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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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变就可以镇压下去。”“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罗斯福总统表示接受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于四月十二日因脑溢血溘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猛烈地抨击了赫尔利：“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对台戏：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估计到抗战胜利，已是可望可及。作为政治家，他们都在考虑下一步棋：抗战胜利之后，该怎么办？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步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屈指算来，中共该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的习惯，称“七大”；国民党则该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国民党习惯，称“六全”大会。颇为有趣的是，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几乎同步召开！中共“七大”开幕比国民党“六全”大会开幕要早，闭幕要晚：中共“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开了近五十天；国民党“六全”大会则自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只开了半个月。
　　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并肩的侧面像；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浮图关中央干校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孙中山正面像。中共“七大”高悬的标语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标语依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共“七大”在《国际歌》中开始；“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国民党“六全”大会则在《中国国民党党歌》声中开始。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为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出席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七十九人，特准代表一百六十一人。对于中共和国民党来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空前的。中共“六大”是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那时中共只有四万多名党员；时隔十七年才召开“七大”，中共党员已猛增至一百二十一万，已是一个大政党了！
　　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便已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打算在翌年一月召开“七大”。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便有一句：“‘七大’开会在即，你及项英均须一月十五日前到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只是由于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使中共“七大”不得不推迟。这一推，就推迟了五年……国民党也走过了曲折的路：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有三个之多——蒋介石在南京、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各自召开了各自的“四全”大会。好不容易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算是召开“五全”大会，开幕之日便爆出汪精卫在与中委们合影时被枪击的新闻，而胡汉民则拒绝出席会议。
　　至于国民党“六全”大会，居然也有两个！那个汪精卫的国民党，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极司裴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秘密召开了“六全”大会。蒋介石得知，斥之为“伪‘六全’大会”！耐人寻味的是，陶希圣既参加了那个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又出席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主题，都是为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提出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指出，中共的方针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作了《政治总报告》，制定了国民党的方针：“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大会对外发表了《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称中共“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
　　对内秘密印发《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称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潘公展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特别报告》，则称“与中共之斗争，已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全”大会拒绝了毛泽东的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确定“国民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并由大会通过宪法”。
　　毛泽东则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加以驳斥道：
　　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是准备内战理由。这么一来，蒋介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又反对蒋介石提出的国民大会。重庆和延安，两个大会尖锐地对立着。
　　中共“七大”通过修改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方针。
　　国民党“六全”大会则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改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为行使总理职权。蒋介石可以按个人手令裁夺全国党、政、军、财一切事务。
　　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唱的是对台戏。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为中共、国民党制定抗战胜利后的政策。眼看着八年抗战即将画上句号，一场新的斗争又将开始……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说“蒋介石在磨刀”
　　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九四五年，随着夏日的到来，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高节奏向前推进：四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被处决；四月三十日，苏军把红旗插上柏林市中心的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情妇伊娃布朗自杀于德国总理府地下室；五月八日深夜，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尔斯特，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德国全权代表凯特尔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并于九日零点生效；
　　七月中旬，一千多架美国舰载飞机空袭东京；
　　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美国两架B29型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掷下第一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
　　八月九日，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七万人、三千四百多架飞机、五千五百多辆坦克在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向驻守中国东北的七十五万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同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四十五万日本平民伤亡；
　　八月十日下午七时五十分，日本外相东乡茂德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时，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此，中国八年抗战，画上了句号。爆竹声震撼着华夏大地，中国人民泪眼含笑，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发表演说。毛泽东是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蒋介石则是八月十五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往常，毛泽东的文稿出自他自己笔下，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蒋介石的文稿出自陈布雷笔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回，蒋介石一反惯例，自己执笔写了演说稿。
