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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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装设计师们对削减面料生产根本不予理会，时装展示会像过去一样每年依然举办两次。谈到这点时，巴尔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态。阿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围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尔曼或科科公司看见过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强烈的好斗精神。她深切地意识到夏奈尔公司对法国的重要性。如果关闭公司，离它而去。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祸。但她还是在1939年9月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每月支付给两个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完了，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穷。”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亲笔信中的一封。当然保存在家里。科科有一个小侄女夏奈尔。人们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里埃尔。但科科不为这种亲近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一位当兵的哥哥到她的店里来，她没有接待。科科去世时，她那遥远的，不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师的指使下，关心起她的后继问题来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令人难以猜测。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时从不提他的名字。别人劝她要留点神，谨慎些，她说：他不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们之间用英语说话。施帕获喜欢抽雪茄，经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时喜欢用英语问好。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妇在占领时期是怎样生活的。继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之后，她的这位丁克拉格男爵是一个好享乐的德国人，对俄国十分恐惧。对科科和“麻雀”来说，战争首先使人变得平庸粗俗，而对科科来说，更主要的是加快了她的衰老：她快60岁了。
　　“20岁时，你的容貌出于天生；30岁时，生活塑造了你的容貌；50岁时，你的容貌才是你应得的。”
　　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
　　“女人在30岁时就应当在脸蛋和屁股之间作出选择。”
　　她接着又说：
　　“女人在50岁时对自己的脸蛋负有责任。50岁的人都不年轻了。我对男人们说，你们以为头发脱落了会更美吗？”
　　丁克拉格是不是已经开始脱发了？我的那本《神秘莫测的科科·夏奈尔》一书出版一年多后，负责科科利益的国际律师勒内·德尚布伦（他曾经反好地给我提供过科科的材料）给我看了一封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同行特奥多尔·莫姆刚给他的信。信的内容使我和他一样大为吃惊。德国人给她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向丘吉尔建议同德国人谈判。1943年，科科在希姆莱的特许下去了马德里，她对丘吉尔说：
　　“温斯顿，蠢事已经够多了，血和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应当结束战争了。”
　　她对此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但人们似乎有这样的错觉：科科在战争时期比热衷于批评她的人干得更多。解放时她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些把衬衫袖口卷起的巴黎人……4天前还和德国人在一起，那时他们没有把袖口卷起。”
　　有人给她看了一十丁克拉格的照片：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当然，我认识他已有20年了。
　　——他在哪里？
　　——他是德国人，我想他该在德国。他很有教养，临行时和我告别，说要去德国。
