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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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
　　1970年，《年谱》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检阅，二是接受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递交的国书。
　　在给格兰尼奇的信中①，她还是表现出一种认为整个形势令人鼓舞的语调：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中，你们可以……随时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岁了，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继续这项极有益的工作了……”
　　关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休息。”离开这座家乡城市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写到在北京的朋友、来往的减少和惯常生活的中断，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北京现状的批评：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
　　附记：2月6日是春节，但我们现在不过这些节了。”
　　＇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亲爱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对其他老朋友亲热地叫人绰号。可能由于斯特朗个性太强并且总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也可能由于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职业本能”总想把她所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报道出去，在宋庆龄同她长期相识的过程中，发生过某些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深、很牢固的，她们相互对对方本质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点是宋庆龄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就是斯特朗为人的正直。据说，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泽东为斯特朗向莫斯科说情，因为她被扣上“间谍”帽子抓起来关了几天之后被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对斯特朗这样做？她是个好人，对中国和其他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她是一个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宋曾这样对毛说。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斯特朗的信简显示出对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国通讯》宋每期必读，很赞赏并向海外友人推荐。她去世时，宋着文颂扬。在回忆她时，宋庆龄不可能不想到她们那些在30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伦将军、博戈莫洛夫等，还有鲍罗廷，这位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顾问并参与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苏共老党员，他是1949年初与斯特朗差不多同时被捕的，但他没有像斯特朗那样“幸运”（加上罪名、驱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监狱，两年后死去。宋庆龄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谴责、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苏联在共产党掌权这么久之后却发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而中国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这一直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之骄傲的事情——但现在还能这么看吗？
　　后来，她写了《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①一文，这是她对这位美国友人盖棺论定式的最后评价：
　　①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原稿时间注明为1981年2月。此文后用作《斯特朗在中国》一书的序言，该书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音信还是相通的。后来斯特朗在苏联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忧虑。最后，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来到新中国。我热烈欢迎老友的归来。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国的珍贵纪录。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壤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宋庆龄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准则一致的。这些准则是：信念，百折不挠，乐观，为事业全力以赴。在这篇充满热情的纪念文章中也体现了这些准则。
　　＇同斯诺重逢＇
　　这一年，宋庆龄在失去一位外国老朋友之后不久，却得到了同另一位重聚的忻慰。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同妻子洛易斯·惠勒①来到中国显示，在“文化大革命’冲极左势力登峰造极的掌权地位略有退潮（在此之前斯诺曾申请来华但未获准入境），并且成为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中美恢复接触的先兆。
　　①斯诺于40年代后期同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离婚，同洛易斯·惠勒结婚。洛易斯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纽约戏剧演员，他们有一子（克里斯托弗）一女（西安）。斯诺早期在中国的经历和他的成名都有海伦的一份，而在他后期备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及半流亡的生活中，洛易斯成了他最好的伴侣和精神支柱。1970年的中国之行在洛易斯是第一次。
　　对斯诺回到中国，宋庆龄显然十分高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宋有好几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其中有一次是在国庆节（那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同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亲自来定菜谱（对于她最欢迎的客人她总是这样的）。洛易斯·斯诺叙述了这几次会面的热烈情绪：“宋庆龄一直是埃德①的亲密朋友，经过这几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访问，她也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仅装着埃德，还装着我们全家。在她家里放着克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们大约8岁和6岁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寄给她的。看见这些照片，真让我十分感动。埃德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③
