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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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电报中所说的“莫斯科会议”，是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中国外交部长没有应邀出席。后来，根据罗斯福的提议，要发表《四强宣言》，邀请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出席并签字。
　　罗斯福除了组织发表《四强宣言》外，又提议召开四强首脑会议，即“四巨头”会议。于是，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了那份电报。说实在的，那时的中国领土，大部分落入日本手中，称中国为“强国”，把蒋介石列为“四巨头”之一，有点名不副实。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收到罗斯福的邀请电，蒋介石喜出望外。罗斯福的电报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愿意出席“四巨头”会议。
　　罗斯福的猜测不是多余的。果真，斯大林不愿出席“四巨头”会议。内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愿意跟蒋介石坐在一起开会。
　　不知是斯大林看不起蒋介石，还是由于中共的关系而不愿跟蒋介石坐在一起。
　　其实，其中的原因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苏联不愿参加在重庆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一样：苏联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签订了《中立条约》。斯大林不愿与日本关系恶化，以免腹背受敌（日本和德国东西夹攻苏联）。这样，斯大林不愿跟蒋介石坐在一起，以免过分刺激日本。于是，罗斯福只得采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办法：罗斯福、丘吉尔先和蒋介石在开罗会谈，然后，再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也就是说，把“四巨头”会谈拆成两次不同的“三巨头”会谈，避免了斯大林和蒋介石坐在一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位令蒋介石头痛不已的参谋长史迪威从重庆飞往开罗。
　　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离开重庆飞往开罗。
　　开罗西南郊豪华的米那赫斯饭店，一下子成了贵宾云集之处。饭店的总统房里，分别住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从窗口便可远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国高级官员们也住在这家饭店，以至于“浴室都紧张起来了”。四周，英国驻扎重兵保护。一门门高射炮，高翘着炮筒，日夜监视着天空。这下子，蒋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坛巨头，而宋美龄则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干练的才华、优雅的风姿、娴熟的英语，周旋于巨头之间。蒋介石夫妇在开罗，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一帧历史性的照片，成了开罗会议的缩影：罗斯福穿着深色西装，却敞着衬衫领子，没有系领带；丘吉尔一身白西装，足登一双白皮鞋，领带系得整整齐齐；蒋介石一身戎装，戴白手套，拿着大盖帽；宋美龄则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和蒋介石的交谈中，再三表示：美国不希望陷入中国内战的陷阱，要求蒋介石能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以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开罗。翌日，罗斯福、丘吉尔便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对《开罗宣言》表示同意。于是，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蒋介石开罗归来，春风满面。确实，开罗之行，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由此争得“四强”之一的地位，为后来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打下了基础。就这一点来说，蒋介石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做了好事。
　　开罗会议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召开的。进入一九四四年，世界形势大变：美国部队在日本控制下的塞班岛、菲律宾等地登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败北。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不得不因战争失利而下台，继任的小矶内阁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英、美部队于这年六月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八月二十五日，法国首都巴黎光复。苏军则重创德军，把他们赶出了国土，并长驱直入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九月，苏军攻入德国。
　　在中国，日军却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在河南、湖南、广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即豫湘桂战役爆发——这只是日军的垂死挣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不过，蒋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却日益白热化。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这颗“花生”以及那“一篮子花生”都不行，太无能。中国军队必须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岂能容忍这美国佬如此放肆？！一个参谋长，怎么可以不把统帅放在眼里？！史迪威甚至在回国述职时对罗斯福总统说：“不管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国的最高指挥权上做点文章，我们就白费劲了。”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持支持态度，这使蒋介石极为不快。其实，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连一九四四年六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也向罗斯福报告：“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罗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开罗会议时对蒋介石说过的话，希望国共合作。罗斯福托华来士向蒋介石转告：国共两党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以“充当那个朋友”。
