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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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怀等“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份电报公开表明，为了抗日，红军的红帽子要换成“国民党帽子”了。大敌当前，国共同仇，卢沟桥的枪声，促使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迅速接近——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
　　日本内阁会议则在七月十一日发表就卢沟桥事变作出的决定：“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使中国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日本内阁的颠倒黑白的决定，在中国激起了公愤。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
　　这时，庐山上大员、名流云集，内中许多人胸前别着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徽章。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会议的特殊通行证。这特殊的会议名曰“庐山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持。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战火正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2
　　在宴会上汪精卫还发表了一通十分动听的祝酒词：我们现在耳朵里听着卢沟桥的炮声，眼睛里见着前线战士的拼命与战地人民的受苦，实在没有可以开颜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环境艰苦中，培养元气，生机不断，精神不死，实在可使我们感激奋发。谨此理由，满举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庐山谈话见闻》，《上海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蒋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有这一段话，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蒋介石语录，当时写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最明确的表态。也就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倒十分真实：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的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蒋介石这段话，说了自己为什么“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义”的原因。蒋介石的另一段话，说出了这次采取抗日态度的原因：我们的东四省东四省当时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也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了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这番演讲，极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决心。照理，这一回庐山国共谈判应该顺利，却出乎意料变得异常艰难。谈判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之间进行。周恩来带着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山，蒋介石改了两句，却又扔在一边。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内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一回，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之后，由“政训处”指挥。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道：“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他们指挥，他们就能指挥。”这一回，蒋介石又改口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这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周恩来无奈，在山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信：“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可是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那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接到周恩来发自庐山的电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决心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七月二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庐山上的周恩来：
　　周转林：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了。周恩来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
　　毛泽东派了周恩来等上庐山，诚心诚意前来谈判，蒋介石要摆架子；当毛泽东令周恩来等拂袖而去，蒋介石却又忽地电邀毛泽东本人前来南京！蒋介石是那么的难以捉摸！人们常常以为，在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才给毛泽东发来邀请电报。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便已收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紧急电报，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刚刚在庐山上谈“崩”了，怎么又会邀毛泽东到南京会谈呢？毛泽东一时弄不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急急给周恩来发电报。
　　周恩来于八月二日给张冲发了电报，告知毛泽东的意见：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去南京跟蒋介石见面的。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告知：“国防计划宜由周、朱、叶携往面交，不宜由电报拍往。”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
　　一、发表宣言。
　　二、确定政治纲领。
　　三、决定国防计划。
　　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
　　五、红军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八月四日张冲复电周恩来，说此次赴宁开国防会议。
　　这时，周恩来正和朱德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接张冲电报后他俩于八月五日来到西安。九日，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南京公开露面，而且出席国防会议，这表明红军不再是“匪军”，已经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借国防会议的机会，国共又开始了谈判——南京谈判。本来，这一回谈判，预计也不会太妙。正在这时，一桩新的突发事件，使国共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那是八月十三日，三十多万日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扑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战火，已经烧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蒋介石再也无法“委曲求全”，终于痛下抗战决心。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坚决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展开。
　　蒋介石的历史轨迹颇为令人寻味：日军每逼近一步，他就向毛泽东靠拢一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今，大敌当前，兄弟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日本“促进”了国共合作！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共谈判变得顺利了。蒋介石也不再耍脾气了。
　　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当天，蒋介石在谈判中迈出了一大步——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二十二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意味着国共公开合作。这时，朱德和周恩来已经急急离开了南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县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东北方向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名叫冯家村。全村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而已。不过，小村靠在延安─西安公路之侧，交通倒很方便。朱德和周恩来离开南京，途经西安，马不停蹄地直奔这个小村。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冯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颇为重要，史称“洛川会议”。当时，洛川正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红区交界的地方。县长是国民党的，县城里也驻扎着少量国民党部队，而四周的农村却是红军的天下。选择冯家村这个小村开会，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笔者实地采访过冯家村。那个私塾，实际上只是两孔青砖砌成的窑洞而已。窑洞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种着一棵桑树。这两孔窑洞，一孔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孔则成了会场。小课桌并在一起，放在窑洞中间，四周围着一圈长板凳。
