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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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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采访了这家老人院的当天下午，我在离住处不远的理发店里遇到了 一位名叫戴维的美国老人。当时，理发师约瑟夫正在给他系围脖儿，冲着镜子对他说：“戴维，你现在越来越精神了，等我给你剃个漂亮的发型，保你比年轻时还帅。”
“算了吧，我年轻时头发比现在密多了。对了，我还没跟你算帐呢，这两年我的头发越来越少，怎么也不见你减价呀？”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我留意打量着这位风趣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红通通的脸，挺直的腰板，充沛的底气，真是位精神的老先生。老人生活的选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当下决定采访他。
他爽快地答应了，但说当时正有个约会，不如傍晚在街心花园碰面，那是他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地——原来我们还是邻居。
当他如约出现在花园时，手里已牵了两只棕色的鬈毛狗，老远就跟我挥手致意，兴高采烈地指着树上的花蕾说：“纽约的春天总算来了，我还以为它今年要耍赖了呢。”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起来。老人今年已近八十岁了。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农场里，三代同堂，一大群孩子。”整天乱糟糟的，没人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他笑着说。后来，他不愿意再过平淡的农场生活，只身来到了纽约。
当过餐厅侍从，杂货店伙计，最后不甘寂寞，上了表演学校，做起了演员。
他提了几部电影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心想这下会使老人难堪，便连忙补充一句：“我才来美国两年，很多老电影我没看过。”
他毫不介意，说：“别说是你，就是美国人也早把这些电影忘了。我当时演的只是些小角色，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不然，今天我坐在这儿，不是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找我签名了吗？”他顿了顿，挺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不过，我最骄傲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演艺圈里，我一直都有工作，从来没让我太太孩子担心过。我太太可漂亮了，可惜去年她过世了。现在，我跟它们过。”他说着，拍了拍身边的鬈毛狗，两只小狗亲热地伸出舌头，起劲儿地舔了舔他修理得很整齐的胡须。
我问起他的孩子。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干得不错，在大公司里做经理，也已生儿育女。前两天过父亲节，孙子、孙女们还给他寄来了贺卡。逢年过节，儿女们都来看他，他也时常去他们那儿串串门。
“但我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即使是亲生儿子的负担。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再说，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
我在学电脑，每天在电脑网络上读报纸杂志；我还研究股票行情。不瞒你说，我早些时候买的股票，价格都已经上翻了好几倍。”老人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显然，能跟我这位小听众吹吹牛，他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您无法照料自己了该怎么办？”我不知趣地问。
“我早就买好了保险，到时候会有家庭护士上门服务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这个条件。我是很幸运的一个，计划得比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养老院里的压抑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在美国的三年中，我发现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据美国官方统计，七十岁以上的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