　　①对埃德加的昵称。——译者
　　②斯诺夫妇的儿子和女儿。——译者
　　③洛易斯·惠勒·斯诺着《庄严的死亡》（英文），第77页。
　　他们同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谈得很多，但在斯诺关于这最后一次访华的著作中却什么也没有说（这本书斯诺因患了绝症而未能亲手完成），这是很异常的作法，因为以往他总是详细地记述他同宋庆龄的每一次会晤的。也许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嘱咐他关于这次会晤什么也不要写。
　　但在斯诺那些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中①有些线索可寻：
　　①斯诺笔记承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斯诺基金会的罗伯特·法恩斯沃思博士提供。
　　9月3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上，斯诺夫妇见到了宋庆龄（“作为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在一群显要人物之中，包括老一辈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江青、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高级代表。
　　10月3日，宋庆龄请他们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们在五、六个解放军士兵面前走过，她的秘书——一个健壮的男青年——出来迎接我们。园中已是深秋景色、显得有些凋零。池里水很少，鱼都已捞走了……她的女秘书对我们这样说。男秘书陪我们……走到一株已有120年树龄的石榴村旁——溥仪出生时这树已经在那里了。（孙）夫人看来有点疲乏、有点发福……”（完全没有提到同宋的谈话，显然是因为游花园后没有时间了，游花园也许是工作人员故意安排来消磨时间的。）
　　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看来是故意回避谈别的事情。）
　　在同一页上，斯诺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错误——很有道理。”①
　　①《复始之旅》一书是斯诺离开中国多年、处于低潮时期写的，宋庆龄曾指出其中一些事实错误以及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并嘱路易·艾黎转告斯诺。
　　1970年末斯诺离开中国。1971年7月31日，他写信给路易·艾黎，谈到自从轰动一时的、出乎意料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一事发生之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现在随着更加轰动的美国总统访华的即将实现，主要的美国传播媒介都来向他紧急约稿（尽管它们仍想进行歪曲）：“……化了一星期……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稿子，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人期望从尼克松的访问中得到什么》。我原来的标题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编辑中，他们设法做了点手脚，有一处压缩成周恩来谈话而‘毛听着’……在我那句‘中国从未放弃武力收回台湾’的话中，加上‘公开’一词。”他又带点嘲讽意味地接着说，“有一件事……使我大为得意。《生活》杂志在那张老大的《纽约时报》上为我那篇文章……登了整版的广告——也是这张报纸早些时候曾拒绝刊载重要的周总理访问记，深怕上斯诺的赤色宣传的当。现在美国却听不够了。关于乒乓（外交）的报道如此之多。”
　　在同一封信里，他对自己十年前访华后所写的《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作了自我批评式的评论：“……现在我重读这本老书，常常要惊叫起来……当时我对群众的无知和偏见过于迁就，以致对美国过于宽大了……现在，《纽约时报》也在发现中国是个好地方，但当时——在书评栏里除了抓赤色分子就没有篇幅登别的东西了……
　　“全世界现在看到毛主席是个伟人，他当然是。但我的任务是使人们看到他不是妖怪而是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在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传中，他的行径使人觉得是有威胁性的。”
　　斯诺又说，除了一些错误，他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但他不愿对此自吹自擂。“请告诉对我的批评家们……我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愿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纠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保持了一贯的谦虚态度。
　　但时间不允许了。在他写这封信后不到一年，癌症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1971年：关键的年份＇
　　1971年，《年谱》上没有任何记载，但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在国内，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败仓皇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机毁人亡。这是9月13日的事。到11月，事情的内幕还没有完全公开，宋庆龄在11月11日给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的信上，赞扬他没有急于报道此事：
　　“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可不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这么说吧，这是一场噩梦——‘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①不管怎么样，勃鲁托斯还是L．P．（林彪英文拼音的缩写），都是他自己的阴谋的牺牲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出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①语出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凯撒》（据朱生豪译本）。勃鲁托斯是刺杀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以后自杀。——译者
　　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席位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窃踞了二十多年，现在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这反映出中国革命在它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改变了局面，而美国则支持蒋集团直到最后失败。
　　这样，中国尽管在国内遭到困难（一度有趋于危殆之势），在世界上的地位却不断上升。
　　宋庆龄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私人通讯中她写道：“（1971）对我们和对全世界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因为中国现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全世界人民从联合国的讲坛上听到了中国的声音。愿1972年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1年12月22日。
