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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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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信中，希望老校长张伯苓也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林伯渠也给老朋友覃振写了复函。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林伯渠亲笔信，返回南京。这样，国共之间开始书信往返。张子华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之后，突然失踪了！张子华到哪里去了呢？他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如此重要的密使，怎么会身陷囹圄？虽然关于张子华被捕的原因，有种种说法，近来渐渐显露出其中真实的原因：蒋介石通过曾养甫—张子华这一途径，与毛泽东、周恩来暗中来往，在国民党内是极端机密的，就连陈布雷这样的贴身秘书也不知道。张子华当时要求谌小岑在南京为他弄一住房，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宣传抗日。蒋介石闻讯，连忙下令把他抓进狱中，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一周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曾养甫让张子华去上海，为的是避开南京众多的耳目。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秘密会谈
张子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南京密电，要他去一趟南京。
在南京，曾养甫交给张子华一封致周恩来的信，托他送往陕北。
曾养甫在信中写道：“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希望国共的“切实商谈”，提高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层级别。于是，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陕北。就在这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对于抗日作了比较明确的表态：“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讲话的调子，比往日提高了一些，虽说他还只是讲“有人”，尚未鲜明地亮出抗日之旗。
中共对蒋介石的演说，作出了公开反应。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信中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信中，中共明确谈及开展国共谈判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决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刚刚发表，八月二十七日，张子华风尘仆仆，抵达“红都”保安。张子华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所带来的曾养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国民党就国共谈判表了态。毛泽东、周恩来细细读了曾养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来出面联络。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写就致曾养甫函，告知“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周恩来写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周恩来书信选集》，九十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就是说，周恩来愿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连谈判的地点，都具体提出来了。翌日，周恩来又写一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黄君”（即张子华）与“养甫先生”的往来，也提及“两先生”的“联俄之举”——陈立夫化装为“随员”和张冲一起远赴欧洲寻求共产国际联络。
周恩来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七至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来的信中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希望二陈为国共联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来还写道：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同日，周恩来还修书一封，致胡宗南。周恩来的信，称之“宗南同学”，却又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周恩来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信，南下广州，因为他得知陈立夫正在广州。九月二十日，张子华赶到广州时，适值陈立夫到广东别的地方去了。张子华见到了谌小岑，把周恩来的信交给谌小岑。九月二十三日，陈立夫回到广州，看了周恩来的信，指示由曾养甫出面，与张子华会谈。九月二十七日，曾养甫与张子华晤面。曾养甫说，国民党方面如派代表到陕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议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他取出国民党政府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交给张子华，以便周恩来能进入香港。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已确实打算与共产党谈判。
曾养甫还转告了国民党方面三项新的承诺：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毛泽东于翌日收到张子华用密电发来的消息。十月八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即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与国民党接触，也属极端机密的行动，仅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诚如国民党内，也只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毛泽东的电报写及了张子华的情况：“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即张子华）九月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毛泽东以为：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形势：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张子华于十月十四日赶到西安，在那里向中共派驻西安的叶剑英作了汇报。
十月十七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共同署名发出致“九同志”的电报，作了通报：“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指张子华）十四日回西安，携来国民党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还写及一重要变化：“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这就是说，周恩来要飞往西安，跟蒋介石直接谈判！只是事态的变化，使毛泽东预计中的“蒋周会谈”未能实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周小舟联络“姜府”和“龚府”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国共联络的另一秘密渠道。那是在曾养甫把“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交给谌小岑时，谌小岑除了通过左恭找到张子华之外，又打通了另一渠道。谌小岑记起了同乡翦伯赞。那时，翦伯赞在南京担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是湖南桃源人，却是维吾尔族。一九二四年，二十六岁的他在美国学习经济——虽说如今人们一提到他总是称之为历史学家，其实那是后来的事。一九二六年回国，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却又因“左”倾（亦即倾向中共）而失去国民党党籍。这时，他在北京结识历史学家吕振羽、谭丕谟，从此开始研究历史。翌年，他参与覃振的反蒋活动，从此与覃振结下深谊，以至担任覃振秘书。
谌小岑跟翦伯赞在一九三二年曾一起编过刊物《丰台》，知道翦伯赞与左翼人士有些联系（翦伯赞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翦伯赞起初建议，从南京狱中释放一两名中共干部，作为密使派往陕北，曾养甫以为不妥。接着，翦伯赞提及了吕振羽。
