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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千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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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尼：塔利班破坏艺术文化的行为，最恶名昭张的就是轰炸损毁了世界遗产巴米扬大佛，对于阿富汗的文化与传统艺术有了毁灭性的影响，塔利班也烧毁了无数的电影、影 带、音乐、书与字画，他们监禁电影制作人、音乐家、画家和雕刻师。这样的限制迫使一些艺术家放弃创作，其他只能暗地里进行。有些建造了地窖，让艺术家可以 作画或让音乐家演奏，有些假装聚会缝纫其实在成立读书会撰写小说，如女诗人Christina Lamb所组成的读书团体 the Sewing Circles of Herat。有些则是以其他聪明的方式来隐瞒塔利班，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画家在塔利班的命令下，被迫将他的油画作品上的人面涂掉，只是他用的是水 彩，当塔利班被逐出之后，他便将作品上的水彩洗掉以还原作品。这些只是艺术家们铤而走险、用以逃避塔利班严密掌控压迫各种艺术形式的例子中的一部份。
6。问：你在创作《灿烂千阳》的时候，与创作上一本小说《追风筝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胡赛尼：当我在创作《追风筝的人》的时候，并没有读者在引颈企盼，不过在《追风筝的人》成功之后，写第二本小说相对来说就困难许多。开始创作的阶段， 对于我是否有能力再创作出一本成功的小说，我会有些许疑虑与缺乏自信，尤其是我知道有相当多的书店、我的出版商当然还有众多喜欢我的读者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我的新作品。这是非常棒的，毕竟你希望有人会期待你的作品，但是有人对你的作品有所期待也是令人焦虑的。
我的妻子可以证明我确实经历过这些恐惧，但我逐渐学习以平常心看待。当我提起笔创作，故事情节开始进行时，我发现我融入了主角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世界，而这些忧虑自己逐渐消失。故事的发展让我可以忽略周遭的噪音，我可以专注在我自己创造的世界。
比起第一本小说，我觉得第二本《灿烂千阳》更具野心。这个故事是跨世代的，横亘了将近四十五年的时间，故事经常性的转变场景与时代背景。相较于《追风筝的人》，这本书融入了更丰富的人 物以及多元视角的方式，并将阿富汗曾发生的战争与政治动乱，依其年代带出更多的细节。这表示我要花更多的精神在表现人物的内在性格，以及对各角色人物施予压力并形塑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等层面加以平衡。
7。问：这两本书中有相同的主题吗？
胡赛尼：这两本小说中，主角同样面临困境，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而无法原谅的外在事件所影响，而他们所做关于自身生活的一切决定也都被他们所无法控制的事件所影响，例如革命、战争、极端主义与压迫等。对我而言，这些事在《灿烂千阳》中更是如此。例如：《追风筝的人》的阿米尔有许多年的时间是离开阿富汗移居美国的，阿米尔所逃过那些令人恐惧的事件与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本小 说的两位主角玛丽雅姆与莱拉却是亲身经历。就此而言，比起阿米尔的生活，那些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让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人生更为困窘。
对话胡赛尼（3）
两本小说都是两个世代的家庭，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我本来不打算如此，但是我对于这个主题相当感兴趣，因此书中显露 了父母与子女的爱与失望，以及最后带给彼此的荣耀。就某方面来说，这两本小说是可相模拟的：《追风筝的人》主要是父子之间的故事，而《灿烂千阳》则可被视为是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故事。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两本小说都是讲述有关于爱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都因为爱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得到了救赎。《追风筝的人》讲述的是男人之间的坚贞友情， 而《灿烂千阳》里的爱则表现出更多丰富的层面，例如男女间的浪漫爱情、父母亲与子女的爱、对于家人、家庭、国家与上帝的爱。在这两部小说中，爱是让故事人物摆脱孤立的力量、让他们可以超越自身的局限，使他们暴露出脆弱的那一面，同时爱也是自我牺牲奉献的动力。
8。问：在你小说中有一个角色希望能来到美国，就像你现在一样，他认为美国是个遍地黄金、慷慨的国度。这仍是许多阿富汗人对于美国的想望吗？