　　正由于形势有所好转，所以她在听到大弟（只比她小1岁）子文去世的消息时，还不至于太难过。宋子文是因为意外事故（在美国一家餐馆用餐时骨头卡住了咽喉）而死的，享年77岁。这位金融家、前国民党要人同她在政治上的争执和歧见大体上和霭龄、美龄差不多，但两人之间的个人情谊要深一些——他有时还支持她的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来是为了重新恢复同中国的接触，或者更明白一点说，是为了承认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二十多年来美国官方一直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结束了。也是在这一年，宋庆龄打破了持续五年的沉默，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月，在尼克松访问前夕，她发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①。文章的论点不是说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说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①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那末，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她接着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
　　在概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主要是在质量上——之后，她接着说：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必然是和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一军事集团联系起来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国的做法完全……是国际互助。”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文章最后说：“毛主席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
　　她为这一历史性的全面进展而感到自傲，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相对而言，挫折和困难犹如即将消失的乌云。
　　因患关节炎和尊麻疹，她没有参加官方对尼克松一行的招待会。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要我参加在尼克松访问期间的所有活动，但我在海外的朋友写信来说，他们在电视上没有见到我，感到失望。”
　　但她接着说：
　　“很多美国人去参观了我们在上海住过的房子……察看我丈夫书房里原有的藏书，甚至还有那些照片。”
　　她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显然是针对国外有人幻想新中国或她本人会改变根本观点）：“他们会发现卡尔·马克思仍然好好地在那里。”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2年3月4日。
　　1972年之后，来华的美国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都有。有她在威斯里安上学时的朋友（来的常常是这些朋友的继承人或后代），有各个革命时期同她在政治上有关系的人，也有直到最近还对中国不友好、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新的发现者”的人。对这各种类型的人，她都欢迎，只有一种人她觉得难以接受——那些了解政治实情，而“在麦卡锡时代跑得同兔子一样快——毫无骨气”的人，“但现在他们却成了社会栋梁，所以我们必须欢迎！”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理查德·杨。
　　＇痛悼挚友＇
　　2月15日，一位同这些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此极度悲痛。
　　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①，她写东西通常是很快的，但在听到斯诺噩耗后她为了写给斯诺遗孀的唁电，通宵未睡。唁电写道：
　　①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们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对埃德加·斯诺的记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长青。”①
　　①《人民日报》，1972年2月1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34页。
　　洛易斯·惠勒·斯诺在她纪念斯诺的书中谈到这个唁电时说：“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①
　　①同注29。
　　在反动势力面前勇敢无畏——这是宋庆龄认为最优良的品质之一。三十六年前，主要通过她的推荐和帮助，斯诺访问了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一篇纪念斯诺的专文中，她称赞斯诺“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根据地的中国革命。”①
　　①《纪念埃德加·斯诺》，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6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斯诺最后著作之一的书名是：《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她满怀热情地回顾她同斯诺相识四十多年来的历程。斯诺作为一位年轻的记者，“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首先来到上海，然后又深入到中国的红色区域。他在这次采访中所写成的书（《西行漫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是最恰当的铭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他“曾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也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或称‘工合’运动的一位热情的发起人。”本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他备受政治迫害。“然而，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虽然当时埃德加·斯诺并不知道，正是他于1970年12月同毛主席所进行的长谈——当时中国人民的领袖谈到为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对话，导致了中美两国人民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来的大门的打开，而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毕生所致力的事业的一个目标……
　　“……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
　　在当时的一封信①里，宋庆龄写到斯诺的遗孀洛易斯遵照斯诺的遗嘱正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带到中国，并且称赞洛易斯“她多么能为别人着想！”——因为中国政府提出愿意负担她的路费，她就宁愿坐火车而不乘飞机以节约开支。护送斯诺骨灰来华的还有他的挚友、1936年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马海德是随同一个由毛泽东派去治疗斯诺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的。在北京，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前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美丽的未名湖畔，年轻时的斯诺曾在燕大教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