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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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介石认为无法接受毛泽东的条件，不加谈论；
　　二、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介石还念念不忘他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介石根本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的民主政治；
　　四、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只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国共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
　　张治中显得很谨慎，在飞往北平前夕，又于三月二十九日由南京飞往溪口，向蒋介石作了请示。临走时，蒋介石对张治中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中共的情报非常灵敏。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得知，张治中在来北平前竟两赴溪口。这样，当国民党代表一到北平，便受到了冷遇。
　　在双方会谈时，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提及张治中两赴溪口，质问道：“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这一回的国共谈判，与往日那么多回的国共谈判截然不同。如今，中共是占了绝对优势，以居高临下之态跟国民党代表谈判。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蒋军主力歼灭殆尽，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剩的任务只是打扫战场而已！往日的国共谈判，以“马拉松”著称。这一回，则“速战速决”。中共代表团经过十来天的谈判，于四月十三日早上，向国民党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这一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意见，由周恩来起草的。
　　国民党代表团一看，大吃一惊。因为国民党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目的，而“草案”简直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书，是要求国民党政府举起双手的“投降书”。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好在那文件上标着“草案”二字，表明尚有商榷的余地。于是，国民党代表花了一天多时间进行修改，这修改无非是把过分刺眼的字句加以改动而已。四月十五日晚七时，周恩来把标明《国内和平协定》字样的文件，送交张治中。张治中一看，已无“草案”二字，而内容与“草案”相差无几。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张治中心中的困惑，特地强调了一句：“这是最后的文本。”
　　张治中当即反问：“也就是‘最后通牒’，对吗？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点了点头。张治中无可奈何道：“也好，干脆！”确实干脆，当夜九时，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全体会议。他们在一张长条方桌两侧坐了下来，而长桌两端则坐着双方的首席代表。颇为有趣，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坐在一起，竟大都是光头的，跟他们的委员长保持一致。
　　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他对《国内和平协定》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周恩来语出惊人：“这个协定是定稿，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如果南京政府不签字，到本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就要横渡长江！”周恩来的话，不折不扣，是最后通牒。毛泽东下的这一步棋，完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美梦。
　　当夜，国民党代表团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翌日立即飞往南京，把《国内和平协定》送交李宗仁，并急送溪口蒋介石。
　　李宗仁看罢，犹豫不决。蒋介石看罢，怒道：“文白（引者注：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一锤定音，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
　　国共谈判，也就告吹。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发出文件，“准备四月渡江”。如果可能，则“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就在国共和谈期间，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便已公开“正告南京政府”：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其实，周恩来在四月十五日晚对国民党代表团所说的那番话，也就是重申了毛泽东十天前对南京政府发出的警告。与往日的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其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四月二十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充满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四月十一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四月二十日。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内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一九四九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一九四九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两种不同意见，可参看陈广相《对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载《党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不久之前，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几曾何时，如今轮到毛泽东下令缉拿蒋介石了。尽管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国民党官方文件不再称共产党为“共匪”，此时毛泽东干干脆脆地称蒋介石为“匪首”。
　　蒋介石曾吹嘘长江为天险，国民党的江防固若金汤。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还有一句名言：“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就是拿笤帚柄也能保卫长江。”《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虽说国民党军队手中拿的不是“笤帚柄”，而是美式步枪、机枪，却是一支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军队。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陆平等策动之下，率部倒戈，震惊了南京……渡江之战，是在四月二十日子夜开始的——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公开宣布的时间进行。
　　仅仅依靠木帆船，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仅仅用葫芦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汤”的“天险”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的兴致特别高，居然亲自执笔，为新华社写了新闻稿，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
　　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也迅即电告美国政府：“由于要害地点守军的叛变、最高统帅部意见分歧和空军未能给以有效支持，共产党简直是可笑地一下子就渡过了长江。”蒋介石在溪口闻讯，于二十二日急飞杭州，把李宗仁、何应钦（孙科已于三月十二日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由何应钦继任）、白崇禧、汤恩伯、张群紧急召至杭州笕桥机场开会。
　　这次会议，是商讨“最后一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强调，“天险”长江虽已被中共突围，但仍要坚守宁、沪、杭。
　　李宗仁向蒋介石表示，南京眼看着保不住，他要求辞去“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蒋介石当即说：“你还是要做下去，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蒋介石和李宗仁商定两条：
　　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
　　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会议一结束，李宗仁便于当天傍晚飞回南京。这时，在南京已经可以听见枪声了！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通向李宗仁的“暗线”
　　对于李宗仁来说，二十二日之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李宗仁知道，这是他逗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眼看着南京就要落入中共之手。