胡赛尼：我想，美国与美国人对于阿富汗人而言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国对于阿富汗而言是一座希望的堡垒。我相信美国军队将收拾行李离去的说法使很多阿富汗人心生恐惧， 因为他们畏惧那些混乱、无政府状态与极端主义将可能随之而来。另一方面，还有失望和醒悟的复杂情绪。当苏联离开后，诸多派系间斗争摧毁大部分喀布尔的时 期，阿富汗的同胞感觉他们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抛弃的样子，我想，是会令人感到些许的心酸。除此之外，不论对或错，在阿富汗有一种美国人并不会遵守诺言的情绪正在酝酿中。当9·11之后，美军来阿富汗，一般的阿富汗人民希望能够大幅地改善生活的质量、治安的状况与经济的条件。而许多阿富汗人民认为他们的期 待并没有实现。他们认为在其后紧接着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带走了注意力、军队以及资源，阿富汗完全被忽略。然而，我想一些阿富汗人对于与美国的同盟仍抱持着希 望，而且许多人和《灿烂千阳》中的主人公一样，仍视美国为值得向往的国家，一个充满机会与希望之地。
9。问：你故事中的女性，在她们的家乡或是社会，因为本身的性别而遭受到压迫，是否这样的压迫在穆斯林的社会特别严重？针对这样的状况，你认为有什么事是应该做且可以做的？
胡赛尼：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复杂问题。无可否认的，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中，也包括我的国家，对待女性的态度总让人觉得沮丧。而证据随处可见。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统治的时候，女性是无法受教育、不能工作、不能自由的行动、也无法接受适当的医疗等等。然而我想要将我自身抽离那些在某些圈子里广受欢迎，认为西方世界能够且应该对这些回教国家施压以争取两性平权的想法。虽然我认为这是非常良善甚至可称是高贵的想法，我却将之视为太过于简化与不切实际。这种方法直接或者间接地忽视了其所针对的社会源于各自传统、风俗、政治体制、社会架构和基本信仰的复杂性以及细微差别。
我相信改变必须从内部开始，也就是从穆斯林社会本身的组织开始。在阿富汗，我想需要更多的温和派支持女性权力，除此之外，期盼成功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当阿富汗或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领袖否认女性遭受压迫的事实存在，并藉由指出西方女性受虐的例子来规避自己的问题，或更糟地以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的基本教义证明压迫女性是正确时，我总觉得反感。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教领袖能够改变他们对于性别议题过时的观点，让自己开放心胸采用更温和 且革新的方法。我了解这些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天真，特别是对阿富汗这种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把持、并迫使温和派噤声的国家而言。然而我认为从伊斯兰教的社会本身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
对话胡赛尼（4）
10。问：《追风筝的人》一书是以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为中心，并且故事是由男性的观点叙述。在你的新书里，故事聚焦在两名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并且交替地从她们各自的观点诠释故事。你为什么决定这次由女性观点书写？在这些独特的女性角色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是什么吸引了你？
胡赛尼：在我完成了《追风筝的人》之后，我一直对于写个有关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想法相当着迷。第一本小说是以男性为主的故事，当中所有的角色除了阿米尔的太太索拉雅之外都是男性的角色。在《追风筝的人》中，有关阿富汗社会的一大部分面向是我所没有碰触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整个部分是相当具有故事性的。毕竟过去三十年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特别是在苏联人撤离而派系间斗争爆发之后。由于内战的爆发，阿富汗女性的人权因性别而遭到践踏，例如被强暴或被强迫结婚。她们或被当作战利品或被推入火坑卖淫。当塔利班政权建立后，塔利班对女性强加许多不人道的限制，不仅限制她们的行动与表达意见的自由、禁止工作与受教育，同时骚扰、羞辱并殴打她们。
在23年的春天，我前往喀布尔，我还记得当时我看到穿着传统蒙面服装的女性坐在街角，身边跟着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小孩，乞求着路人施舍零钱。我记得 当我看着她们成双走在街头，后面尾随着她们穿着破烂的孩子，我会想要知道生命已将她们带往何处？她们的梦想、希望与渴望的东西会是什么？她们有谈过恋爱吗？她们的丈夫是谁？在蔓延阿富汗二十年的战争岁月中，她们失去了什么？