　　她激动地说：
　　“有人对我提及这些事时找都要问：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位英国上校联系？谁给您传达命令？通常，这些问题人们是无法回答的，而我能够回答。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严肃的。英国人很认真。”
　　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人们是不会把会意起麻烦的证件带在身边的。
　　“证件可以以后再要，科科指出，凡是做过重要工作的人都得过证件，人们不能拒绝给他们证件。”
　　她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给我看，也没有谈起她做过的严肃工作的任何细节。在解放时她遇到过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麻烦。人们悄悄地说她花了许多钱摆脱了这些麻烦。还说丘吉尔为她说了好话。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的朋友，也是波萨的常客。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会晤后，丘吉尔返英途经开罗，后来在马德里停留，住在英国大使霍尔·贝利沙官邪，霍尔是科科的朋友。
　　“应当懂得怎样和英国人说话，我懂得。”
　　科科说服了特奥多尔·莫姆。特奥多尔在30年后决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的同行德尚布伦。
　　占领时期特奥多尔·莫姆在法国负责纺织部门的工作。他出生于纺织世家，是一个常常参加大赛的、有经验的骑手。他在巴黎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伙伴丁克拉格男爵，由男爵介绍与夏奈尔小姐相识。他解救了帕拉斯，并且使科科留在北部省的一爿小工厂重新开了工。当然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工厂要有一个厂长。丁克拉格没有为帕拉斯做过什么，他没有权力，也没有提出过权力要求，人们也很理解。
　　特奥多尔·莫姆写道：“人们在想到夏奈尔小姐在刚解放那阵子遇到的麻烦时只会对她更为崇敬。她英雄般的沉默让人想起她的血管里有点贞德的血在流动。”
　　天哪！莫姆这个后来成了国际律师的骑手为什么在科科刚去世不久就像一颗炸弹似地把德尚布伦不想大快传播出来的真相披露出来？
　　科科去马德里的使命还是一个谜。1943年末，纳粹德国已是穷途末路，即使元首表面上还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但一些下级军官寄希望于战败后的反叛集团的授权，已经发动或研究了多次惊人之举。人们能从科科在温斯顿面前调解期望些什么呢？
　　尽管如此，一项称之为“流行帽子”的行动却已开始。德国人为什么信任科科，要她去会晤丘吉尔？是不是因为她“懂得怎样对美国人说话”？
　　比利时一美国商会主席对我说，法国人的绝密名单中有夏奈尔小姐的名字，需要时可以放心和她接触。他以前在情报局工作过，曾经在开罗查阅过这份名单。人们可以把情报和科科的暗示作一番比较：
　　“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一位英国上校联系？”
　　人们可以想象，使用科科是因为她在伦敦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两面活动。她在谈到战争时叹了口气说：“我的朋友们都站在另一边。”策划“帽子”行动的舍伦贝格不是因为科科懂得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而是因为她为或者可能为英国人效力而不信任她。这样，科科就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解放时的麻烦。这样，一件表面上很不可信的事就有了一个合理的逻辑的解释。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她对此一直守口如瓶。
　　科科要求一位比她更接近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朋友藏拉·贝特陪她同去马德里。科科在蒙特卡洛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相会时，人们已经看到她的踪迹。我拉出身于英国大贵族，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赛马师隆巴尔迪尼少校。当时许多人认为对她来说这桩婚姻是低就了（后来人们还是这么说）。德国情报部门把她关在意大利的一座集中营里，原因是怀疑她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把她放了出来，派往巴黎。科科曾经叫人传过一句话：“别提问题，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柏林，“流行帽子”行动由舍伦贝格负责，希姆莱保护着他，为他遮盖一切。