吕振羽那时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翦伯赞知道，吕振羽此人亦“左”倾，他的学生有不少是中共党员，于是建议谌小岑与吕振羽联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谌小岑给吕振羽写了一封颇为有趣的信：“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成，希即命驾南来……”信中的“东邻”，当指日本。“姜府”、“龚府”又是指什么呢？“姜”，蒋的谐音也；“龚”，共产党也。“姜府和龚府联姻”，乃是国共合作的暗语。果真，吕振羽和“龚府”有联系。他把谌小岑的信，交给了一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周怀求。周怀求这名字，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然而，一提他后来改的名字——周小舟，人们就很熟悉。周小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名震中国——诚如翦伯赞解放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亦名噪华夏。虽说他那时用周怀求之名，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称之周小舟。那时，周小舟正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看了谌小岑的信，马上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由高文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迅即致电毛泽东。电报说，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联络。
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国共之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联络渠道。为了探明谌小岑的意图，吕振羽先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由北平去南京“姜府”。这时，吕振羽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但很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信任。吕振羽在南京会晤了谌小岑，把详况写信告诉了周小舟。
一九三六年一月，南京新街口北面的一家旅馆，住进一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此人便是周小舟（从这时起用化名周小舟，与国民党谈判。不料，此后竟一直用周小舟这一化名）。他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是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是开放民主自由；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恢复民众组织和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于是，周小舟、曾养甫两人居幕后，由吕振羽、谌小岑两人进行接触。不久，周小舟回天津、北平，吕振羽则留在南京，曾养甫任命他为“铁道部专员”，发给他“车马费”。实际上，吕振羽成了中共在南京的常驻代表。这时，吕振羽提出了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三月，周小舟二进南京，通知吕振羽，中央已正式批准他为中共党员，并由王世英直接与他联系。这一回，周小舟从衣服夹层中取出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件。此后，周小舟又于六月、八月三进、四进南京。
周小舟赋诗赠吕振羽：片衫片履到都门，伫足三年悟死生；拟向荆卿求匕首，雨花台畔刺嬴秦。吕振羽则和曰：潜踪南渡到石城，艰危未计死和生；为挽狂澜联吴策，残篇断简续亡秦。后来，由于“姜府”和“龚府”已通过张子华及另一途径直接联络，也就决定放弃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转达的这一途径。
周小舟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进入陕北，向毛泽东汇报南京谈判的情景。毛泽东很喜欢这位能干的二十四岁的同乡（他是湖南湘潭县黄荆坪乡人，离韶山冲不远），留下他担任秘书。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小开”架起新的国共之桥
在中共的三位密使——董健吾、张子华、周小舟，以三条不同的途径多方奔走，国共之间日渐沟通，正式谈判的条件日臻成熟了。前文已经写及：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一支奇特的队伍从“红都”保安出发，前往西安。这一群人之中，大多穿国民党军服，唯有一人西装革履。在这支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代表团”的队伍中，那位“马夫”叶剑英是真正的首脑，而那位戴礼帽、挟黑皮包、穿西装的“秘书”，则是中共特科要员潘汉年。潘汉年身上，带着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二日写成的致蒋介石亲笔信。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件。周恩来写道：
介石先生：
自先生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唯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变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奉上八月廿五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顺祝起居佳胜！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二十一至二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潘汉年随叶剑英进入西安城，在那里秘密会晤了张学良。他还与从广州前往陕北的中共密使张子华作了长谈。
毛泽东和叶剑英之间，保持着密电往来。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时，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动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此项请告毅并转年。年何日去沪，毅何日去宁？”《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电文中的“年”，即潘汉年；“毅”，即张学良。接毛泽东此电，潘汉年便离开西安，直奔上海……潘汉年此人，有着非凡的活动能力：红军长征前夕，前往国民党陈济棠部队秘密谈判的便是他。
红军长征至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张闻天找他谈话，派他和陈云前往上海，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在苏联，他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在莫斯科，潘汉年又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
王明告诉邓文仪，将派潘汉年回国，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系人。邓文仪把回国后如何跟陈果夫联络的途径告知了潘汉年。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潘汉年抵达香港。按照邓文仪提供的途径，潘汉年给陈果夫去了一信。不久，陈果夫派出了干练的张冲前来香港，跟潘汉年晤面，然后陪他坐船到上海，再前往南京，入住扬子饭店。陈果夫又派出曾养甫跟潘汉年密谈。不过，陈果夫托曾养甫转告潘汉年：“你来自莫斯科，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当局。你最好去一趟陕北，带来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谈判的对手是毛泽东！”七月上旬，潘汉年返回上海。正值张学良和他的“秘书”刘鼎在上海。潘汉年当即通过刘鼎，跟张学良在上海一家大饭店里见了面。机智灵活的潘汉年，又通过刘鼎，于八月初从上海朝陕北进发。八月八日，他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的情况以及和国民党政府代表接触的情况。不久，他到陕北安塞，和叶剑英一起做驻守那里的东北军的工作。接着，他又来到西安，秘密会晤张学良。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他发来电报，称他为“小开兄”——他风度潇洒，如同小老板，在上海便得了“小开”的雅号。毛泽东的电报，全文如下：小开兄：（甲）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李毅兄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乙）你来信及南京密码今日收到，但张子华未到。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但如不能取道肤施，则往返需时过久。能否取道肤施，即复。二十六日二十二时《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小开”接到毛泽东电报，赶回“红都”保安，面聆毛泽东关于去南京谈判的机宜。不久，“小开”一身西装革履，出现在那支奇特的队伍中。这位“秘书”与“马夫”叶剑英一起，进入西安城……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潘汉年、陈立夫会谈于上海沧州饭店
南京方面颇为看重“小开”，因为他们知道：
第一，他来自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指定他为国共谈判联系人；第二，他去了陕北，见了毛泽东，又受毛泽东委派，指定他为国共谈判联系代表。这么一来，南京方面对潘汉年的重视，自然超过了董健吾、张子华、周小舟——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不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这些秘密联络渠道往往彼此并不知晓，以求严格保密，彼此平行不交叉。即使是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张不知杨与中共有联系，杨亦不知张与中共有联系，而张、杨又不知蒋与中共有联系。这一切，都在幕后极端秘密地进行。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如张子华知董健吾、潘汉年知张子华。潘汉年到了西安，由于要帮助叶剑英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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