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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游之长生不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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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松认为：“曹操兵马确实遭到疾病的严重危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导致曹军的惨败呢？”“血吸虫急性感染乃曹军致败的主要原因”。“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时被血吸虫感染时间、潜伏期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及危害上是相符的，即在秋天感染后陆续发病，至冬天在赤壁决战时已是疾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相反，那些在疫区内长期从事生产、生活，经常接触疫水的刘备、孙权兵马，虽然也经常感染血吸虫，但多数是慢性血吸虫病”。“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吸血虫病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的要害所在”。13
季始荣则认为：“赤壁之战曹军败北，曹营所发生的疫病与血吸虫无关，而有可能与疟疾流行有联系。”“疟疾是著名的古老疾病”，“疟疾为当地常见病，有的还会暴发流行”。“传播季节自4月开始直至10月共有七个月”。“曹军当年经豫南越过桐柏山脉，遍走武当山、荆山，进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都是疟疾传播季节”。加上“急行军，官兵疲乏，进入湖北后可能感染疟疾，经反复传播在军中造成流行，终致有的病重有的死亡”。“疟疾基本上是全国普遍性疾病，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对疟疾都易感，军中一遇相互传播，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想像的”。14
田树仁认为：“曹操军队赤壁之所以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频年流行可伯、凶猛传染病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到底都是哪些传染病？”“有人曾怀疑这可能是斑疹伤寒。如果确是这个病，再结合建安初期，中原军阀混战时，有的军队虱虮很严重。那末，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很广，被称之为‘战争热’、‘饥荒热’的虱媒传染病，在那战乱、饥荒频仍的时代，是否也曾兴风作浪过？”“似有此病之嫌”。15
＇曹操错误的军事指挥所致说＇张耀枢、卢专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拿战争双方的情况来看，曹操势力强，是主动的进攻，战略上处于优势；孙权势力弱，是被动的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但这仅是一般的情况”。双方各有优劣，“现在来看出色的军事家是怎样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战略形势转变的”。“当时，曹操的军队追击刘备，乘胜南下，直到长江北岸的江陵，在这里，他把部队大部分安排上战船，沿江岸也有部队，这样顺流东下。孙刘方面，周瑜统率三万部队，主要是水军，在武昌会师刘备、刘琦的两万人，溯江而上去迎击曹军，两军遭遇于赤壁”。“这里可以看出：曹军布置上的错误，把大部分不习水战的士兵摆在船上，以水军作它的主力，陆上的军队只能起配合作用，使北方骑兵的威力不能发挥，又因为‘水土不服’，多数士兵已发生患病现象。而孙刘联军的指挥上却掌握着以精练水军在大江上作战的这一有利地位。所以，第一次的遭遇战，就取得小胜，这下曹军把战船移靠长江北岸”，周瑜又“针对‘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这一个大错误，采用‘火攻’的战术。于是曹操大败”。
卢专认为：“决定战争决定进程的主要是掌握了一定物质力量的人的主观努力。曹军之所以染上疾疫，并不是运气不佳，主要是曹操错误的战略思想造成的。曹操兼并荆州后，在还不具备统一中国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情况下，便急于求成，企图一鼓作气荡平东吴。为此，他不顾部队连续作战，已疲劳不堪，驱使他们冒着炎热强行军，这就必然引起疾疫流行。再如赤壁之战时，江面上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周瑜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采取火攻，而曹操面对东南风，不仅想不出什么破敌之策，而且对它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没有一点警惕。相形之下，我们不觉得曹操的谋略比周瑜低一筹吗？”16
＇败于火攻说＇韩国磐持此说。
他认为：“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周瑜等论述曹操方面的弱点，就是曹的后方不稳，有后顾之忧；军心不一，舍鞍马之强，而与南人争舟楫之利；马无藁草，士兵不习水土，必生疾疫等，却未估计到夏历十一月会大刮东南风，助长了火攻这一偶然因素。而东南风助成火攻这一偶然因素，确是曹军大败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应看到曹操“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以致偶然因素能起作用，终于失败”。17
＇基本原因是水军兵力较弱，决定因素则是军士狐疑说＇施丁持此说。
