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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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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着我们8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9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9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9月13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1、3军北进问题，第5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9月14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9军东西应还9军。当即将原9军之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5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3个月后分离。朱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11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21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1、红3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军、红32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9月14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1、3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刚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1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1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2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9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25军的单独长征。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74、第75两个师，约7000人。从1932年到1934年夏季，红25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由于敌人强大，红25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苏区。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25军在行动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向西转移；红25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11月16日，红25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区挺进。
红25军的长征就此开始。
这支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政委吴焕先等人的率领下，于此后的征途上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
红25军部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年龄结构上年纪普遍较轻。从军的领导到每个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这年，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4岁。团、营干部多是20岁多点，有的还不到20岁。连队干部战士的年龄更小一些，年逾18岁以上的战士就是“老兵”。军首长直接领导下的军部交通队，都是不到18岁的小伙子，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每人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盒子枪，佩着红缨穗带，神气得很。以青少年居多的红25军，还有为数不少的12、13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还只是8岁的小孩子。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长征路上，红25军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
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
无坚不摧谁敢挡！
……“
红25军的年轻将士们就是唱着这激动人心的青年战士之歌，走上了漫漫征途。
大别山的峰峦，在红军将士身后渐渐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淡淡的墨绿。猎猎战旗下，红军向着豫西奋勇挺进，他们的面前是铺满了艰难险阻的荆棘之路。
大别山区红军突围西进的消息，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判断红25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出的可能，急忙调动40多个团的兵力，设下层层包围，前堵后追，企图围歼红25军于西进途中。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40军第115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作迎头堵击的准备；驻叶县的第40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行动；第116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25军进入伏牛山：“豫鄂皖3省追剿队”5个支队和第40军骑兵第5师，均随后紧紧尾追。11月25日，红25军长征刚好整10天。这天晚上，吴焕先率部在河南省象河关西北地区王店、小张庄一带，击败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剿队”后，继续朝方城县东北方向前进，计划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西入伏牛山区。此时，红25军距许南公路已不远，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一入山那就如鱼得水了。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领导决定以第224团、第225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223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国民党军，掩护全军行进。
气候好像有意要考验红军的意志，豫西大地一夜间突然寒流滚滚而来，呼叫的北风裹着雪粒搅得天地间一片乌烟瘴气，气温骤降。部队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于26日下午1时左右，进到靠近许南公路的独树镇附近。
雪越下越大，四野一片灰蒙蒙，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凛冽的寒风如利刃一般，刮过指战员们裸露的手和脸，那真像刀割一样钻心疼。冰冷透湿的单军装紧紧贴在身上，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因烂泥粘掉草鞋的指战员，冻成紫红色的赤脚上，又被冰渣、石块和荆棘划开一道道血口，雪地上留下殷殷红迹。此时，饥饿、疲劳、寒冷一齐袭来，指战员们仍咬紧牙关硬撑着，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向前移动。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
望着风雪中默默行进的队伍，几位指挥员不由得小声说道：“这个时候可千万别碰上该死的敌人，快过公路。”
真是担心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当前梯队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正准备由七里岗过公路时，雪野中突然枪声四起。抢先到达此地的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已埋伏好，对着正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猛烈射击。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红25军先头部队发现国民党军时已经很迟。
“打！”红军指挥员发出的命令，已迟于敌人的枪响。“打！打！”红军指战员吼叫着就地卧倒把枪口指向敌群。
然而，红军一方的枪却大多数没有响。原来是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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