我与许多在喀布尔的女性谈过，她们的故事都是真实且让人心碎的。例如，一个有着六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他当交通警察的先生一个月仅收入四十美金，而且已经六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为了过活她必须向朋友或亲戚借钱，不过因为她无法还债，他们已不再借给她了。因此，她只能每天带着她的孩子到喀布尔不同的街道角落里乞讨。我跟另外一个女性谈过，她说她隔壁孀居的寡妇，因为无法忍受饥荒所带来的死亡，把老鼠药塞入面包中 喂食她的小孩们，然后自己也吃了它。我也遇过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因为散弹枪造成下半身麻痹，她只能与她的母亲从日出开始就在喀布尔街上乞讨直到日落。
当我开始写《灿烂千阳》之际，我发现我自己不断想起这些充满韧性的阿富汗妇女。虽然她们不见得是引发我描写莱拉或者玛丽雅姆故事角色的灵感来源，不过她们的声音、面容与坚毅的生存故事却一直萦绕着我，而且关于这本小说，我有一大部分的启发是来自阿富汗女性的集体精神力量。
11。问：《追风筝的人》被相当多的读书会采用，也被相当多的城市或社群把本书纳为公众读书计划的一部份。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你认为人们可以从你的故事中得到些什么？
胡赛尼：《追风筝的人》有相当多的层次，为读者提供文化、宗教、政治、历史与文学的观点讨论。不过我猜想这本书会受到读书会的欢迎，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是 贴近于人性的故事。因为友谊、背叛、犯错、救赎、以及父子之间的情感等主题，举世皆然，并不仅只存在于阿富汗，这本书已经跨越了文化、种族、宗教和性别等 鸿沟而与各种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我认为读者是在响应本书中的各种情感。
12。问：《追风筝的人》改编的电影现在已经在中国拍摄了，预计何时会完成？你如何看待你的第一本小说改编成电影？
胡赛尼：这部电影在26年12月已经拍摄完成了。据我所知，这部电影会在今年的秋天上映，也许会在11月吧。
拍电影这件事是一次超现实的经验。写小说是一种非常个人和孤独的事业。电影制作完全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因此看见许多人四处奔走，试着把我非常个人的创作转化为给一般大众的视觉体验，是相当有趣且奇怪的。这是一次相当独特的经验，目睹我的想法以视觉的方式来诠释。
对话胡赛尼（5）
除此之外，我已经认知我在书页上面所写的一切不一定完全能改编上大屏幕。不可避免的，在书与电影之间仍会有一条界限。但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电影与我的作品有多相近，而是电影制作人如何把两者的优点透过艺术的方式，把写作的成品与电影的视觉力量结合呈现，成就另一种完全脱离原本小说的模式，以视觉为表现方式的艺术形态，同时忠实地保留最初让这本小说会吸引人的情感体验与感受。
第一章（1）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的颜色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最后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1］Heart，阿富汗西部城市。［1］，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皇后［2］Gauhar Shad（1378～1457），也作Gawar Shad或Gohar Shad，帖木儿汗国国王沙哈鲁之妻，兀鲁伯之母。［2］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做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一天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1］Lahman Jami（1414～1492），拉赫曼·雅米，波斯诗人。［1］。”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她将不会走近参观那些著名的尖塔；她也将不会在赫拉特的果园拾果子或者在它的麦田里散步。但每逢扎里勒说起这些，玛丽雅姆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会羡慕扎里勒的见多识广。她会为有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父亲而骄傲得直颤抖。
“说得跟真的一样，”扎里勒走后，娜娜说，“有钱人总喜欢说谎。他从来没带你去过什么树下面。别中了他的迷魂药。他背叛了我们，你深爱着的父亲。他把我们赶出家门。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第一章（2）
玛丽雅姆会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些话。她从来不敢对娜娜说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这样谈论扎里勒。实际上，在扎里勒身边，玛丽雅姆根本不觉得自己像个哈拉米。每个星期四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当扎里勒带着微笑、礼物和亲昵来看望她的时候，玛丽雅姆会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因为这个，玛丽雅姆爱扎里勒。即使她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