希姆莱希望在柏林战败后由他接任元首。纳粹高层中不只他一人寄希望于美苏两国发生冲突，等着坐收渔利。阿兰·比洛克在撰写并作序的回忆录里说，舍伦贝格曾经开玩笑似地问希姆莱，他的夺权计划藏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希特勒施阴谋耍诡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明白，实施表面上没有恶意的“流行帽子”计划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良好愿望。开展这项行动科科很有优势，她令人瞩目地留下了品牌标贴，人们至少是这么希望的，而实际效果却令人惊讶。她的行动无论在巴黎，在马德里，或是在后来舍伦贝格在那里受审的纽伦堡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管怎么说，1943年11月，她和我拉·贝特去过马德里。没有人甚至连卧车检票员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丘吉尔当时确实在马德里，但他身体不好，没有会见过任何人。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德博士兵在回忆录里说，他认为丘吉尔已快不行了。科科的使命以惨败告终，被舍伦贝格召到柏林。据“流行帽子”行动活着的唯一见证人特奥多尔·莫姆说，当舍伦贝格被判6年监禁（宽大得令人惊愕）后，科科曾经给他寄过邮包，在他刑满释放定居瑞士后，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舍伦贝格被瑞士驱逐，移居意大利的马热潮时，科科还承担他的开支。这是怕他透露事实真相呢，还是出于对私事的忠诚？如果“流行帽子”行动是由德国情报部门实施的，那一定会有档案在，也许会藏在某个湖里捞起的箱子里，或许藏在某个盐矿的地道里。我听见她说过那些卷起衬衫袖口的巴黎青年，她说：
　　“他们让我发笑，我是第一个去伦敦的，以前我没钱时总要绕道瑞士先去取钱。后来我想去美国了，我去见了美国领事，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我来取护照。‘他要我填一张答问表格，我对他说：“先生，这些问题您比我自己更清楚。’他说：”无论怎么说，指纹总得留下。‘这一仪式只花了一分钟。“
　　说到指纹时，她晃了晃手指。他们使我发笑，真是这样吗？他们还不至于让她感到这样可笑，她自己也有怀疑。她意识到有某种犯罪感。这在她谈起与德国人的关系时的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中可以看出。其实，除了为了使她的侄子帕拉斯提前获释外，她没有向德国人要求什么。萨夏·吉特里生活一贯奢华，出入坐车，吃饭也要去凡尔赛自己的庄园。我想科科也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没有白兰地给施帕茨喝。她在给我看那枚辟邪的小戒指时对我说，她想起在占领时期手上生过冻疮。可以推断当时她的取暖条件很差，也没有足够的脂肪类食物。有人指责她不肯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尤其是没有在由科克托起草的为救助马克斯·雅各布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人们想她也许认为这事与她无关。
　　夏奈尔牌香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推出三种香水：BoisdesIsles、五号香水和CuirdeRussie。这些香水只在她自己的店里出售（多维尔、康邦街、比亚里兹和县纳）。1924年，拥有贝姿华牌香水的巨富皮埃尔和保罗·韦尔泰梅建议科科开设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以确保这三种香水在法国和世界各地的销售。韦尔泰梅兄弟俩反复说，既然这些都是最好的香水，就得成立公司。皮埃尔是个好色之徒，对科科除了钦佩外，别有一番打算。
　　科科以自己香水的产权、配方和制造工艺作为向公司的投资，出任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拥有200股每股500法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股票，占总资本的10％，在国外的分公司中也拥有10％的股份。但是，不久之后科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她把一切都交了出来，而得到的只是10％的利润，她怎么能签这样的合同呢？她只是一棵摇钱树而已。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5年，她请了一位年轻的国际律师（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勒内·德尚布伦。此人曾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4年，不久前刚来香谢丽舍他父亲提供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老德尚布伦是一位将军，也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