　　罗斯福的话，使蒋介石不悦。
　　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九月十八日，两度给蒋介石发电报，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率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九月十九日，在接到罗斯福的第二次电报时，史迪威在给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写道：“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咬牙切齿地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就在蒋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来到中国。
　　赫尔利支持蒋介石，促使罗斯福转变了态度。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罗斯福总统终于下达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这下子，史迪威气坏了。他骂罗斯福是“橡皮腿”——立场不稳。可是，已无济于事，“花生”毕竟战胜了他。这下子，蒋介石兴高采烈了。他称这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他的“双十节”贺礼——自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十月十日便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发表演说，强调了抗战即将胜利，暗示要着手反共。
　　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乃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赫尔利邀毛泽东去重庆会晤蒋介石　1
　　高高的个子，蓄着尖尖的灰白胡子，文质彬彬，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赫尔利给人一种谦和的印象，不像史迪威那么傲慢。赫尔利虽是少将，最初却是文官。他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当过多年的律师。他的温文的举止，是律师职业所铸成的。后来，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上尉，卷入军界。二十年代末，他在胡佛总统时代担任陆军部长，并于一九三一年来华访问。
　　一九四三年起，赫尔利担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
　　一九四四年九月，罗斯福总统派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华，最初的使命是“促使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确立有效的和谐的关系，以便史迪威行使对于归他调遣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两个月后，赫尔利接替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跟史迪威截然不同。他跟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就强调“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对蒋介石颇为尊重，不像史迪威那样嘟嘟囔囔讥称蒋介石为“花生”。蒋介石正被史迪威弄得十分狼狈。他马上意识到，这位赫尔利是用来打败史迪威的王牌！于是，加紧了对赫尔利的拉拢。
　　蒋介石这一着果然灵验。赫尔利给罗斯福发电报，强调蒋介石“是一个统率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七年的国家元首”。他认为，美国总统不应该支持史迪威，而应该支持蒋介石。如果失去蒋介石，就失去中国的抗日力量，这问题对于正在与日本作战的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听进了赫尔利的意见，下令调回史迪威，使蒋介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罗斯福委派魏德曼中将继任史迪威的职务。毕业于西点陆军军官学校的魏德曼是一位职业军人。来华之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魏德曼从他的前任史迪威的覆辙中吸取了教训，对蒋介石十分尊重。这当然使蒋介石更为欢欣，也就更为感谢赫尔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正当延安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赫尔利兴冲冲走下飞机。“新官上任三把火”。赫尔利这一回要充当国共之间调停人的角色，以表明他要在中国干出点成绩。
　　周恩来和包瑞德在机场迎接这位穿着笔挺军服、胸前挂满勋章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包瑞德乃美军上校，在这年七月二十二日起，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来到延安，组员之中有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
　　翌日，中共与美方的谈判在延安展开。看在赫尔利是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面上，中共派出了最强大的谈判阵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美方的代表是赫尔利和包瑞德。
　　赫尔利此时显出律师本色。他说，他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只求帮助中国内部的团结，对于国共两党不偏不倚。他希望能够“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利抗日；也希望能给中共以合法的地位。他要作为国共两党的中间调停人。
　　赫尔利带来了他事先拟好的文件《为着协定的基础》，共五条。他念了起来。
　　赫尔利念罢，毛泽东并不对这五条发表意见，却问：“这五条是你的意见，还是委员长的意见？”赫尔利答：“是我的意见。”毛泽东追问道：“委员长同意吗？”赫尔利答：“已经同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深知这些条件如果事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那么，讨论这些条件等于白费时间。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赫尔利那五条，应当说还是比较公允的。毛泽东对这五条作了一些修改，赫尔利也表示能够接受。修改后的五条，正式定名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在延安王家坪举行了签字仪式。作为律师，赫尔利精通这一套：文件一式两份，每份留好三个签名的位置，即毛泽东、蒋介石以及“见证人”赫尔利。