我个人认为，这固然与华裔老人经济状况的相对贫困有关，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杀与绝望相联，绝望又是失望的积累。而失望呢，就会牵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华裔老人对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赖于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诸如是否与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顺等等。在我们 的传统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年纪大了，子女却不在身边照顾，岂不与孤老无异？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认为是丢脸的事。而美国人的家庭似乎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儿女只是中间十几年的过渡。儿女一旦成人，经济上就与父母绝对分开，父母一般来说也不愿像许多中国老人那样承担抚养第三代的“麻烦事”。乐得自己出外旅游——累了一辈子，该清闲一下了。反过来，父母年迈体衰，子女虽然通常也会每周过来探访一下，但亲身服侍的并不多见，父母也并不因此责怪子女——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父母。每个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几乎全由自己负责。如果工作时没有给自己预备下养老金，那可全怪自己，这包袱做子女的一般不会承担。
两种观念，孰优孰劣，很难给以简单的判断。一方面，人是需要亲情的动物，生老病死，总是希望有亲人相伴，至于彼此不愿迁就，难以和睦相处，而坚持与子女分居的想法，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另一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完全责任，年轻时不依靠父母，年老时不依赖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持相对的独立，又的确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个人认为，前者可以更多地从子女方面得以改善，而后者呢，对于老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则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近来颇为憔悴。问其原因，才知道其父去世后，其母精神孤寂，无以排遣，不时拿女佣出气。近来情况更趋恶化，一天几个电话打到儿子单位，要求儿子昼夜陪伴，对儿媳又百般挑剔，弄得我这位朋友与妻子也产生了一些不和；稍有小恙，就疑是不治之症，定要住院治疗，还时时冲医生发脾气，说他们与儿子一起欺骗她：“你们就是希望我早点儿死。”
儿子对这位母亲毫无办法，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叹气摇头的份儿。其母的处境固然让人担忧，儿子的烦恼也实在值得同情。各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多独特性，但一部分老人精神空虚，给自己和子女带来很重的负担，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晚年与子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可能性也正受到挑战。于是，朋友在老年时期就会显得格外重要。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离休前曾是位副部级干部，实权在握。当年，在家时门庭若市，出门时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离休之后，老人心中一直耿耿不平，见人必谈世态炎凉，其忿懑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不少先前唯恐巴结不上的人一见他没了实权，就不再来往了，甚至见面打招呼都少了几份恭敬；原来生病上医院，医生护士全都殷勤周到，如今不仅脸色不好，而且用药标准也不如从前。老人心想原先有人鞍前马后地伺候，而现在却连个说话的人都难寻，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那天我去这位朋友家串门儿，与老人家闲聊起来。他又搬出一些新的佐证，说明人情的浅薄，天底下没有真心的朋友。他的儿子忍不住了，数落了他几：“老爸，那些人本来就不是你的朋友，人家来就是求你办件事，如今他们依然要办事，你又帮不上忙，为什么还来求你？要怪只能怪你当时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结交真的朋友。那时候你的架子大得吓死人！换了我，也对你没好印象，干嘛还搭理你？”
老人猛喝一口茶，不作声了。