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九个合法的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他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他拥有一家电影院，玛丽雅姆从未见过，但在她的恳求下，扎里勒曾经向她描绘过它的形状，所以她知道电影院的正面是蓝色和棕色相间的陶土砖，还知道它有一些包厢座位和格子状的天花板。推开两扇摇摇摆摆的门，里面是贴着地砖的大厅，大厅里面有些玻璃橱柜，展示着各种印度电影的海报。有一天扎里勒说，每逢星期二，儿童观众可以在零食部得到免费的冰淇淋。
他说到这句话时，娜娜忍住笑容。等到他离开泥屋，她说：“陌生人的孩子得到了冰淇淋。你得到了什么呀，玛丽雅姆？你得到的是冰淇淋的故事。”然后她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除了电影院之外，扎里勒在卡洛克［1］Karokh，赫拉特附近小城。［1］有地产，在法拉［2］Farah，阿富汗西南部城市。［2］有地产，有三家地毯商店，一家服装店，还有一辆1956年出厂的黑色别克路王轿车。他是赫拉特人脉最广的人之一，是市长和州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家里还有三个佣人。
在她的肚子开始鼓起来之前，娜娜曾经是他的佣人。
当那件事发生之后，娜娜说，扎里勒的家人全都张大了口，把赫拉特的空气一吸而光。他的姻亲发誓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几个妻子命令他将她扔出去。娜娜自己的父亲生活在附近的古尔德曼村，是个地位低微的石匠。他觉得面目无光，和娜娜断绝了关系，打点行李，踏上一辆前往伊朗的客车。自那以后，娜娜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有时候，”一天清早，娜娜在泥屋外面喂鸡，她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有胆量把他的刀子磨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她又将一把草籽撒在鸡群中，沉默了一会，看着玛丽雅姆。“也许对你来说也更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知道你是什么人而苦恼了。但他是个懦夫，我的父亲。他没有勇气做那件事。”
扎里勒也没有勇气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娜娜说。他没有挺身反抗他的家人、妻子和姻亲，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而是关起门来，为了挽回面子，匆匆和家人达成了一项交易。第二天，他让她从佣人住的房间，她一直住的地方，收拾起她仅有的几件东西，然后把她送走了。
“你知道他为了开脱自己，对他那些老婆怎么说吗？他说是我勾引他。他说过错全在我。你明白吗？在这个世界，做女人就是这样的。”
娜娜放下喂鸡的碗。她用一根指头抬起玛丽雅姆的下巴。
“看着我，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躲躲闪闪地看着她。
娜娜说：“现在我教你一句话，你好好记住，我的女儿：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第二章（1）
“对扎里勒和他的妻子来说，我是一丛狗尾草。一丛艾蒿。你也是。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呢。”
“艾蒿是什么呀？”玛丽雅姆问。
“杂草，”娜娜说，“就是人们拔起来扔掉的东西。”
玛丽雅姆暗暗皱眉。扎里勒可没有把她当杂草。他从来没有这样。但玛丽雅姆觉得这句反驳的话不说为妙。
“跟杂草不一样，他们得把我重新栽种，你看到了，给我食物和水。这都是因为你。这就是扎里勒和他的家人达成的交易。”
娜娜说她拒绝住在赫拉特。
“住在那儿干什么？看他整天开车载他那些明媒正娶的老婆在城里晃悠吗？”
她说她也不会住进她爸爸的空房子，那座房子在古尔德曼村，坐落在赫拉特城北两公里外一座陡峭的小山丘上。她说她想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邻居盯着她的大肚子，对她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甚或更糟糕地，用虚伪的善意来攻击她。
“相信我，”娜娜说，“我离开你爸爸的视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巴不得这样呢。”
提议娜娜住到这片空地的，是扎里勒和第一个妻子卡迪雅所生的长子穆哈辛。它位于古尔德曼村外围。人们若要到这个地方来，得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向山上走，这条土路是赫拉特到古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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