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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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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
“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怀念：①“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①题词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20。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①中，她写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表露出来了。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理查德·杨，1976年9月15日。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同注60，图319。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业受到了损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①
①《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英文稿刊载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8年第6期。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①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4月17日。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部被赶下台并被送往农村，李云是其中之一。她激动地回忆起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如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她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食品，安慰他们：“别担心，你们的妈妈会没有事的！”她最后获得平反，宋庆龄见到时紧紧地拥抱她。①
①李云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88年6月10日。
在北京，她所创办的、在全世界发行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在这场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一样，它的编委之一、剧作家陈麟瑞教授和杰出的年轻编辑、总编室主任方应肠被迫自杀。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术编辑及资深摄影家顾淑型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地方，甚至在顾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许陈去探视。从创刊时起先后担任编辑、副总编辑的李伯梯、另一位副总编辑鲁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牛棚”（各单位指定的一个或几个房间，用来专门关押本单位受有组织的批判或被认为敌对的或有某种嫌疑的人）。
本书作者和妻子邱茉莉，还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被逮捕，投入监狱。本书作者和妻子1973年获释后宋庆龄的欣慰之情及以后我们的通信，这些前面都已谈到。
《中国建设》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虽然在一段时期里它不可避免地“随大流”，变成狂呼乱叫式的口号宣传。但它从1972年起就逐步恢复原来的性格和风格，比其他出版物稍早一些，这主要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这使宋庆龄极为满意。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生活
＇幽居＇
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后，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得以免于抄砸，但是这全国范围的“文革”狂潮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到。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对于那种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气愤，但她对于节约俭朴的要求是赞同的。早在1960年，因为她的房子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政府要为她另建一处新居，但她谢绝了，说“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①
①《宋庆龄纪念集》，第189页。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销招待费的。①
①本段及以下各段的内容均据本书作者1986年与宋庆龄原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①宋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6年4月14日。
＇病痛、安慰和忧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她的病痛继续折磨她，并且常常因为心境不好而加剧。
1973年年中，虽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趋于减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说，“5个多月来苦于神经性皮炎……奇痒，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说，“我的两条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缩……希望我能学会自己走到浴室里去……”，“医生要我穿钢背心（治背痛）……”①
①宋庆龄在北京致“亲爱的邻居”，1973年6月15日。
后来又添了些新的麻烦，从气管炎引发高烧，长时间卧床，到关节炎和四次摔跤受伤，其中一次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①
①同上，1973年9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3日；1975年2月4日。
但她的情绪依然是饱满的，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亲爱的邻居”，1973年3月23日。
像过去一样，她对自己健康情况的抱怨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因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气。有一次因病没能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她很沮丧。这个乐团能来北京本来使她很高兴，因为这显示出中国对外比较开放了一点，也因为她很爱古典音乐。（在“文革”初期，贝多芬也被禁，说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作用”。）
＇两个女孩子＇
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十几岁小姑娘给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减少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这两个小姑娘的父亲曾是宋庆龄的警卫员，后患了瘫痪，家里孩子太多，无法抚养。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对她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她安排她们去参军（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卫生队），但她们长大后却成为一种逐渐扩大的社会现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后来又扩大到更多的独生子女身上，成为中国在以后时期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们就缠着宋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庆龄致奥尔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袋都晕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她的活动和著作为数日增。《宋庆龄年谱》中，1976和1977年仅各有1页，但从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的记录也有6页。
这种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发，反映出她对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仍像半个世纪以来一样，丝毫没有因为近期发生的局势反复而减弱。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①中，她称颂他的优秀本质：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总理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热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她有意识地把周总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帮”的污浊作对比，她认为“四人帮”“在各方面与周总理完全不一样”
几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讯中谈到上海人民对于打倒“四人帮”的“普遍拥护”：
“毛和周的路线坚不可摧，这使我欣慰！他们两位都是如此具有远见，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帮’也休想使我们转向，哪怕只有一天！”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手迹刊于《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19。
“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人们可以看到，在根本性问题上、她把毛和周两人是不分开的。而且她的总的看法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1978年，在筹备中国福利会四十周年纪念时，她写信给一位友人①说：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3月25日。
“……40年是一个长时期，并且如果往前看的话似乎遥不可测。但几乎是一闪就过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过程在内。现在的问题是要不停顿地前进——在即将来临的巨大进步中。直到2000年！”
至于对未来的希望，她写道：
“……我很高兴，我们的内部敌人（“四人帮”）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进了。一个统一战线已成为现实，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亲眼看到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她一直认为实现四个（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是关键性的措施。这最早是由周总理在60年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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