一所舒适的住宅在于它的未被占满的空间，一颗睿智的心灵在于它的开阔与宽松。老年人，正因为与世事的喧嚣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才更应该有了某种超脱，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见识。这种精神的陈酿，不仅是社会的财富， 更是他们自身幸福的最好的保障。身体的衰老和精神的成熟，从社会中淡出和对社会更深刻的见地，这些奇妙的组合往往出现在老年，这是年轻人无以速成的本领。
再说说死亡，这个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吧。有一位日本的文学家说过：“在生活中有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人是不愿死的，但唯有不断积累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事物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这似乎是个悖论，却有它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一个真正爱着和留恋着的人会在他所热爱和留恋的事物中找到归宿，找到永生。我的爷爷，当他拄着磨得光滑的手杖看着重孙们追逐嬉戏的时候，他是多么满足。有一次，须发皆白的他翻开六十年前的照片，指着上面身着长衫、手持礼帽、潇洒地笑着的自己，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辈人，留不下什么遗产给儿孙，只能传个正派的家风吧。眼看你们都长大了，我很安心。即使有办法返老还童，我也会拒绝，就像一个走了很长的路的人，快要到家了，怎么也不会愿意被拉到起点，再走一次。”我相信，经过一次死亡考验的他，说的是不妄的话。在他那被皱纹压迫的眼睛中，闪烁的是平和智慧的光芒。
人从萌芽开始，就驶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航线。天灾人祸、意外事端，死亡对于儿童、青年、老年几乎是机会均等，随时可能降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年本身并不与死亡更亲密。而每位老年人都应该在心里存了感激，感激上天给了自己体验完整人生的机会。没有什么比在老年时面临死亡更自然的事了。
每一个有着丰富回忆的人，当他们回首历史往事，品尝个中滋味的时候，就像是在高速摄影中观察一棵果树的生长，看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果实由青变白，由白转红，如果这果实成熟落地，岂不是最自然的结局吗？从容坦然，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心态。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说过：“只要有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但我还是相信进步。”
当然，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奢谈老年，定有许多漏洞。但愿我能活到老年，能以切身体验证实以上的这些话。
体面
“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我对我的美国同学说，“美国政府常常在中国人那儿碰壁，就是因为太盛气凌人，不给面子。”我的同学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新问题，皱着眉头问我，“既然中国人最讲面子，为什么唐人街是纽约各个少数民族社区中比较脏乱的呢？”
我一时语塞。
我的先生曾经有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国秘书，她崇尚中国功夫，刻苦修研，如今已有了相当的功力，并担任纽约地区女子防身协会的秘书长。别看她表面温文尔雅，练起拳脚来却是英武逼人。前不久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乘国内航班从上海飞往北京。下飞机时，身后一位中国男子反复用手推她，催她快走，她从未遭此礼遇，不知如何是好，忙问我的先生是否碰上了坏人，需要还击？事后她不解地问：”下飞机为什么要推人呢？他不懂得尊重妇女吗？要是在美国，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如果说男人行为鲁莽无礼让人愤怒的话，女人的失态就多少可悲了。我不明白，不少女人在年轻时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为什么一旦生儿育女步入中年以后，不但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连举止也“男性化”起来了？
为一点儿口舌之利就搬出最难听的脏话，连男人恐怕都要脸红，她们却一派气宇轩昂，自以为泼辣豪爽，在众人眼里，其实已经粗俗不堪了。