　　毛泽东和赫尔利，一个用毛笔，一个用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名。剩下的一个空白处留待蒋介石签名。这份《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内中的中国政府指的是国民政府。协定全文如下：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赫尔利邀毛泽东去重庆会晤蒋介石　2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协定签毕，赫尔利显得异常兴奋，仿佛大功告成——虽说蒋介石尚未签字。
　　赫尔利在签字仪式的前一天，曾对毛泽东发出邀请，企望毛泽东随他一起飞往重庆，和蒋介石会谈，并出席蒋介石的签字仪式。赫尔利再三说：“我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没有正面答复，他又赶紧补充道：“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能和蒋介石会晤。赫尔利的专机正停在延安机场上。这一回，毛泽东却摇头了。这样，十一月十日中午，当赫尔利的专机从延安起飞时，坐在机舱里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同机而行的还有包瑞德。
　　赫尔利的公文包里，装着毛泽东托他转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
　　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于延安
　　在离开延安之际，赫尔利给毛泽东写了这么一封感谢信：
　　中国延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我的亲爱的主席：
　　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
　　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
　　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
　　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美国总统代表
　　美国陆军少将
　　赫尔利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
　　到了重庆，果真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不愿在那空白的位置上签名。尽管赫尔利声称那五条曾事先征得过蒋介石的同意，实际上蒋介石并不同意。蒋介石讥讽赫尔利是“大傻瓜”。十天之后，蒋介石终于作出了反应。他提出了三条反建议，作为新的国共谈判方案：
　　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蒋介石的三条回避了联合政府问题，也就回避了要害问题。这下子，把毛泽东和赫尔利已经签好的文件变成一张废纸。蒋介石很明确地表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三条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当天电复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方案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蒋介石通过他的代表王世杰，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跟蒋介石当面谈判。周恩来当即作了说明：“毛泽东同志很愿出来。他曾向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及赫尔利将军说过他很愿出来。但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联合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会谈陷入了僵局。十二月七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回延安，准备出席在翌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包瑞德同机而行。飞机在飞过西安之后，好久都看不见延安的标志——山顶上的宝塔。周恩来意识到驾驶员迷航了。他走过去对包瑞德说：“上校，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了。下面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说这时我们也应该到延安了。我想我们现在是在向西飞行，而不是向北。”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发觉不对，有点慌了。这时，周恩来说：“让驾驶员拐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后向前飞，就可以飞到一条河的上空，那条河就是渭河。然后，再朝北飞行。”周恩来仿佛成了领航员。驾驶员照着周恩来指点的方向飞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机翼下出现了宝塔。机舱里人们都称赞起周恩来，周恩来却说：“我来来回回跟国民党谈判，总是飞这条路，成了‘老经验’啦。可惜，我飞了那么多个来回，国共谈判还在‘迷航’之中。”确实，国共谈判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在周恩来、董必武回延安之后，由王若飞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延安给王若飞打来联名电报：“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到来之际，蒋介石发表了元旦广播。他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毛泽东在一月三日，便以“延安权威人士”的名义，写出了《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毛泽东以极为尖刻的语言，对蒋介石的元旦广播嗤之以鼻：“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毛泽东又在那里骂蒋介石“独夫”了！凡是这类字眼出现在毛泽东笔下之时，便是国共关系寒暑表里的水银柱急剧下降之际。在周恩来回延安之后，赫尔利几度邀请周恩来到重庆，继续谈判。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飞重庆。
　　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国共再开谈判。
　　二月十三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周恩来会晤蒋介石。蒋介石的一句话，深深激怒了周恩来，致使周恩来三天后就回延安去了。蒋介石说了这么一句话：“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蒋介石说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朋友赫尔利的态度也变了。他原来声称充当国共之间调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如今，他倒向了蒋介石，实行“扶蒋反共”。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赫尔利的变化——在毛泽东看来，以为赫尔利原本戴的是“假面具”，现在露出了真相。
　　一九四五年春，赫尔利和魏德曼回美国述职。赫尔利在美国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谈话，扶蒋反共：“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变就可以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