　　“房租就不用付了，你给我们出些坏主意就行了，”老德尚布伦咕咕地说。
　　勒内·德尚布伦现在还保留着当年夏奈尔小姐面对着他的办公桌坐过的一张椅长他把这张椅子当作一件历史见证。夏奈尔是他的第一个顾客，他觉得她长得很美。
　　——您在纽约想必见过皮埃尔·韦尔泰梅先生？
　　——没有见过，小姐。
　　——地欺骗了我。您很年轻，听说您办事很执着。我正要找一个能为我花很多时间的人。
　　德尚布伦律师果真为她花了大量时间。科科和韦尔泰梅兄弟不和已有好几年了。她给德尚布伦的材料中有她自己亲笔签署的给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股份转让书，日期是1931年，由韦尔泰梅兄弟在自己的公司——贝姿华公司里生产夏奈尔香水。后来业务发展了，科科对自己的决定也有些后悔了。1939年，她准备为恢复自己的自主权提起诉讼。当时战争已经爆发，韦尔泰梅兄弟去了美国，去美前把股份卖给了一位飞机制造商，实际上是委托他在法国被占领期间继续生产香水，到德国去销售，而他们兄弟俩则在纽约附近的霍博肯的一家工厂里继续生产夏奈尔牌香水，在那里他们可以不按夏奈尔的配方生产。科科从格拉斯买来的天然香料他们全然没有，但是又有谁会去查对呢？在供应大兵们香烟、口香糖和巧克力的著名的军人合作社这个巨大的市场里，也能买到夏奈尔五号香水。显然这和科科签订的合同不符。科科作为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董事长，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得到极少的专利使用费，平均每年不超过5000美元。韦尔泰梅兄弟还把他们持有的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股份卖给了一家新的公司——纽约夏奈尔有限公司。这样一来，科科持有的股份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她气极了。贝姿华香水和夏奈尔香水的广告并立，两家公司的年终祝辞也放在同一块广告牌上使她怒不可遏，使她更不能容忍的是：顾客们要买到复奈尔牌香水必须同时购买贝姿华香水。
　　“我要报复！”科科不断地对勒内。德尚布伦说。
　　怎样报复？德国投降一年后，即1946年，科科推出了一种新的香水：夏奈尔小姐牌香水，只在康邦街她自己的店里上柜。德尚布伦认为夏奈尔公司的章程木禁止她这么做，但在被控仿造后，公司还是被查抄了。用什么方法才能制服一个不如科科耀眼的人？是他拦劫了她，掠夺了她的钱财！她想为自己辩护，但是法律不允许她这么做，怎么办呢？她为自己在占领时期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她能接受这一事实吗？勒内·德尚布伦作为赖伐尔的女婿，自己的处境也很困惑。
　　为了替夏奈尔小姐辩护。德尚布伦请求律师公会会长克雷斯泰耶予以支持。他们俩都建议科科友好协商解决纠纷。但她蒙受的损失太大了。她要把官司打到底。被查封的香水要么全部追回，要么全部失去。在法律上，韦尔泰梅兄弟的论据很过硬，尽管他们在1924年起已不再用科科的配方，但还是同意交纳大量的专利使用金，何况他们还在世界各地销出了大量的夏奈尔香水，没有人能低估他们的作用和效率。他们希望能从夏奈尔小姐的年龄上得到好处。1924年时她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强人，1946年已成了一个63岁的老醒了。
　　官司还在打下去，要等2个月才能作出判决。这时科科已经摆出一副志在必胜的架势。
　　——我是不是太老了，让他们瞧吧！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当然有权用蒸馏器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是吗？
　　——当然可以，勒内，德尚布伦说。
　　——我能送些我生产的香水给您的夫人吗？
　　——没有任何法律不允许您这么做。
　　科科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只精致的小瓶给律师，说：
　　“这几瓶香水给您的夫人看瑟唉嗅吧。”
　　于是，若瑟·德尚布伦得到这几瓶妙不可言的样品。勒内·德尚布伦还让一位俄国“金鼻子”科蒂鉴赏了一番。科蒂嗅了唉香水惊呼道：妙不可言，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科科只需去瑞士就行了。一位为她工作的小香水制造商用不同的配方，不同的瓶子和不同的标签，很快生产出了百来瓶夏奈尔五号香水、夏奈尔CuirdeRussie、夏奈尔BoisdesIsles香水。
　　——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分送给我的朋友们，勒内？
　　得到新香水的朋友们都是纽约的一些大公司的经理。就在他们收到科科的可爱的礼物时，韦尔泰梅兄弟也到了科科的家里。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他们要求友好和解。诉讼就此停了下来，再也没有作出什么判决。夏奈尔小姐和韦尔泰梅兄弟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协议规定：