他认为：首先，“在水兵方面，联军优于曹军，是赤壁之战胜负的一个基本原因”。“曹军本以鞍马为长”，“但顺江东下”，“曹操所得之荆州水军本不够用，原有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以此骑兵改编为水军，当然是舍长就短，这是真正之患”。其次，“人心之向背与士气之高低，是赤壁之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曹操自江陵东下，水军以荆州降者为基干，与孙刘联军交兵，问题更大。荆州水军，除了与刘琦部队有同乡之谊，交锋时情难下手外，又因往昔一再败于孙军，今又力量较弱，更有恐惧心理”。而“孙刘联军却无荆州水军那种思想与心理，他们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刘联军与曹操水军相较，在军心士气方面，显然有‘同仇敌忾’与‘尚怀狐疑’之别；而如此两军作战，谁胜谁负，不难预料”。18
＇主要是曹操骄傲轻敌说＇李恩普，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持此说。
李恩普认为：“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处绝对优势，接连打了不少胜仗，拥有雄兵数十万，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挥师南下，刘琮束手就降，荆州垂手而得，因而横槊赋诗，趾高气扬，骄傲轻敌，看不到自己军队弱点，对黄盖诈降，缺乏警惕，对东吴利用火攻，毫无戒备，结果招致惨败”。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曹军由于行军疲惫，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水师又是刚刚归附的荆州降军组成的，人心涣散，因而战斗力并不强。特别是曹操骄傲轻敌，轻信了周瑜部下黄盖的诈降，使黄盖得以数十艘装满柴草油脂的小船靠近曹操的战船”。结果“烧掉了曹军的全部船只”，“还延烧到江岸上的曹军大营”，使得“曹军全线崩溃”。19
4．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有汉川、汉阳、黄冈、武昌、蒲圻等。近年来通过研讨逐步趋向一致，但仍存有三种不同看法。
＇嘉鱼县境说＇《毛泽东选集》注、范文澜、天津师院《中国简史》等持此说。
《毛泽东选集》注指出：“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20
范文澜认为：“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孙刘联军“与二十多万曹军在赤壁（湖北嘉鱼）会战”。21
＇蒲圻县西北说＇丁力、陈可畏、冯金平等持此说。
丁力认为：“赤壁是山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赤壁公社。位处长江南岸，峙立江边，山岩石壁呈赭红色，故曰赤壁”。“大江北岸就是乌林矶，今属洪湖县龙口公社，就是当年曹操兵败乌林的地方”。“赤壁的东边有一条陆溪，又名陆水，注入长江处有一小镇，名陆溪口，在今嘉鱼县西，即三国时代的陆口。孙权使鲁肃、吕蒙屯兵陆口，即此”。“解放后，有不少出版物把赤壁的地点注释错了”。“造成这种错误，恐怕是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辞源》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本来，解放前，赤壁是属于嘉鱼县，但不是在嘉鱼县东北，实际地点与旧注家所说的方向正相反，而是在嘉鱼县西南。嘉鱼县东北是老官咀、牌洲、并没有赤壁”。“解放后，人民政府考虑到蒲圻县是山区，在长江没有出口处，于是就把原属嘉鱼县陆水以西赤壁一带的地方，划归蒲圻县。这样，蒲圻北部山区的竹木山货，就可通过长江来运往各地了。现在赤壁公社的所在地，就在赤壁山下”。22
陈可畏认为：“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就是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的赤壁。”其理由是：（一）“今蒲圻县的赤壁山，位于县城西北一百余里，恰好与洪湖县东龙口公社的乌林矶南北相对。这同《三国志》赤壁之战中的赤壁与乌林的位置记载完全吻合”。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赤壁初战失利后，便率领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的乌林一带，而周瑜、刘备联军则驻扎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也就是说赤壁与乌林南北相对”。（二）“孙刘联军在赤壁首战中能以少胜多，而曹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是不敢在初战中强攻而北撤，二是北撤之后迟迟不向孙刘联军的驻地赤壁发动进攻，这说明赤壁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位于长江南岸，北端延伸于大江之中，悬崖峭壁，有利于进攻、防守，西南有黄盖湖，经石头、清江二口通长江，可以隐藏大量的水军、战舰并防止袭击，这是黄岗赤壁和武昌赤壁所没有的”。（三）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迹等为证”。如“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刘表传》云：‘赤壁，山名，在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中引《地志》说：‘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等等。23
冯金平也持类似看法。24
持此说者还有吴永章、舒之梅、蒋永星、胡秦葆等。
＇武昌赤壁说＇持此说的有吴应寿、万绳楠等。