　　李宗仁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在他的面前，有三条路：
　　一、遵蒋介石之嘱，明日飞往广州。因为国民政府已迁都广州，他作为临时元首，当应去广州。
　　二、飞回桂系老家桂林，重整桂系势力，保住西南一角。
　　三、留在南京，坐等中共的到来。
　　前两条是明路，谁都知道；后一条是暗路，毛泽东知道。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早已公开化。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下了一步大胆的“暗棋”，即策反！
　　毛泽东选择了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充当密使。此人名唤刘仲容，湖南益阳人。
　　刘仲容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中共有过联系。回国后，他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谋。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跟周恩来有过交往。抗战之初，刘仲容作为广西方面的代表，派驻延安达半年之久，跟中共领袖们颇熟悉。这样，刘仲容既是中共老朋友，又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部下，自然是非常恰当的密使。
　　就在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前夕，刘仲容携带无线电密码，也从汉口到达北平。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兼李宗仁联络员。
　　刘仲容在北平受到的礼遇，比正儿八经的国民党代表还高。毛泽东两次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四月二日，也就在国民党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翌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跟刘仲容谈了对李宗仁问题的三点意见：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总统。
　　二、如果谈判成功，欢迎何应钦来，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我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
　　毛泽东还谈及了白崇禧。他说，解放军过了长江，白崇禧要撤退，“我们可以不追击，他可以退到长沙”；“如果他要退到广西，也行，我们可以三年不进攻广西”。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元帅好不好？”四月五日，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紧接着，他又于四月十二日飞往北平。
　　幕后的密谈，比国共两党正式代表的谈判更为热闹……
　　刘仲容后来在北京担任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去世。中共还派出刘子毅，秘密前往南京。刘子毅在南京，跟李宗仁官邸建立了无线电联络。从此，李宗仁有了跟北平联络的暗线……就在解放军渡江之际，毛泽东通过暗线，通知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毛泽东还告知李宗仁：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将以贵宾相待”。
　　面对着广州、桂林、北平三种选择，李宗仁考虑再三，既不去广州依靠蒋介石，也不去北平当毛泽东的贵宾，而是回桂系老家去。
　　翌日上午，李宗仁的专机“追云”号在南京故宫起飞。他向前来送行的官员声称飞往广州。李宗仁的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离去时多飞了一圈，向南京投去了最后一瞥。在飞机起飞之后，李宗仁嘱驾驶员改飞桂林。当天中午，李宗仁到达桂林，住进桂林文明路一三○号私宅。在四天前，李宗仁已派飞机把夫人郭德洁从南京送往这里。
　　这样，李宗仁结束了短暂的三个月的代总统生涯。后来，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战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蒋介石在四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则这样写道：“四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共匪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就在李宗仁刚刚离开当天，蒋介石经营了二十二年的首都南京，落入中共手中。
　　毛泽东这位诗人已多年没有诗兴。这一回，他显得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写下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内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表明了他对“穷寇”蒋介石一追到底、决不罢休的决心。
　　中共刚刚占领了南京，二十五日，在北平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白崇禧所派的一架专机，由上海起飞，在北平徐徐降落。这架专机是前来接回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解放军既已过了长江，又占领了南京，已没有什么可“和谈”的了，自然该早早打道回衙。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飞机上走下的，却是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弟媳郑淑华等家属九人！
　　中共的地下组织，再一次显示了神通。这几位家属，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送上飞机的。
　　原来，周恩来在和谈告吹之后，力劝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代表留下。张治中显得犹豫，因为他的家属尚在上海，生怕会牵连家属。于是，周恩来急命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把张治中的家属送上飞机。这么一来，原本是接张治中等回去的专机，却成了送他们家属去北平的专机！承办这一秘密使命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沈世猷王为崧：《秘密北飞》，《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沈世猷在一九三七年考入桂林军校。一九四一年，入国民党八十五军二十三师。该师师长名曰张文心，乃张文白之胞弟。张文白，即张治中。
　　一九四四年夏，张文心调往重庆受训，沈世猷随他一起住在桂园，于是，他与张治中一家都很熟。后来，沈世猷打入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一厅，以至打入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从事中共秘密工作，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王月英保持联络。
　　在一九四八年冬的淮海战役中，张文心起义，投向中共。消息传来，中共地下组织把保护张文心夫人郑淑华的任务交给了沈世猷。当张治中被定为国共谈判国民党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又嘱沈世猷负责保护张治中家属安全。
　　四月二十一日，枪声可闻的南京一片混乱，沈世猷在这混乱之中仍尽力把张治中夫人及张文心夫人送往上海。
　　四月二十五日，奉周恩来之命，在沈世猷以及张治中老部下、当时任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的中共地下党员邓士章和夫人的帮助下，躲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终于把两位夫人和其子女全送上了专机……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在上海差一点被活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李宗仁离开南京之时，蒋介石又从杭州返回溪口。
　　失去了南京，蒋介石知道再也无法在溪口“终老是乡”了。
　　四月二十五日傍晚，蒋介石和蒋经国等一行，乘轿子来到团暝村，欲乘军舰“泰康”号赴沪。正值退潮，蒋介石不得不先登上竹排，换上汽艇，在象山港上了军舰。
　　蒋介石表情凝重。他是一个家乡观念颇重的人，从此以后他将抛下他的祖坟和故居，永别他的故乡！他如同唐朝崔涤《望韩公堆》一诗所写：“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归日是何年？”蒋介石途中在镇海屿头停留，二十六日中午一时，“泰康”号驶抵上海。上海人心惶惶，为了安全，蒋介石避居在上海东北角黄浦江畔的小岛——复兴岛。复兴岛虽然名为“岛”，其实只是一条人工所挖的运河和杨树浦隔开而形成的，唯有一座铁桥可通岛上。这样，在桥头设了警卫，便外人莫入了。也有几天，蒋介石隐居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蒋介石要为保卫大上海打气。所以他一到上海，四月二十八日《大公报》便披露他在上海的消息，并发表他的声明。蒋介石在表示“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之后，强调了“剿匪”的新的内涵。
　　他说：“我们当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集权主义的民主战争。”蒋介石自元旦起不用的“匪”字，如今又冒出来了。蒋介石还说：“我们今日只有在一个政府之下，以对共的态度，为忠奸试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蒋介石到上海才一个星期，五月三日便传来杭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消息。
　　宁、沪、杭这“铁三角”，蒋介石已失去了两角。上海已危在旦夕。就在这时，蒋介石差一点被捕于上海复兴岛！说来话长，蒋介石有个秘书，名叫沙孟海。他是浙江鄞县塘溪乡沙村人氏，家乡跟蒋介石的老家溪口相距不远。他父亲沙孝能是个农村中医，受父亲感染，他喜欢书法，擅长文笔。
　　沙孟海兄弟五人，他为长兄，四个弟弟均为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