　　蒋介石的演说是公开发表的，是欢呼式的：“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欢呼声中夹杂着争吵声。抗日的胜利，意味着中日对抗的结束，而国共矛盾由此加剧。蒋介石在八月十一日下达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军队，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第二道命令给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第三道命令给所有伪军，要他们“维持治安”，只接受国民党部队的收编。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理所当然地引起毛泽东的愤慨。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署名“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蒋介石的电报，如今收录《毛泽东选集》——因为那电报是毛泽东写的！
　　以朱德名义于十三日致蒋介石的电报，那语调是毫不客气的：“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
　　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同日，毛泽东又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那语调更是如刀似剑，称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
　　同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阐述抗战胜利后中共的方针。由于是在党内会议上演讲，毛泽东说得直截了当。
　　毛泽东这样论及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紧接着，毛泽东这样剖析蒋介石的历史：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毛泽东发出警告，“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他非常明确地说了中共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蒋介石拿起了刀。毛泽东“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了刀。抗战的硝烟还未消散，内战的烽火眼看着又要燃起。
　　中国，来到了十字路口：
　　未来的中国是蒋介石的中国，还是毛泽东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是国民党的中国，还是中共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两种中国之命运，眼看着要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妙棋乎？刁棋乎？1
　　八月十四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前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发出“蒋介石在磨刀”的警告；后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早不晚，就在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十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那时，电报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未”即八月，“寒”即十四日。
　　在此之前，虽说蒋介石曾六邀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邀毛泽东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一九三八年七月邀毛泽东赴汉口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邀毛泽东赴西安会面；
　　一九四二年八月再邀毛泽东赴西安会晤；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邀毛泽东赴重庆晤面；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再邀毛泽东赴重庆见面。
　　这六邀，分别是通过张冲、周恩来、赫尔利、王世杰等转达的，而且都是秘密的。
　　这一回，与往日不同，是由蒋介石直接致电毛泽东，发出正式邀请，而且于八月十六日将电文公诸《中央日报》。这表明此次邀请非同小可。蒋介石决心要把此事跟舆论联系在一起，从幕后推到前台。不论毛泽东来不来重庆，都要让公众知道，都要向公众有个交代。因此，从一开始，蒋介石打的便是舆论战、宣传战。
　　向毛泽东发邀请电的主意，是吴鼎昌在八月十三日向蒋介石出的王芸生、曹谷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一九六二年六月。
　　吴鼎昌比蒋介石年长三岁，原籍浙江吴兴，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谈时任北方代表，后来任《大公报》社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此后，还曾任贵州省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近臣、谋士（一九四八年五月起任总统府秘书长）。
　　蒋介石采用了吴鼎昌的建议，并命他于十四日起草了以蒋介石名义致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不过，当蒋介石决定公开发表这一电报时，却使《中央日报》吃了一惊！《中央日报》那时的社长为胡建中，不大过问社务。主持业务的是总编辑陈训恩、总主笔陶希圣。陈训恩乃陈布雷之胞弟。陈训恩及陶希圣平时住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与陈布雷过从甚密，消息灵通。可是，中央日报社十五日深夜突然从中央社的电讯稿中，才得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一事，极为震惊。从陈训恩口中透露，此电报不是陈布雷起草，所以他事先不得而知。人们这才慢慢知悉，那电报原来是吴鼎昌的手笔……
　　幕后策划者乃赫尔利。这位“大律师”，一直想充当国共两党斡旋人的角色。十个月前，他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就代表蒋介石邀请过毛泽东去重庆。眼下，到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他更是重申自己的主张。当然，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主意，那就是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所写的：自十九年剿匪开始……我对共产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
　　对于蒋介石来说，那份电报是一步妙棋、好棋、稳棋：倘若毛泽东又借口“齿病”、“感冒”或者别的“微恙”，不来重庆，那自然是使毛泽东在公众面前输了理；倘若毛泽东来了，可以借助于马拉松式的谈判，赢得时间。因为蒋介石急于要接收大批伪军，然后部署与中共决战，正需要时间。
　　这份邀请电，对于毛泽东来说，无异于是一步刁棋：去吧，要冒着张学良、叶挺的风险，或者可能成为人质。他刚刚在延安干部会上说过蒋介石是“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不去吧，显而易见，蒋介石在舆论上要占上风。
　　面对蒋介石的这一步刁棋，毛泽东一时似乎难以作出明确的答复。他于八月十六日，给蒋介石复了一封极其简短、未作正面回答的电报：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毛泽东提及的朱德同日中午的电报，其实也是毛泽东写的！与毛泽东以自己的名义打给蒋介石的寥寥数语的电报相反，这一电报竟长达三千字！人们在研究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电报交往时，往往忽视了这份长电，以为是朱德的电报。其实，这份朱德电报也收入《毛泽东选集》，表明那确实无疑是毛泽东的手笔。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妙棋乎？刁棋乎？2
　　毛泽东巧妙地借用朱德的名义，对蒋介石的命令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六项要求。
　　电报中，对蒋介石再也不用过去那种下级对上级的口气，而是称之“你和你的政府”。这表明，抗战一结束，中共的军队再也不受制于蒋介石了。毛泽东写道：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
　　同日，还有一篇文章很值得注意。那也出于毛泽东手笔，却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评论题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干干脆脆称蒋介石为“人民公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人民公敌”，是因为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即毛泽东）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发言人十五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谈及朱德违抗蒋委员长的命令时说：“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
　　一边函电交驰，表示“共商大计”；一边又互骂“人民公敌”，剑拔弩张。笑脸和怒视交织在一起。
　　鉴于蒋介石公开发表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也把他十六日给蒋介石的复电公开发表于二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蒋介石于二十日第二次致电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蒋介石在电报中，对毛泽东以朱德名义发来的那份长电，作出答复。蒋介石仍坚持要朱德“严守纪律，恪遵军令”。接着，蒋介石这么说：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介石依然打宣传战。这份电报于翌日，发表于《中央日报》，加上了这样醒目的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
　　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再复蒋介石。这一电报手迹现保存在北京中央档案馆，一望而知乃周恩来所写。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
　　这就是说，毛泽东只答应“先派周恩来”去。周恩来和蒋介石翻来覆去，谈过那么多次。显然，蒋介石绝不会满足于毛泽东这样的答复。他以为毛泽东老样子，跟过去一回回婉拒一样，这一回也不会来。于是，蒋介石下了一步咄咄逼人之棋，于二十三日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声称连“迎迓”毛泽东的飞机都准备好了！
　　蒋介石的电报全文如下：
　　延安
　　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