　　1。夏奈尔小姐有权在任何地方生产和销售夏奈尔牌香水（后来她利用这一条款作为不可绕过的压力手段）。
　　2。赔偿战争期间销售损失：美国，18万美元；英国，2万英镑联国500万法郎O947年内付清。
　　3。按夏奈尔鲁不在世界各地销售总额的2％支付专利使用费。
　　上述条款不包括她在瑞士的独家经营权。她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谈判期间，德尚布伦多次往康邦街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德尚布伦对韦尔泰梅两兄弟说，她在瑞士。并强调指出条件是均等的、但如果他们利用当时的气氛打官司的话，原本是可以获得不如此苛刻的条件的。这一点科科也是知道的；她夸大了事实。见好就收。皮埃尔·韦尔泰梅至死一直是她最忠诚的支持者。新协议签署后，科科请德尚布伦夫妇到她家去喝香槟，共进晚餐。
　　——亲爱的邦尼，她对律师说，我赚了许多钱，这您知道，但我花费得也多。现在，亏得您帮忙，我可以不必被迫工作了。
　　她躺在长沙发上，两只脚搁在沙发前的矮桌子上，这张桌子是用来整理放人抽屉的材料的。
　　“既然我什么也不用干了，桌子也就不需要了（她把桌子朝若瑟。德尚布伦推去），送给您吧！”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复奈尔五号香水的“传奇故事‘堤怎样诞生的。一位记者问马丽莲·梦露：
　　——您早上穿什么？
　　——一条裙子加一件套衫。
　　——下午呢？
　　——换一条裙子和套衫。
　　——晚上呢？
　　——还是帮子加套衫，不过是丝质的。
　　——临睡时呢？
　　——洒5滴夏奈尔五号香水。
　　睡衣和衬衫的制造商几乎要破产了。但他们从玛丽莲那里得知科科在白色布料上都印了自己的嘴型；于是就用几千米白色布料制成男女床上用品，得到了补偿。没有人比科科更看望玛丽莲的话所产生的影响。战后在纽约举办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透露了这一席话的大体情况，并说：“无论何时何地，你如果想被人拥抱，就得使用香水。玛丽莲指的不可能是别的香水，因为如果是别的香水，她就会被怀疑与经营这种香水的公司有牵连。她像女人讨男人欢心似地悄悄地提到了夏奈尔香水，就像说出了一个大秘密。她说，夏奈尔香水是传递爱情的媒介，需要的地方洒上几滴，你就会有新的感觉。这是一出两个秀色可餐的女人的双簧戏，年轻的一位利用了年长的那位的秘方，因为她很清楚五号香水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配制成这种香水的香精，不如说来自科科本人和她代表的东西，也就是说即将在金赛①报告中起着爆炸性作用的可怕的事实：享受的权利。科科十分明白，她的香水和她的风格之间的互补性、香水的好处并不是几千个享有特权的妇女所专有的。只要用几滴五号香水，穿上一条裙子和套衫，所有的妇女都可以成为玛丽路
　　科科说：“我在瑞士领取了香水专利使用费，并把这笔钱留在了瑞士，我不想把它拿回来缴上90％的税。”
　　然而，她在1968年法郎危机时还是发了很大的火。她说：“许多人带着整箱的钞票去瑞士。应当对他们大喝一声，停下来！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国家的事，随它去吧。如果到了那里。你就会听到：法郎，不行。他们不接受法国的钞票。”
　　一位接近科科的人士估计，香水每年可以给科科带来500万法郎的税后净收入。我也听说过1969年的数字，但她从来不感到满足。皮埃尔·韦尔泰梅去世后，科科在瑞士请了一位律师想再得到点好处。韦尔泰梅的儿子的辩护人讨好她说：
　　“如果我有您的财产的三分之一，我就满足了。”
　　“您是谁？我是夏奈尔小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您呢？谁知道您？”
　　她发泄了心头的怒火。她是不是听懂了韦尔泰梅的弦外之音？她要我嗅嗅一种新香水：
　　——您觉得这种香水怎么样？
　　——很清幽……
　　——它的香味很持久。她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香水了。
　　她想把它称作科科香水，在百老汇上演根据她的生平改编的轻歌剧《科科》上演时推出。如果韦尔泰梅兄弟也感兴趣的话，这次条件就会不同了，她会提出对半分成。
　　“这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这是用我自己的钱造出来的。我花了钱就要让它再回来。”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您不想领导一家香水厂吗？”
　　还有一次，她当着里昂丝绸厂厂长科尔孔贝的面，提出要我当夏奈尔公司的经理。这位厂长和我一样都被惊呆了。她越来越多地谈起钱的问题。我听到她抱怨过在康邦街上的那家店里领的工资太少了：每年才100万，但她接着又说伙食在外。她和雅克·韦尔泰梅（小韦尔泰梅）的关系一直是屈尊俯就的，有点惹人耻笑。她说。夏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