，庆龄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从日本警察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在11月29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洛士文·宋发了一封挂号信。”据同一消息来源，她在中国住了近三个月，直到1915年3月17日才回东京小住，孙去接她。这些侦探们报告说，她同他频繁会晤，直到6月21日——看来她在这一天又重返上海。一定是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讨论了结婚的计划。有人认为，这个意思双方早就有了，她父母第一次带她回上海就是因为他们觉察出了这个苗头。
廖梦醒（辛西娅·廖）曾经讲过一段她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讲给她听的趣事。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确实向宋庆龄求过婚。他们（还有孙的其他同事胡汉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腿快先到山顶，孙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据许多人的记述，1915年3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他们是在1884年经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他们都不到二十岁，事先没有见过面。）孙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①
①见梅士敏（陈树荣的笔名）着《孙逸仙和卢夫人》，载《澳门日报》（中文），1986年1月13、15、19日。卢慕贞在孙中山生时始终尊敬他，死后又为他服丧。她多年供养孙的姐姐孙妙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把她接到澳门来同住）。她还接济孙家的贫困族亲。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疏离，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卢有一个方面帮助了孙的革命工作——她解除了孙室家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后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这个威胁确实存在，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应处死。为了避开这一危险，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即使在胜利之中，她在置身于他的政治世界中时，更多地是觉得不舒服而不是快乐。
1913年，孙中山在短暂的得势之后又戏剧性地跌落下来。这在卢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作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忻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时是作主）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女青年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但据说，她曾表示为了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她不惜作出个人的牺牲。孙坚决不同意让她这样做。
不管怎样，当朱卓文把卢嘉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离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几个月之后也是这位和田瑞律师草拟了孙宋结婚誓约书并作证。）
在6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暗探尽职地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庆龄的父亲——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给同一地址发了一封给庆龄的电报。这封电报她有没有收到是个疑问，因为这时在宋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她个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离东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孙中山商定，她要去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发现两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听他们的话，宣布除了孙中山她谁也不嫁。两老勃然大怒。他们说，孙博士已经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她的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对作为一位革命家的孙中山，他们是尊敬的，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女儿去过他那种危险而又困苦的生活。但庆龄不为所动。在折磨人的争执中，她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的门已被反锁。她刚才在父母面前强忍住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1915年10月初，孙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庆龄接回日本。朱是孙的同乡，曾在美国住过几年，有个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庆龄儿时的朋友。他们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同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这次出逃后来被编成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中“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但庆龄自己从来没有加以证实过。真正的戏剧价值倒不在于经过的细节，而在于这一事实，即：尽管外表柔弱、内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庆龄一旦作出决定，她的意志就如钢铁。这是显示这一品质的无数考验中的第一次。
孙中山对他的新夫人和过去的夫人都关怀备至。对卢慕贞，他始终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有一间纪念他的陈列室，里面至今保存着他在同她离婚后的一年里给她写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国家庭的习惯称她“科母”（他们的儿子名孙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们婚后所用的旧名）。他提到给她的家用汇款（每月100至200银元）和他的身体状况，并问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别想念他，告诉她怎样分配他托她经手的给家乡穷困亲戚和村学的捐款。
（一）同孙中山的结合
1915年10月24日，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同宋庆龄和另一位中国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返回，她们是从上海来的。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的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同宋庆龄去位于朱囗的和田瑞律师家中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毫无疑问，他们结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结婚誓约书上填的日期是26日，这是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他们结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孙卢离婚之前，这是没有根据的。庆龄后来写道，“我们的政敌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的时候就结了婚”。她把任何关于他们在婚前就已同居的说法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①
①1980年9月16日、17日和25日致本书作者的信，在提到有人重复这些指责时这样说。
结婚誓约书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当局登记。这份结婚誓约书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①它体现了两性平等的精神。双方保证“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缔结婚约后，“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但这一点不可能通过袁世凯政府驻日本的使领馆办到，因为他们正要追踪和捕杀孙中山。
①影印件及译文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
这桩婚事经公开宣布后，孙中山同宋庆龄总是作为夫妇和同志在一起行动——这种情况当时在中国或者日本都属罕见。
主持婚礼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就相识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经孙的事先安排，庆龄在婚前就是住在梅屋家的。参加婚礼的是少数几个朋友，其中有廖仲恺一家。廖梦醒那时虽然只有11岁，但日文却已很流利，所以充当了翻译。
结婚那天，在和田瑞家中签署结婚誓约书后，按日本风俗，喝一种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廖梦醒问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15年后，她实践了这个诺言。（当年的女学生这时已成老练的革命者了，不再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收到这件礼物时廖梦醒还是非常高兴。）
廖梦醒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在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①
①据本书作者多次与廖梦醒的谈话。
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勾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的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小报珠访子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①。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的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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