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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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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从上海败退的蒋介石，来到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
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住于台北大溪，他非常喜欢那里，称那里的风景很像他的故乡溪口。二十四日，蒋介石在台北之北十三公里的草山，看中一幢别墅，作为自己的住处。这所别墅名叫“士林”，原是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那里附近多温泉，花木繁茂。蒋介石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明他对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崇敬之情。
蒋介石在台北设立了总裁办公室。
在台湾安排好退路之后，蒋介石这才又飞往广州、重庆、成都，作“最后的奋斗”。直至这“最后的奋斗”失败，这才从成都飞来台北。在蒋介石回到台北不久，宋美龄也于一九五○年一月十三日从美国来到台北。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迫使李宗仁让位
在蒋介石回台北前三天，国民政府迁至台北。不过，此时的国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蒋介石虽然是台湾的实权人物，是“非常委员会”主席，是国民党总裁，但毕竟是下野总统。一国无总统，总是“名不正，言不顺”。蒋介石早有复出之意，无奈，总得由代总统李宗仁主动让位才行。可是，李宗仁却怎么也不肯让位，甚至把蒋介石的复出称为“复辟”。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的复出计划，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便已开始进行了：七月间，我还在广州的时候，黄埔系将领及蒋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提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了。这时，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对蒋已不再以“总裁”而径以“总统”称呼。我深知蒋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来渝坐镇。其实，蒋一直在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道：“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他们见我态度坚决，才不敢勉强。《李宗仁回首话当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只是由于李宗仁不愿让位，蒋介石这才无法“复辟”。
李宗仁在美国，倒是真的动了手术。据其自云，是“割治十二指肠”，“恢复甚快”，“一九五○年一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元”。一月二十日，李宗仁出院仍在美国居住。台北的监察院连连电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愿回去，但又不愿让位。
蒋李矛盾，终于公开爆发。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天内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宗仁拒绝回台。
二月二十五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
三月一日，蒋介石宣布复职，即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时，谈到了他三次复职的经历：“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达到了我们雪耻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从此，蒋介石到他死去，一直连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了终身“总统”：蒋介石是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一九五○年三月，他尚在任期之内，只是由下野变为复职重任。一九五四年，六年期满，蒋介石连任第二届“总统”。
一九六○年，又六年期满，而《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为了使蒋介石连任“总统”，“国民大会”通过了《临时条款》：“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据此，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
又据《临时条款》，蒋介石每六年连任一次“总统”。他在一九六六年，连任第四届“总统”。到了一九七二年，年已八十五岁的蒋介石，向“国民大会”发表了逊谢之辞：“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自然，“国大”代表们表示恳请。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只得迁就民意”。这样，再据《临时条款》，蒋介石连任第五届“总统”。倘若他不死的话，定然会据《临时条款》，连任第六届“总统”。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每天清晨六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六十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复任“总统”时，便在介寿馆三楼办公。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怎么会研读起毛泽东的十四年前的旧著呢？在毛泽东此书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静不下心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他败在毛泽东手下，是因为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可不是吗？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毛泽东还说：“‘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想当年，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确实是个“乞丐”，而拥有数百万军队的蒋介石确实是“龙王”。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痛定思痛，蒋介石检讨着自己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蒋介石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也曾这样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蒋介石在作了这些战略检讨之后，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蒋介石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反思了自己的军队，总结了高级将领们的八大缺点：
（一）本位主义；
（二）包办主义；
（三）消极被动，推诿责任；
（四）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五）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六）因循苟且，得过且过；
（七）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八）主观自大，故步自封。
由此，蒋介石认为，他的军队也就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
由此，蒋介石认为，军人们也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由此，蒋介石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
蒋介石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其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倒也调侃地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难怪，毛泽东常常笑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给他送来“无数优良的装备”。蒋介石又反思了国民党。他总结了国民党的散漫、腐朽：“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为此，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一月，着手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为此，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向二千名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发表了长篇演说。他的演说分三大部分：
一、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
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