如今，国内的考察团一批批地前往国外访问，一些有失水准的行为也跟着出口到国外”发扬光大”起来。我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旅游点，遇上来自国内的一个代表团。当时正值暑天，旅游旺季，公共厕所外排起了长队。三位国内来的女同胞竟如人无人之境，冲到队前，心安理得地等在最前面，全不顾后面的人高声抗议，只当听不懂英语。充耳不闻。我不相信她们连“sorry”也不会说。她们说说笑笑地往外走时，人群中发出了嘘声，我听见有人说：“Chinese（中国人）。”更要命的是，她们认出了队中的我，一时非常兴奋亲热：“你是杨澜吧？肯定是！我们是你的热心观众。从你的节目里了解了很多世界知识。”周围的人异样地看着我，我的脸腾地红了。我当时的态度，在这几位“热心观众”看来，肯定太冷淡了一些。怎么能不冷淡呢——排队的礼貌是不必特别介绍的“世界知识”吧。
曾有一个国内的代表团到德国考察，成员大多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有一次坐渡船，当地陪同给每一个人买了一张船票。这张船票是一种硬币，把它投入自动收款机后，就可以转动挡杆上船。代表团中有一位老兄，在挡杆前突然叫了起来，说自己投了硬币，为什么挡杆不转动呢？售票员闻声赶来，开始检修收款机。试了几次，见并无故障，便向这人道歉说：“大概是刚才机器一下子卡壳了，请您上船吧，对不起。”等大家上船之后，这个人突然大笑起来，与同伴们说：“都说外国人笨，果真不假。其实我根本没投硬币，我是想留下来拿回去给儿子做纪念品的。你们看那个傻老外还居然相信，还说对不起！哈哈哈。。”多么由衷的快乐啊！我真想对这位说一句：“瞧您聪明类似的“趣闻”尚有不少，每次听到，我心中都有别样滋味。真想给这些人深揖一礼：“拜托拜托，别再给中国人丢脸了。”
有人谈十年动乱带来的社会起码规范的混乱，有人谈贫穷带来的精神上 的低要求，我认为都有道理，但似乎又不能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唐人街的华族该没有直接遭受“文革”的迫害，出国考察的老兄大概也不是买不起一枚硬币。
我不想擅自把这些事与国民性联系起来，也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度谈社会标准，想来想去，找到一个词：“体面。”
《辞海》中把“体面”解释为“礼貌；规矩；面子”。从字面上看，“体”和“面”不外乎是外表上的东西，这个词在生活中常被用来描绘衣食住行的排场，于是“体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带上了虚浮的色彩。在我看来，“体面”其实是自尊自爱的外在表现。有人也许会说：“体面不过是一种包装，一种希望被他人认同的形式而已。”我却认为，人，既然生活在群体中，就需要这样的形式和包装。这不仅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更是自我心理的需要。难以想象，第一次约见女朋友的男士，会把自己故意搞得蓬头垢面；也难以想象，热爱家庭的妻子会为一个乱七八糟的家而自豪。我们虽然不需要为迎合他人而一味地矫饰自己，但是渴望得到尊重，按社会公认的基本标准检点个人的举止，却是人之常情，是人的起码修养。
况且，体面不仅仅存在于个人整洁的服饰，抬人的态度，得体的言行，更在于磊落的行为和尊严的人格，进而累积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它直接表现为一种羞耻感，有一种对公众舆论的敏感。这种羞耻感即使在缺乏他人监督的环境下，也会表现为自我的约束。亚当和夏娃以裸体为羞。而人穿上了衣服，并不一定就自然拥有了体面。
我相信不少人与我有同样的经历：过去见到行乞的人，往往怜其不幸，助以小资，但现在，厌恶之情却常常大于怜悯之心。原因就是许多人以行乞为职业，或自残肢体，或无病呻吟，以人格的代价骗取同情，不劳而获，甚至聚敛财富。最难以容忍的就是利用孩子行乞。四五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被逼迫或诱骗着向陌生人伸出小手，极熟练地将几句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行乞词”操练一遍，拿了钱后，一转身交到躲在暗处的成年人手中。那人见是大张钞票，便鼓励几句；如果是一把零钱，便训斥有加。只见孩子起劲地讨着，成年人稳当地收着数着，那场面真是我平生最痛恶的：难道还有比剥夺孩子的自尊与体面更难以容忍的事吗？一个伤残的孩子还可以读书，一个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还可以自食其力。一个从小没了羞耻感的孩子，能做什么？一次，与几个朋友从餐厅出来，迎面遇到一位面色红润、毫无困顿感的中年妇女，牵着抱着三个毫无相像之处的孩子，声称一家四口遭灾，几天没吃饭了，要求施舍。那三个小人在她的推搡下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拉住我们的衣角，眼珠转来转去不敢看人。嘴里嘟嚷着几乎听不出的恳求。我忍不住气，对那个女人说：“你如果真是他们的妈妈，怎么忍心逼他们来做这样的事？”
原谅我举的都是些反面的例子，实在是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休面只是做人的起码标准，所以拥有它的人并不以它为奇。而一旦失去了它，一切就会变得难以容忍。而一个国家的体面，要靠每一位国人去珍惜啊！
最近，美国《读者文摘》做了一次全美调查。调查员把一只钱包放在街上，然后隐蔽起来，看抬到钱包的人会怎么做。结果67％的人把钱包交到了警察局。
我们是否也可以做一个同样的试验呢？