　　长板凳上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还坐着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钟，共二十二人。会议所讨论的正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讨论的两大问题，即抗日问题和国共合作。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题报告——在当时实行“张毛体制”的中共，每逢这类会议，总是这样进行。据现仍健在的当事人傅钟回忆，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曰“山雀满天飞”。毛泽东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际，趁国共合作之际，把中共党员如山雀般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毛泽东还说，中共主力如果上华北前线，要像下围棋那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军。
　　毛泽东强调，红军虽然马上要换“帽子”，但是戴国民党帽子之后，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穿国民党军服的红军！毛泽东向来主张“党指挥枪”。换“帽子”之后的红军，仍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领导——虽然表面上是受蒋委员长的领导。
　　不过，由于国共合作，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体制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动：中共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原本叫“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起，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原主席为朱德，朱德之前的实际负责人为周恩来）。眼下，实行国共合作，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势必要取消。于是这次会议决定改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简称“中革军委”。这个“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这个“中革军委”和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旗鼓相当。
　　当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对红军的改编以及对朱德、彭德怀的任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在洛川会议上也作出相应的决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署名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际上是属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
　　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在洛川会议举行的日子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经西安前往延安，途经洛川。此人后来竟成了毛泽东夫人。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进入红区改名江青……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八省的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这样，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部队中，有两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队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紧接着要解决的是政府问题。经国共双方商定，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主席原定由国民党人士担任。
　　关于主席人选，又费一番周折：
　　毛泽东提议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蒋介石摇头；
　　蒋介石提议丁惟汾，毛泽东摇头；
　　最后选定了既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委，又是中共党员的林伯渠，算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点头。这样，在表面上，朱德成了红区最高军事首长，而林伯渠成了红区最高行政首长。毛泽东呢？他保持着中共最高首长的地位——虽说名义上中共的总负责是张闻天。毛泽东依然是红区的最高领袖，依然是与蒋介石相匹敌的“棋手”。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国共合作已到了完成最后手续这一步了，即公开发表宣言，昭示世人。毛泽东派出了博古、叶剑英去南京，完成这最后一步棋。蒋介石则派出了与博古地位相当的康泽。于是，“康泽—博古”新一轮国共谈判在南京举行。
　　众所周知，博古原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毛泽东的党内对手。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毛泽东取而代之。由于博古承认了错误，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博古带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据毛泽东称：“宣言是三月四日起草的。五月十五日交付的。”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报。这一宣言曾被蒋介石扔进废纸篓。如今，这从蒋介石的废纸篓里捡回来的宣言，重新放到了谈判桌上。康泽刚在谈判桌上坐了下来，便转达了蒋介石对宣言的意见：“你们这个宣言稿，如果只是前面的那一段，只是表示共赴国难的意见，那多好！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原来，蒋介石对毛泽东在宣言里所写的“一大堆政治主张”非常头痛。毛泽东则坚持要把那一大堆政治主张放上去。于是，双方又要进行一番切磋。内中包括对于用词的切磋。比如，蒋介石要把中共起草的文件中的“国民党”改为“政府”，中共则坚持用“国民党”。蒋介石说：“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可以用的。”
　　博古则顺着蒋介石的话，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道：“既然委员长说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就用国民党吧！”就这样，经过反复切磋，康泽和博古作为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宣言上签了字。九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寓所，与康泽、张冲、博古、叶剑英作了谈话，同意发表宣言。
　　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异乎寻常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意味着正式宣告了国共合作：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妯姑姊妹宣：在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共赴国难。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机万分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过一日——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陈布雷为之捉刀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宣称：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至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
　　蒋介石的意思是中共今后“于本党领导之下”，亦即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么一来，国共不是对等的政党，而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政党！虽说如此，蒋介石的谈话毕竟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国共合作。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以解放报记者采访的名义，发表了一大段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话，借此公开对蒋介石谈话的表态。当时的报道原文如下：解放报记者以共产党中央最近由南京中央社广播发表之宣言，影响中国时局甚为广大，特请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发表意见如下：“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救国之伟大事业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经过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该社继续发表的蒋介石的谈话，建立起必要的基础了。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蒋氏谈话中尚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尚没有能坦
　　白的承认国民党过去十年来在民族危机中的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不免遗憾！……”以上三篇文献耐人寻味，妙趣无穷：先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起草的宣言品头论足，紧接着毛泽东又对蒋介石的谈话品头论足。
　　蒋介石和毛泽东就是这样又合作又对立。不过，中共宣言的发表，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毕竟是历史性的：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从此正式开始！第五章并肩抗日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日中分工合作
　　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大敌当前之际，终于握手言和：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算起，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国共之间整整十年的内战画上句号。从此，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先生”，不再像往日那样骂“毛匪”、“共匪”；从此，毛泽东称蒋介石为“蒋氏”、“先生”、“蒋委员长”，不再像往日那样骂“蒋贼”、“卖国贼”。毛泽东当时这么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毛泽东把第二次国共合作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早年的文献中则称之为“联合战线”，如中共“二大”便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正是在抗日的旗帜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对于抗日，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共识。蒋介石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