吴应寿不同意赤壁位于蒲圻县西北的看法，认为：如按上述说法“那么古赤壁就与江北的乌林南北相对了，但从赤壁之战的规模来看，两军对垒只隔一江是不可能的，而必然有较长的战线。因此赤壁之战的地点与乌林必定有一段距离，这样，乌林对面的蒲圻县赤壁山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战场”。“古赤壁应是在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25
万绳楠认为：读《江表传》所说：“‘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感到乌林与赤壁对岸说有问题。如果乌林是与赤壁对岸，怎样解释借东南风，‘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呢？黄盖烧船应是上溯而非横断长江”。又“检《水经注》卷十四（永乐大典本），先记江水“又东径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后记‘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乌林在蒲圻县，赤壁山在武昌县。则郦道元早已考定了乌林与赤壁的具体位置，二者一上一下，并非隔江相对”。26
凑字数2，勿看
第1部分
序言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华腹地的山川宝藏，特别是一些异鸟怪兽、奇花异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中《海外经》介绍了传说中的海外异国，如双头国、三首国、女子国、丈夫国、大人国、小人国等国的风俗习惯，更是奇中有奇，不但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能使人增长很多知识。
西汉武帝的时候，有人给皇帝贡献了一只奇异的鸟，拿各种食物喂它，但它都不肯吃。著名文人东方朔看见这只鸟，就说出了它的名字，又说它应当吃什么。一试验，果然就像东方朔说的。皇帝问东方朔怎么知道的，他说《山海经》中有记载，看了自会知道。到了汉宣帝时，上郡某地的一个石室塌陷，有人发现里面的石壁上刻画着“反缚盗械人”的图像，传说开来，但无人知晓何意。大学者刘向却指出这是“贰负之臣”。皇帝问他怎么知道的，刘向也回答是从《山海经》上看到的。皇帝大惊，朝臣哄动，于是出现了一股阅读《山海经》的小热潮。
到了东汉明帝时，有一位水土工程专家叫王景，因治理河渠有功绩，得到皇帝的赏赐，礼物中竟然有一部《山海经》。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一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却折服于《山海经》，曾一口气写下《读十三首》诗，留传至今。其中的第一首诗就表达出他读《山海经》后快乐兴奋的情绪和通晓天下的效果：“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产生于明代的章回小说《封神演义》和清代的长篇小说《镜花缘》，读者往往被其中的神奇故事所吸引，从而对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佩服不已。但可知道，书中的故事素材和艺术构思，不少是取自《山海经》的，而作者的想象力也多受《山海经》的启发。如此等等，《山海经》的魅力自当不言而喻。
那么，具体的魅力何在呢？在于《山海经》丰富而神奇的内容，举凡当时人所能听到的、所能见到的、所能认识到的、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事物，无不记载。如大大小小的山丘河流，形形色色的花草树木，神里神气的半人半神，怪里怪气的半人半兽，瑰丽多彩的金石矿物，奇形怪状的禽鸟野兽，变化莫测的神话传说，各种各样的国家人民，神秘的祭祀，古怪的装束，奇异的病症，灵验的药物，味美的食物，毒人的野味，超乎常理的日月，高出常情的工艺，上古帝王的世系，传闻不一的古史？？简直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
就因为《山海经》是一部综合各种知识而显得庞杂的古籍，所以，自古以来对它的性质众说纷纭，而对它做的目录学分类也不统一。西汉刘歆在《上表》中论其性质说：“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看作是地理书。此后的历代史籍目录颇有同其说者，如《隋书…经籍志》等，就把它列入地理类。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山海经》归入数术略形法家之类，看作是巫卜星相性质的书。此后也不乏同其说者，如《宋史…艺文志》就把它列入五行类。明朝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看作是神怪之类的书。清朝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在辩驳了诸家的说法和归类后，认为“核实定名”，应是“小说之最古者”，又看作是小说性质的书。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把《山海经》列入古史类，则看作是史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山海经》称作“古之巫书”。就《山海经》的性质及其成书来说，鲁迅的论断是确定不移的。《山海经》确是古代的巫书，是一代一代的巫师把所见所闻通过口耳相传，积累而成。很早以前，巫史不分，是具有世袭性和专业性身份的一群人。他们是那个时代学识广博的知识分子，主持山川神灵的祭祀典札，接触各种人物，相互交往频繁，享有交流吸收各种文化知识的优越条件，负有传递保留各种文化知识的重大责任。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主要充当氏族首领、部落酋长和奴隶主的高级顾问。为了让一般的人信服自已、崇拜自己，巫师们就要尽量表现得见多识广。于是，他们努力积累文化知识，采掇奇闻异事，使掌握的文化知识代代地增加。后世的人把巫师们口耳相传的知识加以整理记录，就成为《山海经》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到了战国时期，有人把这些性质相似而杂乱无章的资料编撰成文，《山海经》就产生了。