向往希腊
希腊是如此不同。
拜惯了菩萨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裸体的维纳斯雕像时，一定吃惊不校这个爱琴海国家的传统——什么公民、选举之类，与我们君权天授的历史毫不相干。原来整个西方文明都跑到希腊去认祖归宗。其实，希腊的命运比近代中国还要可怜：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时代到一次大战结束的近两千年中，希腊压根儿就没有独立过；罗马人、东哥特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轮流坐庄，二战期间德军又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希腊的时运如此不济，倒让富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顿时软了心肠。再端详希腊的那些健美的神像，就觉得并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甚至还发现了人家的一些优点：当我们祖先用金丝楠木支撑的宫殿在岁月中腐蚀殆尽时，希腊那些古老的神庙却依然屹立，毕竟，它们是用石头做的。
在我看来，不论后人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上如何借题发挥，任何一种文明原本都是值得敬重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表态之前，先拿来与自家的文化比个山高水低。正如美国有句谚语：“苹果是苹果，橘子是橘子。”
我向往希腊，正是因为它的不同。
当我带着一脑袋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兴冲冲地来到雅典时，却大失所望。整个城市被毫无特点的不高不矮的灰色水泥楼房所覆盖，实在平庸得很；卫城山上的巴特农神庙前游人如潮，在烈日当空的夏季，更添了烦躁。加上神庙正在维修，俊美的石柱被脚手架东遮西拦，顿失风雅。我只好匆匆拍了一张纪念照，表示到此一游——其实拍给谁看呢？反正不是给自己。倒像是为了以后向别人炫耀似的。
晚上去一家远近闻名的“亚里士多德”餐厅吃饭，饭菜没什么特别，价格倒让人印象深刻：一只食指粗细的海虾仅原料就标价四块美金，加上烹饪和服务费，竟达五块美金。我笑着说：”这价钱让我恍若置身于什么沙漠国家，而不是这个海滨都市了。”更绝的是，帐单递上来，上面竟有两三道根本没有点过的菜。正在大声惊诧，临桌的客人转过头来：“我们的帐单上也有不少出入，希腊人的聪明全用在这方面了。”
记得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说，她一直很向往北京，但参观了故宫、十三陵之后，却认为不如想象中的好，于是大呼“距离是美的必要条件”。我在雅典也有同感：这里名声最盛的古迹早已被现代商业所包围，而在号称国宾级的饭店大堂内，我却从已经磨破褪色的沙发绒垫上发现了什么是“历史悠久”。想想也不奇怪，我们曾接触的有关古城的电视片、照片、文字之类都力图从最佳角度刻画最佳形象，又加上我们至善至美的幻想功夫，怎么经得起例行公事式的走马观花呢？我不禁空前怀疑起旅游的意义来。
雅典的朋友劝我别失望。他们说：“想看真正的希腊吗？那得上爱琴海。”
我听了他们的话。
看过爱琴海的蓝色，便觉得其余的海域总有些混混沌沌、不清不楚。这里全是岩石海岸，所谓的沙滩也全是粗大的石粒，绝少泥沙，所以数米深的海水都是晶莹剔透的，可以看见鱼儿在游。
再往深处去，重重叠叠的海浪尽情地把天光吸纳、摇匀，酿成不透明的极纯的湛蓝色，似乎还有了粘稠感，让人只觉得心神随之荡漾起来，才明白了荷马把爱琴海形容成“醇厚的酒的颜色”，是多么的受用。
在这水如酒的海域里，我一天比一天沉醉：米克诺斯（Mykanos）岛上的高大风车和悠闲的塘鹅，让我愉快轻松得几乎懒散；克里特岛（Crete）上绚丽的壁画和险要的古堡，让我在长吁短叹中肃然起敬。而最让我难忘的是迪诺斯岛（Delos）和桑托林岛（Santorini）。
迪诺斯岛很荒凉，荒凉到在这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岛上，除了二三个守岛的管理员外无人居祝山脚下，曾经挺拔的太阳神阿波罗神庙坍塌了；山顶上，曾经辉煌的天后赫拉神庙只剩了一个平台；而在山坡上，数以百计的没有了旁顶的石屋依然规整，宽阔的石街依旧洁净，半圆形的露天阶梯剧场依然随时可以接纳五百位观众。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一千年中，迪诺斯岛是爱琴海各共和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商业也很发达。据说每天在那里被买卖的奴隶达一万人之多。当年的迪诺斯岛海港中，商船云集，好不热闹。四年一度的丰收节是全希腊最重要的节日。每逢佳节，周围各岛居民纷纷来此聚会，祭奠神灵，饮酒看戏，通宵达旦。但好景不常，一次罗马人来袭，守岛的希腊将士全军覆没。杀红眼的罗马人还不罢休，竟把岛上四万余平民百姓砍杀殆荆一时间哭喊震天，血肉横飞。大概是因为杀人太多，连强悍的罗马人也不敢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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