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的演说，使在座不少人涕泪满面……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美国政府既“抛蒋”又“弃台”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去苏联访问。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与苏联结盟。虽说毛泽东曾与斯大林有过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大体上关系还不错。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宣告“一边倒”，即倒向苏联。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紧接着，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中，非常明确地写上了：“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泽东提到的“新民主国家”，即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正因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在苏联率先予以承认之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至五日，“新民主国家”便接连予以承认，内中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稍后，有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毛泽东在外交上，果真行“一边倒”。蒋介石则倒向美国，这原本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由于蒋介石的战败，美国总统杜鲁门希冀“换马”，转为支持李宗仁，一度使蒋介石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毛泽东口口声声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眼下“美帝国主义”要抛掉蒋介石，怎不使蒋介石极度尴尬？！杜鲁门不悦于蒋介石，这在当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已经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的发表，不仅深深激怒了毛泽东，他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白皮书》，而且也深深激怒了蒋介石，因为《白皮书》用相当多的篇幅批评蒋介石的无能！
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居然如此“目中无蒋”。艾奇逊把国民党的惨败，归结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一句话，美国政府此时所实行的政策曰“抛蒋”。毛泽东反正已经“一边倒”，他骂“美帝国主义”，骂得再厉害，也无所谓。所以他可以连篇累牍地公开抨击《白皮书》；蒋介石却全然不同，他只能在他的日记中，悄悄地发泄他对于《白皮书》的愤懑。
《白皮书》发表之际，蒋介石正在韩国访问。蒋介石在八月六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到韩国后，更觉定静光明，内心澄澈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蒋介石还恨恨地写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回到台湾后，蒋介石得以细细阅读《白皮书》，他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连着骂了马歇尔、艾奇逊和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随着《白皮书》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蒋介石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斥责美国政府落井下石。
美国政府实行“抛蒋”，其原因有几点：
一、艾奇逊所说的，蒋介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美国在蒋介石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些钱如同扔进水里。
二、美国政府实行扶李。也正因为这样，李宗仁以治病的名义，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请赴美就医，翌日，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同意他入境治病。
三、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守不住台湾，中共会迅速攻下台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出的第二十八号密令，作了这样的估计：“台湾的失陷已在广泛预期中，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台湾民政和军事情势趋于恶化的事实，亦增强了这种预期。”既然台湾保不住，美国政府也就冷眼对待蒋介石。
正因为这样，当国民政府迁往台北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直住在美国，而在台北只有一名领事级的代表而已。不过，美国政府对于毛泽东，也充满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十月四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的政策。”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军方人员的谈话中，对中国形势作了这样的估计：“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全中国，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自己崩溃。”艾奇逊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
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宣布了美国对台政策。这一公报，极为重要。杜鲁门宣告美国无条件地承认福摩萨（即台湾）为中国领土，然后宣告：美国对福摩萨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都没有野心。在目前，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别权利或特殊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无意使用它的武装部队来干预当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地，美国政府将不向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顾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东西。美国政府建议，根据现行的立法授权继续执行经济合作署目前的经济援助计划。《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杜鲁门的这一公开声明，等于表示，如果毛泽东以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袖手旁观，不以武力加以干涉。
杜鲁门的这一公开声明，无疑使蒋介石的处境雪上加霜。
这样，美国政府既“抛蒋”又“弃台”。
正在美国请求援助的宋美龄，此刻在美国如同在冰水中。她不得不在一月十三日离美返台。而杜鲁门居然在白宫设宴，请李宗仁以“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身份赴宴，简直把蒋介石的鼻子气歪了……
美国政府还下令，撤离美国在台侨民。这表明，在美国政府眼里，毛泽东进攻台湾已是近在眼前了。
美国政府甚至准备在中共打下台湾之后，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朝鲜的枪声使蒋介石喘了一口气
就在蒋介石面临风雨交加、台湾摇晃不定之际，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救了蒋介石的命。
那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蒋经国向他报告了紧急情况：朝鲜半岛动向异常，似乎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南北之战！
由于时差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得知这一消息，是在六月二十四日晚十点。艾奇逊那天离开首都华盛顿，到哈伍德农场去度周末。他刚睡下，白宫的电话把他吵醒。那是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西奥从汉城发来电报：北方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部队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同过去那种边界巡逻冲突不同的猛烈袭击。这是对大韩民国的全面进攻。
正在美国密苏里州独立城度周末的杜鲁门总统，也接到同样的报告。
这消息使美国的要员们结束了休息，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据《艾奇逊回忆录》载：
第二天早上国务院收到的消息是坏的。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
美国军政首脑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
艾奇逊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三项建议：
一、除了已经由军事援助计划分配的之外，授权和指示麦克阿瑟将军对南朝鲜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
二、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从属人员撤退时轰炸任何向金浦机场方向前进的北朝鲜地面和空中部队，以保护金浦机场。
三、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开行，以防止中国向福摩萨进攻，或相反的情况。
杜鲁门总统接受了艾奇逊的建议。
另外，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意见。他说：“台湾是美国太平洋防线，自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而至菲律宾之一环。”麦克阿瑟说了一句名言：“台湾可以成为一艘不能击沉之航空母舰。”这么一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来了个急转弯，即由“弃台”转为“保台”。六月二十六日，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下达训令：“对韩国予以海空军支援。”这道训令表明，美国从此介入了朝鲜内战。
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总统就朝鲜战争发表公开声明，内中涉及台湾问题。这时，杜鲁门的对台政策，与他半年前——一月五日的新闻公报，截然不同：
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这下子，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当时蒋介石派驻汉城的大使邵毓麟，曾对朝鲜战争（即韩战）与台湾的关系，作了颇为生动的分析：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也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而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后的第三天，美国第七舰队驶入了台湾海峡，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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