到了汉代，又经人增删润饰，就成了现在所看到的《山海经》。现存之《山海经》共计十八篇，从其外壳结构看，大体可区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而联系到它的内容，又可划分得更为详细。即《五臧山经》五篇，地理范围是华夏之地，内容多记山川地理，奇异的动物、植物、矿物，祀神的典礼和祭品、祭器，有时亦写诸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海外经》四篇，地理范围较《山经》为广，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载了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刑天断首等；《海内经》四篇，不仅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巴蛇和贰负等状况，同时兼记一些国家和民族，还写帝王的世系，器物的发明创造，如帝俊的后裔番禺发明舟，吉光发明车，晏龙发明琴瑟，又均是最早的锻工，炎帝的后代鼓延发明钟，并且作了乐曲等等。古时学者大都认为《山海经》是夏禹、伯益所作，今天看来此说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上看，还是从各篇成书时间早晚不一上看，《山海经》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是集体编述而成。因为《山海经》的内容非常广泛，是民间个人无力完成的，即使一个氏族部落的领导集团也只能编成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古时地域、交通条件的限制，一个部落不可能了解到各地的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巫师口耳相传累积，在大一统的后世将其加以整理成书。而早期巫师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结构，大凡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生物、医药、帝王世系及重大技术发明等等，无不知晓，故《山海经》的内容十分驳杂。《山海经》是知识的山，是知识的海，并以它广博、丰富的内容和奇特、高超的想象力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所称道、所叹服，因而它不仅是广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是广大读者朋友获得许多古代文化、历史、民俗等知识的宝库。此书所记的山、水、国、民族、动物、植物、矿物、药物等，除大部分是殊异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常见的。然而，无论其是殊异的还是常见的，都是上古历史、地理、风俗的一个侧面。所以，要了解古代的山川地理、民俗风物、奇兽怪鸟、神仙魔鬼、金玉珍宝、自然矿物、神话故事，不可不读《山海经》。而且，《山海经》也为人们了解自然知识和古代某些充满巫神祈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其是《山海经》中所保存的为人们所熟知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禹鲧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传说，不仅是以幻想的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积极鼓舞；而那些如太阳每天的东升西落、月亮每月的圆缺盈亏、一年四季的寒暑变化等有关自然界的记述，不仅仅是上古人要为解释自然现象而作，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探索的勇气。诸如此类，真可谓有永久的魅力！然而，由于《山海经》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写成于一时，文字记载上本已疏略简乱，再加上流传时间久远，所以，讹误衍脱、增削窜改的情况很多，使人不便阅读，往往难以理解，需要做一些校勘疏通的工作。但考虑到本书为一部普及性读物，在于简明，不宜进行繁琐考证，故采取通便之法，既能保持原文面貌，又可校正理顺文字，还要不必列出校勘记。这就是：凡遇讹文，即标以圆括号，后面补上改正之字，并标以方括号，表示更正，如《南山经》鹊山条中的“其状如穀而黑理”一句，“穀”为“榖”之讹，于是校正为“其状如（穀）＇榖＇而黑理”；凡遇衍文，即标以圆括号，表示删除，如《南山经》最后一条中的“一璧稻米”一句，在上下之中读不通，实为衍文，于是校正为“（一璧稻米）”；凡遇脱文，即标以方括号，表示增补，如《南山经》柢山条中的“又东三百里柢山”一句，“三百里”下脱一“曰”字，于是校正为“又东三百里＇曰＇柢山”。凡作如此校正的文字，都是有可靠根据的，是在吸收古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明人王崇庆，清人王念孙、何焯、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今人汪绍原、袁珂等，其中尤多得益于袁珂的校勘成果。又《山海经》中每多异读字、通假字，难识难读，故随文用拼音注上音，而且不避重复，以方便今天的青年读者。本书的注释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则，避免繁征博引，力图简明扼要，以疏通文义为主。注释中所据成说，主要出自晋人郭璞的《山海经传》、清人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今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另外，也间出己意，以发明前贤所未逮者。如遇似是而非之说，或几种说法均可通，却难决断，则于注释中列出，以供读者鉴别择取。如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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